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一个隆冬季节。

　　我骑着自行车，拖着被夕阳拉得细长细长的影子，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祖辈们就拥挤在一条狭长而又弯曲的小山沟里。大老远根本看不见村庄，茂密的树木将村子遮掩得严严实实，这就是我们黄土台塬上独特的地窑院，“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一孔孔窑洞在院子四周临崖而修，冬暖夏凉的窑洞选址成了祖辈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气候变暖，频繁的洪灾成了地窑院无力抗争的伤痛。经过无数次的商议、研究、讨论、博弈后决定，放弃祖业，告别窑洞，全村搬迁至平整宽敞的高地。

　　这次搬迁，是我们村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迁徙，用我们队长的话来说：“这叫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尽管这话不是很贴题，却表明了即使忍痛割爱也要搬迁的决心。

　　搬迁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水源，因为建造房屋离不开水，必须先给院子打眼水井。黄土台塬最缺的就是水。我们村地下水源较深，一般六、七十米。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普及，市场上也没有机器钻井，全靠人工打井。一时周边几十里地的打井师傅被人抢了个精光。

　　眼看快到年底了，计划明年开春盖房子，这打井的事还没眉目呢。我骑着自行车再次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懊恼地对父亲讲：“这个井我来打。”父亲惊讶地问:“你会打？打不好会把井筒打弯的。再说了，你也没有打井工具呀。”我这人很犟，一旦认准的事，非干不可。晚上我买了两包好烟，找到邻村的打井师傅，向他请教了打井的基本要领，带着师傅借给我的风筒，第二天开始张罗着自己打井。

　　我拿来一个脸盆，扣在地上，用树枝沿脸盆的边沿画了一个圆圈。母亲用擀面杖挑着用红布遮盖的筛子，插到院中央，点燃三柱香，神情庄重地跪在地上边烧黄裱边念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东海龙王保佑我家打井顺顺当当，井水旺旺的……”父亲点燃了一挂鞭炮为我壮行，我如赴战场，义无反顾地戴上了安全帽，拿起了钢钎、錾子、手锤，在厚重的黄土地上重重地凿下了一个印痕。

　　我一直认为打井没什么难的，力气活而已。别人能打我为什么就不能打？当真正地蹲在井里时才发现，这是个技巧加力气的活路，一味的蛮干只会事倍功半。井口就脸盆口大小，人蹲进去两腿和脚必须八字形撇开，膝盖骨顶着井壁，钢钎在两腿之间的裆部挖。当眼前的土挖完后，再蹲着转圈挖下一部分，一圈需要转四次才能挖完，等于将一个圆分为四等份来挖。我在井里挖土，妻子用蛇皮袋子缝制成一个能装二十斤左右的口袋，挂在辘轳上绞土。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似的，一滩泥样瘫倒在炕上，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两条腿就像被钢筋固定了似的蜷着，半天伸展不开。心想这才刚开始，没打几米就这样，往下怎么挖呀？父亲一看我这样就说：“我说了嘛，这打井可不是谁都能打的，算了，明天再去找找，看看哪个村还有会打井的人。”我一听这话，臊得脸像红布一样。当我再去请教打井师傅时，他说：“开始都一样，没有习惯，三天过后就好了。”我只好咬牙挺过了三天，果然在第四天时身上不怎么疼了，腿脚也习惯了井下作业，不再罢工了。

　　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着铺开了铅灰色的乌云，瘦骨嶙峋的树枝惊恐地躲避着刺骨的风，腊月的天气被这风搅动得格外寒冷，旷野里翻滚着干枯的草团。大风过后，天空飘起了久违的雪花，不一会儿就落了一指厚。父亲在井上搭建起了简易棚，遮挡着飞舞入侵的雪花。尽管地面冰天雪地，井里却异常暖和。每次下井前我都要站在井边，脱下厚重的棉袄，穿上单衣单鞋，快速下到井里。从井口开始就在井壁两边半人高的地方凿上两行脚窝，踏步一样，便于上下井。在井下作业，不敢抬头看天，井口随时都有小土块落下，一旦向上看，不是被土块打伤额头就是被浮土眯了眼睛，最严重的时候会伤及到人的生命。我们邻村有一户人家请人给家里打井，井打了一半儿，钢钎秃了，需要到铁匠铺重新淬火。打井师傅去镇上的铁匠铺淬火去了，掌柜的是个急性人，左等右等不见师傅回来，就拿上自家的钢钎，安全帽也没戴下井去挖土。打井师傅回来后，不知井下有人，站在井口直接将淬火好的钢钎扔到井里，锋利的钢钎从掌柜的头顶直插而下。也有人将淬火好的錾子装在口袋里往井下放，结果口袋烂了个洞，錾子凌空而下导致事故发生。如果井下有人，放錾子时要装半袋土，将錾子放在土上，慢慢地下到井里去。每当累了，我就会大幅度摇动绳子五下，表示休息时间到了，每次十分钟。如果摇动三下，就是装满土了，可以起吊。这是下井前和妻子约定的暗号。只要一休息，妻子就会一边烤火一边站岗，防止小孩恶作剧而发生意外。

　　我遇到第一道石层是大约十几米之后，石层只有几厘米厚，是姜石构成的。用手锤敲击錾子，稍微一使劲就打通了。我想起打井师傅的话，井下最难对付的一个是石层，最难掌握的就是确保井筒不弯。经过第一层石层之后，每隔五六米就会遇到一个新石层，我连续打通了四层石层也没感觉到有多难呀，只是一层比一层稍微厚点而已。而且只要照着井口照射下来的光亮往下打，就不会打弯井筒。当发现钢钎落下的地方没有亮光时，就证明井筒开始要弯了，立即修正到亮光处就行了。看来这打井的活儿并不难，以前被打井师傅神秘地忽悠了。到了二十几米之后，井下空气已经很稀薄了，呼吸困难，胸闷难受，头疼欲裂。我赶紧把从师傅那儿借来的风筒沿井壁固定好，井上一头扎在风箱的风嘴上，父亲拉起了风箱，徐徐的气体沿布制的风筒而下，清凉的气体将井下的空间填得满满的，氧气充盈起来，我一下子清醒多了，头也不疼，胸也不闷了。

　　师傅的忠告在第五层石层应验了，井的深度已经快六十米了，按照这个深度水源应该就要出现了，它却拦住了我的进度。这层是个整块青石，将井底捂得严严实实。我用錾子沿井底的边沿往下探，没有一丝缝隙，看来遇到的是一个整体的大石头，它的体积远远超过井底的N倍，只能一点点削掉它的厚度，直到削穿石头才能继续往下挖。一开始我不知道这石头有多厚，信心百倍地用錾子削、凿，甚至想像在这石头上刻上“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几个大字该有多浪漫呀。

　　当我凿秃了一大堆錾子，甚至父亲专门到铁匠铺给我淬火的速度也赶不上我凿秃的速度，这块大青石已经被我凿下去一米多厚了，还是看不到丁点儿希望。它静静地卧在井底，就像一块卧牛石挑衅地看着我。我背靠井壁气得呼呼直喘粗气，井壁的石头碴子硌得生疼。连续几天，我不断地上上下下，一天能上下好几次。打累了就上来睡觉，跟谁也不说话，自己和自己怄气，觉得太窝囊。直到最后，彻底崩溃了。

　　我像被抽了筋似的瘫在炕上，丝毫感觉不到火炕的温度，一股股寒气透过脊梁直冲头顶，无神的双眼茫然地盯着窑顶，一句话也不想说。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彻底绝望了，看来这井要报废了。这段时间我一直边打边找打井师傅，咨询解决的办法。有人说要用炸药，但药量掌握不好，会炸塌井筒的；也有人说在井壁的一边掏个窑洞，将整块石头掏出来之后，将石头推到窑洞里去；还有人说，算啦，你功夫不到家，还是让师傅给你打吧。我们这儿的打井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管自己打井有多深，只要打井师傅接手，以前打的都不算，全是师傅的。父亲看我饭也不吃，炕也不起，就说：“算啦，认栽吧，找师傅去。”我实在想不通，“凭什么要让给师傅？他凭什么不劳而获？”父亲劝到：“凿石头是技术活，咱们干不了呀。再说了，咱们也没这经验呀。”父亲的话刺痛了我，我就不信这个邪，经验也是积累的嘛，谁一生下来就会打井？我的犟病犯了，翻身下炕，直奔井而去。

　　当我下到井底，才发觉自己一时冲动多么的愚蠢，以前勾勒的幻想画面被眼前这个这个庞然大物击得粉碎。我只能硬着头皮，面对着残酷的大青石，握紧錾子，抡起了手锤，狠狠地砸了下去！这是我一生刻骨铭心的一锤，是画龙点睛的一锤，是这口井一锤定音的一锤！当我恶狠狠地砸下去时，听到的却是“噗嗤”一声闷响，錾子穿透了青石最后一道防线，錾尖一头扎进泥窝里。“啊，钻透啦！”我大喝一声，吓得妻子又趴在井口紧张地大声问道：“怎么啦？！”我高兴得在井里跳了起来，妻子知道咋回事后，竟然嚎啕大哭起来。我对着井上喊：“哭什么哭，放炮！”

　　最后一道石层被我攻破了，往下全是湿漉漉的泥土。父亲说，已经打到水层了，水层挖得越深井水越旺。我一鼓作气，站在水里一边舀水一边挖泥，到最后井水涌动的速度太快，我被迫完工了。

　　当我最后一次走出井口，大雪已经给过冬的小麦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偶尔有几支麦叶探出雪地，惊奇地张望着雪白的世界。身边的树枝上挂满了积雪，在飞舞的雪花中轻轻地摇摆着。村里人踩着积雪，大包小包地赶集回来。我惊奇地问：“谁家过喜事？”妻子在我耳边大声喊道：“今天是腊月二十九，全国人民过喜事，明天大年三十啦！”

　　雪花飞飞扬扬，新的一年来到啦！

        乔山人，原名杨文科，宝鸡扶风人。宝鸡市职工作家协会会员，西部文学签约作家。2012年以来，在企业杂志发表散文、诗歌等作品。2016年至今在《中国水泥》杂志、江山文学网、盛京文学、陕西散文论坛、东南文艺、西部文学、作家新干线、执手文学、宝鸡文学、水泥圈子、中国水泥等文学杂志及网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