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这几天正在患病。
一连几日水米不沾，一个劲的拉肚子，面色蜡黄，说话少气无力：“痛呀，我真的不行了，我怕坚持不住了”，他断断续续的对妻子李润说。
“不要紧，我给你喂口姜汤，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李润在不停的安慰着他。
李全把身子蜷曲在一起，紧紧的贴在床上，相对无言。苦涩的脸色比什么都难看。
正在这时，外边门开了，突然传来一阵有力的回音。
“日头这麽高了还没起床，真是有福呀！”接着是一阵奸笑声。
“原来是队长啊，什么风把你刮到这里来了？”这时的李全，脸色马上一变，又一次露出了很不情愿的笑容。这对他也不是一次了。
“李全，这几天下雪，路上很多积雪，人们不方便行走。队里让你们几个人去清理。你们的任务是村里到东河滩的路，可不许耽误啊！”队长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
一阵寂静后，李全挣扎着从床上爬下来，抓起一把扫帚，系上粗布围巾，吃力的拉门往外走。妻子也没有拉住他。
风雪中，只见他弯着身子用扫帚一下一下往前艰难的移动。扫过的路，很快又被雪花覆盖看不到足迹。
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喘了口气，呆呆的望着白茫茫的前方，又一次陷入了那痛苦又奇异般的回忆。
（一）
那是1957年，当时他正在底张乡某小学教书，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教师。社会上进行反右派斗争，一部分教师“落了网”，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天天开斗争会。他那时是积极分子，一身清白，又是贫农，硬邦邦的，自觉天生革命派，怎么想也不会轮到他头上。
他手中拿着枪很是神气。
一天，一位战友问他：“老李，说真的，你觉得**领导怎样？”
李全看了看他，不无顾虑的压低了声音：“我看领导也不是坏人，他根本不反党，只是饿得很了，才说了句错话。”
“对，我也是这么看。”那人附和着。
一会儿，李全又说：“其实说真的，我也饿，老是吃不饱呀，到啥时候才能吃顿饱饭啊！”
那个人听了李全的话，没有吱声，神秘的打量了一下李全。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这麽一句话，几乎要了李全的命，从此，他“归队”，变成了专政对象，被列入“五类分子”行列，顿时就成了阶级敌人。
等待他的是无情的批判、痛苦的改造。
（二）
由于当时注重阶级斗争，生产不怎么重视，所以人们生活都比较艰苦，常常为吃饭发愁，想方设法搞东西吃，生产队集体只要是能吃的东西经常被偷被盗。为了护秋，常常在各路口要道处，设上关卡，安排人员轮流守路，住在简陋的草庵子里，日夜盘问路过的人们，看是否拿了队里的东西。
看护路口的，大都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民兵干部，因为他们政治比较清白可靠。
但在雨天或黑夜里，为了偷闲，也常有一些人专找几个坏人顶替自己，尽管很少这种情况发生。
可偏偏这事就被李全遇上了，那天，他战战兢兢的来到路口值班。一个人背着挎篓从地里往回走，按照规定他得上前盘问搜查。
“李全，是你啊，我以为是谁？”那挎着东西的人冷笑一声。
“大毛，是我。是队长叫我来的，你挎篓里是啥东西？”
李全壮着胆子，准备伸手去摸。
只听得“趴趴”两声，他顿时吃了两记耳光，鲜血从嘴角冒出来了。
李全一面用手捂住脸，一边强堆着笑脸：“我又没说什么，这是我的责任，没有东西就算了。”
大毛用眼睛一瞪：“龟孙子，你以为你是谁！右派分子、黑五类！照照镜子，一身白毛，还敢搜我们贫下中农，呸！”
李全顿时一阵天玄地昏。
正在这时队长赶到了，一看这阵势心中明白，眼前一个右派分子，一个社员群众，那大毛他可是惹不起的。
于是，他气汹汹走到李全身边：“李全啊李全，别人说你我还不信，你也太狡猾了，见了小偷不但不想查，还行好落人情，平常装模作样，斯斯文文糊弄人蒙混过关，真是阶级敌人，危险极了！”
队长和大毛一前一后往村里走去。
李全双手抱头，像木头一样蹲在路口。这时天上还下着细雨，飘飘洒洒。
（三）
李全住在村东头，离学校很近，学生们上学，放学回家，都要经过他家门口。学生们的读书声在家都能听得到，这往往引起他的许多联想。
他原来也是教师，在讲台站过多年和学生学校也有感情。
一天没事或太阳好的时候，他也经常到学校去转转。
看到教师，他点点头表示羡慕，看见学生，他常常微笑，热情又不敢多说。上课时，他在窗外，偷偷听教师们讲课，还一阵高兴，一阵忧伤。他感叹自己失去了一切。
时间长了，有人将他告到大队，这可是异常严肃的阶级斗争啊，右派分子已经把魔爪伸到学校，要同我们争取青年一代。
于是，大队集中全村群众，男女老少，在校园里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场上张贴大标语“批斗李全保护革命下一代”。
又过了几年，李全平反了。人民政府又补发了他多年的薪水，有一两千元，他的生活好了，脸上又一次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他也重返工作岗位，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人们再一次见到他时，既羡慕又嫉妒。
作者简介：高鹏起，现年七十岁，洛宁县人，河南教育学会会员、安阳周易学会会员、开封电子科技学校高级讲师。曾任开封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