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值得敬畏的山水人文

                       文｜董惠安

 我这个陕西西府出生的人，最早认知位于东府的韩城，是七岁时看《三滴血》，在“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的唱词中。十二岁时学习《为人民服务》，知道了司马迁，毛主席引用了他“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知道司马迁是韩城人，并知道此名言出自他的《报任安书》，已经是上大学后。如今七十岁了，第一次踏上韩城土地，知道韩城不仅关联三国分晋、赵氏孤儿的传说，还有秦穆公在韩塬大战中因曾经善待过的“野人”挺身助战、反败为胜的故事，以及“明末文天祥”左懋第的壮烈悲歌。近代载入史册的事件有八路军在此地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风浪硝烟，以及随军东渡的韩城抗战英烈张智发等英雄群体。随着对韩城的实地感受踏访，很多很多的惊天动地的人和事，让我不由生出对韩城这方土地上人文传说的敬畏之心。

韩城很像一座浓缩的中国历史文化舞台。从地势上看，如果说陕西地形的东北角像触角顶进了黄土高原，而韩城则像关中平原的东北触角顶进了陕北和晋西南。难怪韩城地层下有着陕北和晋西南的煤矿脉系，地上人文血脉中既有关中的灵动、黄河的声威，更有高原的粗犷。于是，这座中国历史文化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春秋战国时期“赵氏孤儿”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韩城。彼时韩城属晋国“西河之地”，正是赵氏家族势力范围及事件展开的关键区域。该故事中的主人公程婴为了保护赵氏孤儿赵武，与公孙杵臼一同策划调包之计，用自家儿子“李代桃僵”，保全赵武的性命，使赵国得以复兴。此悲天壮举至今令世人心生敬畏。由葛优扮演程婴的电影《赵氏孤儿》上映后，更激起了国人对这段历史的怀想。如今韩城不仅留存着“三义墓”“九郎庙”等大量与程婴、公孙杵臼、赵武直接相关的历史遗迹，地方志与《史记》记载也高度吻合。

“秦晋之好”——“泛舟之役”——“韩原大战”，是春秋时期颇为精彩的历史情节。而这精彩的真实剧情，就发生在韩城境内。

这三者并非孤立的历史片段，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始于“秦晋之好”（秦穆公把女儿嫁给晋国太子公子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的政治联姻，经由“泛舟之役（公元前 647 年，晋国发生严重饥荒，向秦国求援。秦国派运粮船队支援）”的人道主义救援达到道义顶峰，最终因晋惠公的背信弃义引爆“韩原大战”，彻底撕碎了盟约面具。

“泛舟之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内陆河道水上运输事件，渡口在韩城禹门，运粮船队绵延八百里，首尾相连，展现了秦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秦穆公的霸主胸怀。韩城先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历史奇迹。

“泛舟之役”的善意并未换来晋国的感恩。次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买粮，晋惠公却认为“天灾是上天赐给秦国灭晋的机会”，不仅拒绝卖粮，还发兵攻秦。秦穆公大怒，于公元前 645 年亲率大军伐晋，双方在韩原（韩城西南）展开决战。战斗中，秦穆公一度陷入晋军重围并受伤，危急时刻，曾偷吃秦穆公名马而被赦免的三百“野人”（百姓）冲锋陷阵，救出穆公并反败为胜，俘虏了晋惠公。

我曾工作过的宝鸡电台，曾将这段“韩原大战”的故事编写成广播剧，尤其“野人救驾秦穆公”的情节很受听众欢迎。如今有幸在韩原大地凭吊怀古，心头别有一番感受。

站在司马祠前，我对司马迁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早在2005年5月28日，由陕西电视台和韩城市政府联合主办的“风追司马”大型纪念直播活动，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司马迁纪念活动。此活动影响深远。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堪称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而他个人的遭遇和撰写过程的艰辛，更是一部不朽不屈的奋斗篇章。在春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史官却是个危险的职业。齐国权臣崔杼“三杀太史”的典故足以说明史官职业的危险度。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前因替李陵辩护说真话忤逆了汉武帝而遭受宫刑，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出了“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的不朽名言，而他的身心痛苦不亚于左丘明和孙膑。他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毫无顾忌地真实反映史实，将仍高居皇位的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之过毅然刻上竹简，他这是又一次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摆上了祭坛。当时朝中“诛杀司马迁，火烧《史记》稿”的呼声甚嚣尘上。也许是曾下过《罪己诏》的汉武帝记得崔杼“三杀太史”的愚蠢和无奈，最终放过了司马迁，也放过了《史记》。这虽然不利于汉武帝的“当代”，却利于中华民族的万代千秋。

据说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并未迎来功成名就的安稳晚年，而是陷入了更深的政治漩涡，最终结局成谜。关于他具体的遭遇和结局，综合《汉书》《报任安书》及后世学者的考证，主要有以下两种可能——

一是因《报任安书》获罪，下狱而死。这是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最接近事实的推测。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给好友任安写了一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当时任安因卷入“巫蛊之祸”被判处死刑，关在狱中。司马迁在信中不仅倾诉了自己受宫刑后的屈辱与愤懑，更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汉武帝的刻薄寡恩和朝政的黑暗。据传这封信被汉武帝看到后，被视为“大逆不道”。据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既有怨言，下狱死。”这意味着司马迁很可能在完成巨著后不久，便因言获罪，再次入狱并惨死狱中。韩城地区流传着司马迁获罪后，其家族为避祸而将“司马”复姓改为“同”“冯”两姓。故而韩城徐村等地流传着“冯同不分、冯同不婚”的祖训。明星冯远征曾表明过自己为司马迁后裔的身份，也得到了各方认可。

另一种可能是，司马迁在完成毕生心愿后，选择了远离尘嚣。有史料记载，在汉武帝去世（公元前 87 年）前后，司马迁便“消失”了。既然《史记》已经传之后人，他或许觉得生命已无牵挂，便悄悄离开长安，隐居起来，直至终老。总之，他是用毕生心血将先古至秦汉的中华灿烂文化的星斗揽于胸中，汇聚于《史记》，照亮了中华文明后世的辽阔星空。这样的史圣和历史之父，能不让后世之人心生敬畏吗？

苏武墓在韩城也是一大亮点。苏武祖籍长安杜陵，死后葬于武功，但由于从匈奴归汉后被汉廷封于韩城，韩城人在境内的苏山下建起了一座苏武墓（衣冠冢）。这位与司马迁同时代的铁血硬汉，在被匈奴囚禁北海十九年，手不离汉使节杖，成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象征。韩城人崇尚苏武为“活着的汉节”，因而墓前香火世代不断，其精神传承者绵绵不绝，让韩城这座历史文化舞台更具斑斓色彩。

苏武精神传承群体中最为耀眼的，当为“有着明末文天祥”之称的韩城县令左懋第。左懋第身为安徽人，任职韩城后，深为这方土地上厚重的人文历史所震撼，做足了一系列传承优秀文化的“功课”——

他整修司马迁墓，撰写《祭司马子长文》，赞其丰功伟绩 ；他修缮苏武墓，撰写《新汉典属国苏子卿墓垣记》，对苏武的节操给予了极高评价；修建白公祠，歌颂白居易关心民生疾苦的情怀。左懋第不仅敬仰这些先哲圣贤，而且见贤思齐。尤其是苏武的精神，对左懋第本人影响很深，为他日后出使清廷壮怀激烈、舍生取义埋下了伏笔。​

因在韩城任职期间政绩考核第一，左懋第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被召入京，历任户科、兵科给事中，成为皇帝近臣。后北京城破，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左懋第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奉命出使清朝，名为议和，实则探查清军动向并祭奠崇祯帝。他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仍慨然请行。

在与清廷交涉中，左懋第据理力争，维护南明尊严，拒绝称臣。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设宴劝降，遭其严词拒绝；昔日同僚洪承畴劝降，被斥为“无耻叛徒”；其堂兄左懋泰劝降，他毅然断绝关系。清廷见劝降无效，将其关入水牢七日，施以酷刑，终不能使其屈服。1645年，左懋第被押赴菜市口处决。临刑前，他面南而拜，从容就义，实践了自己“效宋之文天祥，留正气于千古”的誓言。

左懋第的忠诚刚烈被后世高度推崇，甚至感动了他的敌人。乾隆年间他被清廷追谥“忠贞”，入祀乡贤祠与名宦祠。韩城百姓把他与司马迁、苏武、郭子仪、白居易并称为“禹门五贤”。

当时光之河水流淌到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时，韩城这块曾发生过“泛舟之役”河岸渡口，1937年8月，成为了八路军三个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起锚扬帆之地。如今在城芝川渡口的西岸，高高矗立着八路军东渡黄河纪念碑。我也正是肩负着为撰写反映韩城子弟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随军渡河，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汇入到民族救亡、全民抗战的洪流之中的广播剧的使命，踏上韩城土地的。令我由衷敬畏的是，当时正值秋雨连绵，从黄河西岸到可以行船的码头，有一段开阔的滩涂沼泽，急需木材铺填方能保证部队登船。韩城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和牺牲精神——许多人家将自家的门板拆下铺到滩涂沼泽上，有开明绅士甚至把自己的寿材板贡献了出来。

在韩城弟子随军渡河的英雄群体中，最值得敬畏的是张智发烈士。他是韩城最早的中国地下党员，担任过韩城工农红军游击队队长。在八路军东渡开始后，他原本承担地方后勤保障工作，但他按耐不住亲赴前线、浴血沙场的血性，瞒着妻儿登上东渡的渡船。八年抗战中，张智发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作战科长、路南支队司令员和129师24团团长。由于面色黝黑、豪爽刚烈、智勇双全，日寇闻风丧胆，被冀中南部平原的群众誉为“黑老张”，他的传奇抗战经历，堪比影视作品中的“李向阳”“李云龙”。他曾冒险独闯虎穴龙潭，他曾像关羽一样没有麻药而靠口嚼辣椒止痛疗伤，他曾在日寇屠村时如神兵降临，从枪口下解救百姓，用血与火谱写了无数抗日篇章。1945年在河北成安县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无药可治的状态下以身殉国，时年38岁。遗憾的是，几十年间，由于张智发抗战的传奇发生在冀中南部平原，主要事迹沉睡在烈士纪念馆的资料里，可谓“藏在深山无人知”！

让张智发烈士的故事回归韩城，应当归功于一位多年间多方奔波、查阅资料、弘扬英烈精神的韩城作家，他名马保才。是他最早创作出歌颂张智发烈士的剧本《黑老张传奇》，让张智发的英雄事迹被韩城人所知所感。令我钦佩和感动的是，马保才老师只有小学文化，撰写一部剧本，其难度可想而知，可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坚持十年，终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弘扬张智发抗战事迹终于列为重点项目。

韩城是一座上演过无数中华历史文化的舞台，也是一本厚重的“史记”。我来的有些晚，待的时间有些短，所说所写难免挂一漏万。如同阅读《史记》一样，对于韩城的山水人文和今古传奇，我还需抱定敬畏之心去细细品味，认真感悟。

                           董惠安2026.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