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一半”轶事

梁惠娣

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他治学勤勉，知识渊博，留下大量诗歌、散文、史述、时政言论、翻译等作品，可谓成果丰硕。但纵观其一生，令人感觉颇有意思的是，胡适一生总跟“一半”扯上关系。

胡适曾说过一句有名的“一半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这句话表明，他非常孝顺父母，又非常重视友情，却唯独把自己的利益全然抛开在外。胡适在朋友中向来以乐于助人著称，他对林语堂的帮助就成为文坛佳话。1920年，林语堂获得官费在哈佛大学留学，当时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林语堂答应胡适回国后到北大教书。不料到了美国，官费没有按时汇来，林语堂万般无奈中给胡适拍电报，请他代向北大校方申请预支2000美元。过了不久，钱竟然寄来了，使林语堂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2000美元的借款时，蒋校长问道：“什么2000块？”原来解救了林语堂困苦的是胡适。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胡适从自己腰包里掏的。可胡适从未向林语堂提起过这事，这就是胡适一贯的典型作风。胡适也是位胸襟广阔的人。他在上海时，“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促成鲁迅文学和思想的传播。像这样不计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都能尽全力帮助，中国之大，又能有几人？胡适与袁瓞两人超越社会地位悬殊界限的忘年之交也被传为佳话。袁瓞是个卖芝麻饼的小贩，他们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袁瓞的鼻孔里长了一个瘤，疑是癌症，因治病太贵，治不起，胡适一听，立即握笔疾书，写了一封信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要袁瓞去治病。信中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其后，袁瓞携函去访高天成院长，虽经检查并非癌症而未加留医，但袁瓞每想起胡博士的这份人情，不禁要流下泪来。对一个相识未深，眼下才偶尔见面的小贩，胡适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这正是胡适的可爱可敬之处。对此，林语堂曾幽了胡适一默说：“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是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客商、强盗乞丐，都得进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猖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正因为胡适逢人交往，没有架子，以致每个人都以认识胡适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当时许多人的口头禅。

　　胡适曾自称自己是“半个台湾人”。原来，在胡适出生两个月后，他的父亲就被派到台湾去当“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后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1893年春天，不到一岁半的胡适被母亲千里迢迢带到台湾去探亲。在台湾那段时间，父亲教他认字，母亲助教，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台湾这片土地曾见证了他们一家三口的短暂的天伦之乐。到1894年母亲才带着胡适回徽州老家。

胡适有一雅号，叫“胡一半”，又有人叫他“半部书先生”或“半卷博士”。这是因为，他的书常常是写了上半部，下半部却难产，直至流产。比如，1919年2月，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将他的一份讲义加以整理，出版成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然而《中国哲学史大纲》仅完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这么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仅出版上卷，成了思想史上一大憾事。1928年6月，胡适以《白话文学史》为名，又出了半部著作。此次，胡适在前言中信誓旦旦、言之凿凿道：“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但事实是，他又食言了。这部《白话文学史》上册遭到了与那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同样的命运——没有写出下册，永远以半部面示人目。还有他倡导大家趁着没死赶紧写自传并以身作则写的《四十自述》，本打算写40年经历，结果只写到19岁，就不往下写了。他本打算写45篇的游记专书，结果只写到第6篇就因忙其他事务而搁笔，最终只能作为一组文章《漫游的感想》收进集子。还有一次，他给徐志摩写信，里面强调写新诗要有“试验态度”，对梁实秋所谓新诗是“以中文写的外国诗”进行商榷，提倡新诗应以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生活，对于用中文写十四行诗，他表示“刚从中国小脚解放出来，又何苦去裹外国小脚”……我读这些精辟语正读得起劲，忽然下面出现一段单列的说明文字，说这是一封未写完的信，只写一半，放在那里，已经半年多了，现在听说志摩已死去二十天了，捡起原稿，不忍再往下写，就这样送出去发表。想想，就是往下写也没用了，往哪儿寄啊？……他只做了一半的事数不胜数，对此，林语堂说他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他的朋友汤尔和在他四十岁生日那天，曾在寿联中劝他：“何必与人谈政治，不如为我做文章。”周作人则有奇想，他说，要胡适之把哲学史大纲等写成，非得派一连士兵守住他，不许他下山，不许他会客，不许他谈政治，这样一年两年，哲学史大纲等可能完全写成。而胡适本人则梦想能被关进监狱得以安心著作。他说：“我梦想有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我可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最后强调说，“如果我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做出，岂不快哉！”教授黄侃经常在各种场合调侃胡适，对胡适著作的“半部”现象，黄侃一次在中央大学讲课时，故意引经据典地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其意，追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颇阴损地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胡适的“一半”现象成为了他一生绕不过的憾事，以致1962年胡适逝世，有人在挽联中，还提及于此：“哲学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师此遗憾；语体文，力为倡导，万邦人士有隆评。”

凡此种种，说胡适是“一半大师”，确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