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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春晚”
——乡村文化记忆之一
文/虚无先生
每当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亮相，都不禁使我回想起儿时家乡的“文化盛事”——我们村里的“春晚”。
村里的“春晚”每年一度，演出时间是在大年三十前后，一般同样的节目会连续演三天。它比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至少早出台十至二十年，因而村里人常笑称“央视剽窃了我们村的创意”。
村里的“春晚”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由一群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组织操作的。确切地说，是由村里“著名”的“三大才子”具体操作的。“三大才子”中当首推多才多艺的海军退伍战士海。此君时年方二十五六岁，一表人才，相貌堂堂。讲故事、说相声、打快板、说山东快书、演话剧、唱样板戏等等，几乎无所不能。其次是英俊潇洒的文。此君时年十七八岁，身高1.80M，浓眉大眼，不胖不瘦，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帅哥。主要擅长京剧，扮演李玉和。再次是才高八斗的宁。此君时年二十岁左右，人品憨厚，勤劳朴实。主要特长是文艺创作。虽说未经任何专业培训，但他的创作题材几乎无所不包，甚至含盖表演唱中的舞蹈编舞。这三个青年男子，撑起了村里“春晚”一台戏。
无疑，人才是村里“春晚”的重要支撑。同时，我始终觉得北方的地理环境和耕作制度也是造就“春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年，赵本山等“草根”诸君红遍大江南北，令国人对北方人“白话”和“忽悠”的能力刮目相看。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种能力？我觉得似乎与北方天寒，耕作制度悠闲，农闲的时间相对较长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北方冬天的农村里，最常见的一幅画面就是诸多男女老少簇拥在墙根下晒太阳、下象棋、打扑克、蹦蹦跳跳、说说笑笑。这与南方的农民忙得连与人打招呼都只用手不用嘴的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也许，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赵本山”，造就了我们村里的“三大才子”，也造就了我们村的“春晚”。
村里“春晚”的节目也基本与央视“春晚”类同，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曲艺。包括相声、快板书、三句半等。第二类是声乐与戏剧。基本以雷打不动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为主。还有一类是表演唱等。节目内容绝对紧跟国内、国际“革命”形势。虽说“三大才子”的节目在整台晚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也不可能全包全揽，总得给其他积极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们一展身手的机会。然而，这些“革命青年”的加入，往往就会使整台节目的艺术水准明显倾斜。比如，表演唱就是由一些几乎没有任何文艺细胞的青年男女来表演的。这个节目的唱词比较简单，旋律也不复杂，但要边舞边唱，那就有一定难度了。由于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演唱既不整齐，也缺乏韵味。还时不时地有人突然“冒个尖儿”或者拖个“尾巴”出来。舞蹈的难度就更大了。大家都是干粗活的，不仅腰腿都硬得很，个别人的身材都被担子压得变了形，舞蹈起来看着别扭甚至滑稽......然而，它留给我的回忆却连央视“春晚”上的大型歌舞也无法匹敌。
村里的“春晚”虽然很吸引村民特别是村里的年轻人，但是它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只有春节前后才能看，二是持续的时段很短，大约就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那几年。究其“消亡”的原因，除了时政的变化之外，还有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三大才子”先后离开了村庄。先是海出走了，据说是由于感情纠葛。我至今都想不通像他那样才华横溢、气宇不凡的人，由于贫穷及其他原因，竟然没有一位女性愿意给他一个家或者起码的温暖。海出走后，据说先是在东北给一户人家“拉帮套”，后来就再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接着，文应征入伍了。他凭自己的才干很快被提升为军官，后来转业回乡，在镇上武装部当了一名干部。由于家里“成分”高，宁原本除了在“春晚”上被重用之外，就很难再有用武之地。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政策调整，宁得以当了民办教师，后来通过进修、考试转了正，还当了校长。
前些年，我回乡探亲时，听说文和宁都退休了，都住到城里去了，且与村里少有联系，知道他们具体住址的人并不多。我每次回乡的行程都是紧巴巴的，尽管颇有几分去看望他们的冲动，最后也只能作罢了。
看“皮影”戏
——乡村文化记忆之二
□虚无先生
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正处在十年浩劫中后期，那时候自己买不起书，学校图书馆里也藏书“羞涩”，可读的书不多，于是鲁迅先生的《呐喊》成了我经常借的一本书。其中《社戏》看得遍数最多，现今虽然已经模糊了小说的细节，却仍然清晰地记得，之所以反反复复地看它，除了选择受限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我的家乡也有“社戏”——冀东的“皮影戏”。
那时候家乡农村的物质文化双贫困，只有具备“条件”的村子里才有自己的“皮影”（当地人俗称“唱影”）班子。看“皮影”戏对当时的村民们来说，堪称村里的“文化盛事”，所以我对此至今印象深刻。
虽说是“文化盛事”，但实际上组织演“皮影”戏并不复杂。只需在村儿中央的街上搭个台子,四周用毡布围起来，台子前方挂一块白色的幕布。台子可以用土坯搭，毡布可以从生产队借用。因此，所谓“条件”，一是台子前方的那块白色幕布需要一次性投入几元钱，二是必须得有足以搭起班子的“唱影”人才。显然，后者是能否搭班子的决定因素。
我们村儿的“皮影”班子是在一个叫文光的人牵头搭建起来的。他唱旦角儿，音色清亮、娇美，相当够水准。如果只闻其声，那么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位长着一个硕大脑袋的中年壮汉。基于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太大，而我在村里生活的时间又不是很长，所以对他的了解比较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我们村儿的一大“文化名人”——私塾先生。村里人说“大脑袋出智慧”，确乎不无道理。先生的脑袋比文光的脑袋还要大一圈儿。无论多么着急的话，都能说得慢条斯理，且每开口必先摇头晃脑，斯文且含蓄。有了这样一个文化人儿父亲，文光及其弟妹们不必进学堂也能满腹经纶。印象中的文光组织能力很强，他不仅带头组织了“皮影”班子，还曾经多年连任生产队长。只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生未曾娶妻。
平日里，“演员”们只能在繁重的农活之余聚集在文光家里排练。准备演出时，他们就组织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搭起台子。正式演出时，幕布上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用驴皮雕刻成的古代戏剧人物（俗称“影人儿”）。这些“影人儿”根据台词内容，做着相应的动作。“影人儿”原本是无生命之物，怎么会动呢？原来，它们的手脚上都绑着铅丝和秫秸竿，有人专门在幕后操纵它们，这个角色在我们当地俗称“耍线的”（与木偶戏的原理大同小异）。“唱影”者的演唱和“影人儿”的动作的默契配合，是“皮影戏”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因而“耍线的”的在班子里的地位举足轻重。演唱的剧本则是村里流传下来的古代戏剧线装本。“唱影”和唱歌有很大区别。首先，唱歌是既见其人，也闻其声；“唱影”则只见“影人儿”，但闻其声。其次，唱歌是用本嗓演唱，而“唱影”则是用假嗓演唱。在演唱的时候，演唱者用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掐住喉结偏上部分，根据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分别发出生、旦、净、末、丑的声音。
我的哥哥是负责“耍线”的，由于水平不凡，同伴儿们尊称他为“耍线大王”。尽管“唱影”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由于一般人不允许去后台，所以也就给听戏的人留下了一个悬念。有一次，我趁给哥哥送饭的机会到后台去了一次。但见那些演员们一个个掐着嗓子，伸长脖子，或等待或演唱。每当卖力地演唱时，活像一群公鸡在集体“打鸣”。即使在等待的时候，他们也仍需掐着脖子时刻严阵以待。卖力地唱过之后，往往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活像一群刚刚斗罢的公鸡。那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个精神贫瘠的年代，尽管“皮影”戏不是孩子们所推崇的，但能看到“皮影”戏也可以算是精神享受了。况且，当时在我们村里连一本古典名著也找不到，我就是在“皮影”戏里，认识了刘关张三兄弟和曹操......
虽戏称“皮影”为“社戏”，但其与鲁迅先生作品里的“社戏”在形式和内容上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就连演出的时间也截然不同。“社戏”的演出时间基本在初夏，而“皮影”戏的演出时间则绝对不可能是初夏，因为那正是农忙时节。看“皮影”戏基本上只能等到农闲时节，大多是在冬天。
看露天电影
——乡村文化记忆之三
□虚无先生
“村里的春晚”要等到春节才能看，“皮影戏”一般只能在农闲时节，而看露天电影，虽说机会不多，但至少不受季节限制。
可以说，当年农村的露天电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它的运作有着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县里的每个乡都有一支专业的电影放映队，放映队一般由三五个人组成，隶属于乡文化站。这支队伍长年累月地奔波于本乡所属的各自然村落之间，为广大的社员群众放映“红色”电影。听长辈说，无论多少，放映电影还是要收一点费用的，但这些费用只用作租片，而不是为了赢利。
我所在的乡共有18个自然村，每个村大约一两个月能轮到一次看露天电影。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电影产品少得可怜，拍摄一部新片子非常不容易。即使有新片子发行，也是先在大城市放映，再到小城市或者县城放映，待轮到乡村至少需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乡电影队放映的电影片都是从县电影院租来的。一般县级电影院购买新电影拷贝不过一两部而已，在电影院里放映数十遍之后，再租给各乡电影队。如此循环之后再看到的电影胶片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每当村里来了电影队，总还是会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那场面的火爆甚至不亚于过年。
我们村里放电影的地点设在大街（长约200米、宽约8米的土路）的正中间。在这样一条“大街”上为上千人放电影，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于是，从得到放电影的消息开始，孩子们就抱着一堆小板凳，急惶惶地去搞“圈地运动”了。露天电影是一定得等到天黑才能放的，但是，“圈地运动”往往从早上就进入白热化程度，为此还经常引发“战争”。我就曾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我用一块砖头把一个同龄孩子的头砸破了，流了不少血。
夜幕降临了。乳白色的电影屏幕在两根刚刚被砍伐来的粗细适当的槐树杆子间徐徐展开。此时，放映员例行性地说：社员同志们，请安静！电影马上就放映了。然后，正式开始放映。放映的过程中，观赏的人群正常的状态是鸦雀无声，偶尔也会随着电影的情节产生一阵儿相应的骚动。由于放映机大多“老龄”，所以放映过程中经常出现故障。好在障碍一般都能排除，且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大家往往仍能做到鸦雀无声。有两种情况会导致电影放映被彻底中断，那就是停电和突然光顾的大风雨雪天气。每逢这种情况，难免会有人发出几声抱怨，但绝大多数人只是带着遗憾的神情默默离去。毕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停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大风雨雪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人们早就由于习惯而具备充分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人们不能承受的是电影片儿太少，且内容精彩的更是凤毛麟角。年轻人对此的感觉就显得更加强烈些。于是，偶尔发行一部有点看头儿的片子，就会出现“随片跑”的现象。也就是在自己村里看了还要跟到附近的村里去看。以江阴华西村改革为题材的电影片《柳暗花明》刚刚上映时，我就曾“随片跑”了三个村子，一共看了四遍。所以，片中的主题歌至今耳熟能详，还能一口气唱到底。
上了初中以后，开始朦朦胧胧地懂得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情。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不仅能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已经不太容易完全集中在情节上，而且发现与自己同龄的其他男孩子也大致如此。比如“圈地”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意识地去靠近村里长得比较漂亮的女同学家的“地盘”。观影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搜寻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动态。特别是对放映队的小伙子们给予了更加严密的关注。70年代初期，高考还没有恢复。电影放映员一般是由学习成绩比较优异的高中毕业生担任。他们不仅代表着那个时代农村的先进文化，也代表着“渊博”的知识。因而，他们所到之处，便有如今天的“超女”、“快男”一般，往往成为思想前卫的漂亮女孩们的追捧对象。我们村里两个长得有点儿模样的女孩都嫁给了电影放映员。
在那个近乎看不到未来的时段，我曾经多次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事实上，那些电影放映员在当地的农村里也的确是属于优秀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进了大学或者中专，并且在毕业后成为了我们那方土地上各行各业的领头人。
虚无先生，又名愚叟、真言。笔耕数十年，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等作品多种。著有《激情飞歌》《梦里的故乡》《活着 想着 写着》《远去的风景》《为了纪念的记忆》《迂生愚论》《古风-打油诗300首》等9部。近年以诗歌创作为主，诗风通俗、细腻、走心，出版情感诗集《我和另一个我》。
诗观：好诗歌在心底，好诗人在路上。
摄影师：听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