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出来的幸福

祝连思

我生长在农村，长白山南麓的圣水镇，那个小村落叫前六家，隶属于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的地界。六十年代初，我已经4岁，能记住点事。那阵儿特穷，经常揭不开锅，就得吃“代食品”，橡子磨成面，蒸成菜团子，硬是往下噎。干燥很严重，大人就给抠，疼得直叫唤，有时还得用烂地瓜之类充饥。

还记得，头顿喝大米粥，是爸爸顶着大雪，清扫场院的车道沟，用簸箕簸，筛子筛，然后在搁碾子磨，磨出点碎米子，熬点粥，抢着喝。那顿碎米粥，成了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再就是喝面糊糊。爸爸是残废军人，见天成宿咳喘着。妈妈半夜给他熬面糊糊，我就偷着瞅，剩下小半碗，我喝起来也香甜。

过日子最难的，就是我那操心的妈。一到饭口，就都眼巴巴等着吃。她有个习惯动作，就是把焯过的野菜攥成团，在盆里滚上一层面，木头锅叉上搁个大帘子，摆满后，架火一蒸，就能香喷喷地吃起来。许是油水少，肚里空，咋吃也不抗饿。有时吃了带毒的菜，还鼓“炸腮”，不好治，很是遭罪。

那时的生产队穷，穷就穷在没有好政策。大帮哄体制，聊荒地多，还原始耕种。俺5队的上千亩地，总产还不到30万斤，亩产才300多斤，粮食瘪粒的多。60多户社员里，一半人家吃返销粮。没米下锅时，我妈就豁出脸面，去别人家借。50斤玉米粒，磨成面后熬成粥，也喝不到半拉月，吃不起大饼子。

生产队也有好地方，那就是做年豆腐。从大正月，盼到腊月，一等就是360天，就想那盘嫩豆腐。大人在马号排队，拉着小爬犁在等待，就是困得直磕头，也硬挺着，一会儿到屋外望一望，直听到“沙拉沙拉”的脚步声，才确认爸爸拉回了豆腐，口水擦了好几遍。狼吞虎咽一番后，才美滋滋地睡去。

熬到1976年，我们渐渐长大，4个孩子都能吃，却干吃不饱。爸爸就琢磨种黄烟、编草鞋、编炕席、编土篮子卖；妈妈也采山菜、挖中药材，到供销社换点零钱。时间不长，就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不仅挨了批斗，烧了鞋楦子，欠队里600元三角债，也一直没钱还，更谈不上吃饱饭。

肚里没有油水，就显得格外馋。爸爸捡了块沙土地，偷着种了点花生。秋收后，就藏在仓房的棚顶上，等着过年拿出来吃。我馋的没法，就偷着扒扯瞪上去，一次抓一把，然后在筐底层垫上草，很难被察觉。直到大年三十才露陷，结果是被扇了耳光。打完我后，爸爸心疼地抱起来，大哭了一场。

1978年，中央发了红头文件，农村也掀起了改革热潮。当时的改革要试点，先“联产到劳”，后“包干到户”。不管啥招，农民生存的空间大了。大人又捡起老本行，搞副业，改善生活。爸爸会做黄酒、磨香油，舔一口香油，能香好几天。那黄酒，醇香微辣，碰上年节，也能给小孩点尝尝，很是惬意。

最高兴的，就是改革开放后，热别是农村“挂锄”的时候，爸爸就带我们去捞鱼。那时的水库大，泡子多，水清鱼肥。爸会撇鱼网，打得多。但遇到水草繁茂的地方，还是我手准成，碰到就逮住，特别是鲶鱼。最难忘的，就是妈妈做的河鱼酱，喷香可口。还可以卖，送邻居，搭人情，没人限制。

再就是杀年猪，特热闹。肥猪被杀死后，就用铁做的通条，插进皮层转圈捅，再吹起，直到吹圆后，再刮干净毛，开膛破肚，掏下水，卸四肢，放进大锅里煮，热腾腾，香喷喷，请来一帮人坐席。我最爱吃血肠，蘸点蒜酱，但吃蒙了，当晚就上吐下泻。过去穷，吃不起；眼下供个饱，还成了笑话。

好政策能带来大变化。1982年土地分到各户后，我们全家人玩命干，开荒地，多施肥，用好种，精耕细作，产量猛增。1986年玉米收成最高，两大楼子没装下，足有5万多斤。扣除各项杂费，还净剩28000元。哥哥说是大包干救了咱。不仅盖了房，买了肥猪，还添了一群鸡鸭鹅，解决了肉蛋问题。

40年来，由于国家政策好，免税还有直补，乡村振兴战略很奏效。在1982年后的37年里，我家玉米一项估算，总产就累计达到101万斤，对国家贡献也大。逢年过节再回家，不用在城里买菜，我家房后就通公路，有繁华的小集市。哥嫂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全是储存的山野菜，吃出了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