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农转非”情缘

江志强

40年前，改革开放刚起步，父亲从部队转业，分到一家钢铁厂工作。父亲的几个发小也在这个企业工作。只是，父亲的“身份”和他们不一样。父亲是农村制合同工（简称农合工），他们是城镇制合同工（简称城合工）。虽说都是“合同工”，但享受的待遇不一样，收入不一样，生活档次也不一样。城合工吃的是“商品粮”，在工作之余读书、钓鱼、打牌，很是快活。父亲却要扛着锄头下地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很是辛苦。城合工大多只有一个子女，生活压力小。父亲膝下却有两男一女，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父亲却很知足，他调侃说：“当了几年兵，转业当工人，下班是农民，咱是真正的工农兵之家。”

改革开放冲破了思想的闸门，父亲慢慢地“不知足”了。他发现，城合工的孩子能够接受很优质的教育，读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合工的孩子却在延续着祖祖辈辈“修地球”的命运。对此，父亲对我们极为严格，要求我们努力读书，争取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尽管我们极为努力，父亲却并不抱太大希望。皆因，农村的教育条件与城市不可同日而语。

1986年之后，企业为了留住人才、提质增效，根据上级指示，实行农村制合同工及其家属的“农转非”政策。一时间，数千名优秀农合工，只要工龄、厂龄、资历等方面符合要求，皆可“跳农门”，全家都受益，尤其是他们的子女，跟着父母涌入城市，接受高品质的教育，进而改变了人生。

在单位里，父亲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技术能手。然而，他进厂时间短，被“厂龄”这道硬杠杠卡住了，只得苦熬，熬到规定年限，方可解决。

1991年夏天，企业的改革步伐加快了，那些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农合工，可以破格解决“农转非”问题。父亲因为踏实苦干，业绩颇丰，解决了多项设备难题，单位破格解决了我们一家人的户口问题。

消息传来，全家上下喜气洋洋。父亲唯恐“夜长梦多”，抓紧一切时间，办理各项手续。他骑着那辆天津飞鸽牌自行车，口袋里揣着“石林”牌香烟，在老家的村里、镇里辗转奔波。终于，全部手续办理完毕。母亲、我、弟弟、妹妹，统统跟着父亲进了城。

然而，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却对农村老家依依不舍，舍不得那些童年的玩伴。很快我便发现，自己的“依依不舍”只是一厢情愿，伙伴们对我并不留恋，目光中甚至流露出强烈的妒忌神色。

后来，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妒忌”我，缘于我“身份的转换”，缘于我们家吃上了“商品粮”。在那样一个年代，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工人，存在着“壁垒”，不仅是生活条件的差异，更有诸多文化层面的差异。“农村人看不起城里人，城里人瞧不上农村人”，是那个年代特殊的社会现象。

进城之后，我和弟妹分别在厂办学校读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后考上大学，之后在城里工作、成家。而我的那些农村朋友们，很多人初中没毕业便扛起了锄头，延续着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

如今，父亲已退休数年。和父亲坐在一起，我们时常唠起当年解决户口的经历，老人家感慨不已：“咱家当年的‘农转非’问题顺利解决，成了天津市户口，提高了生活水平，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是我在过去四十年里对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了。”

倾听父亲之语，我们无限唏嘘。

不久前，我回老家办事，与几位童年好友聚到一起。如今的老家，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村里的朋友们早已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住着和城里人一样的楼房，开着和城里人一样的轿车，他们的子女们接受着跟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城市的差异日渐缩小。他们的思想、观念、梦想，已经追上甚至赶超了进城多年的我。

返津后，我沉思不已。当年的“城镇户口”，一度受到乡亲们的“妒忌”，一度成为我们引以为耀的光环。身处新时代的洪流里，这道光环却日趋黯淡，早已不被农村人所羡、所忌。“农合工”“城合工”“农转非”“商品粮”……这些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符号”以及与此相关的复杂情感，已卷入时代的滚滚洪流，徒留记忆……站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只要撸起袖子去奋斗，我们的梦想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