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见龙洞位于龙洞堡见龙洞路，可坐地铁2号线到见龙东站下车，D口出站，往左手边直走1公里就能看到。这座藏在城市里的天然溶洞，名字竟然和一位皇帝有关。

明朝建文四年，建文帝朱允文被燕王朱棣追杀，一路逃亡到贵阳龙洞堡，情急之下躲进了溶洞。

神奇的是，建文帝躲进去之后，洞口瞬间被蜘蛛网封住，追兵见蛛网完好无损，以为洞里头没人，建文帝才躲过一劫。后来人们说这是洞里头的神龙寨，必有真龙天子见龙洞，这个名字流传至今。

洞里头的崖壁上有明朝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题写的建龙洞三个大字，还有嘉靖年间总兵李章的诗碑，每一道刻痕，都在诉说着湘黔古驿道上的过往。

当年这里是古驿道的必经之地，马蹄声、脚步声在溶洞里回响。从古代的碧蓝秘境、交通要地，到如今的城市文化地标。

站在这点，不禁感慨，600多年来，建龙洞见证王朝的更迭，城市的变化，却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模样。

《苗族迁徙史》

苗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缔造者，中华文明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根据史籍记载，考古发现以及苗族心史传说考证，苗族发祥于我国长江，黄河，淮河下游地区与海连接的广袤原野，远祖先人与伏羲女娲有着密切的关系。5000多年前，他们北渡黄河，挺进中原，在燕山以北形成了足以与炎帝，黄帝部落抗俱的"九黎部落"。范文澜《中国通史》栽："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蛮族中九系最强，大概是联合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各包括九个兄弟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族。蚩尤作为大酋长。"由于文化上的冲突，在4000多年以前，"九黎部落"与"炎黄联盟"爆发了"涿鹿之战"，被苗族尊奉为祖先的九黎首领蚩尤不敌被擒杀，"九黎"败走疆场，溃退中原，这场战争构成了一个起点，苗族从此开始了第一次大迁徙，一部分翻越秦岭进入汉中一带，后逐步向南发展进入四川江津，云南昭通等地，大部分南渡黄河，流徙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带，后定居于长江中下游的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一在尧，舜，禹时代，经历了尧"窜三苗于三危""放欢兜于崇山""舜征三苗"带，形成"三苗"部落。

"北分三苗"，大禹灭了"三苗国"。苗族先民又一次向西迁徙，形成"五溪蛮",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对武陵地区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自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这是历史上苗族的第二次大迁徒。

到公平元年(公元186年)的139年间，东汉王朝对武陵地区用兵达13次。由于封建王朝一再进剿，迫使苗族又一次大规模迁徙，一部分沿长江向西迁徙到达川东南然后进入云南，一部分经黔东南北部进入黔中地区后进入云南，大部分南下广西融水后北进都柳江流域形成黔东南苗族的主体，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

进入云南的苗族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向老挝，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迁徙，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迁徙。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政治原因，部分居住在东南亚的苗族以"难民"身份进入美洲和欧洲，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五次大迁從。

苗族是有形家园的放逐者，但不是"精神家园"的放逐者，他们永远固守，以兄弟之情面对自然，以美丽之心面对苦难"的文化人格和"永不言弃"的精神阵地，将这悲壮的历史再现于自己的服装银饰上，把几千年的苦难和迁徙的坎坷镌刻在每一件绣片和银饰的方寸之间，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黔东南女盛装上衣绣片中的"马蹄纹"和头箍银饰中的十二个骑马武士造型，缀满上衣的银片"盔甲"就是对这些经历的最好追忆，这是黔东南苗族服饰和银饰文化长盛不衰的历史密码。

《苗族的信仰》

苗族人民自古就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信仰是形成宗教的先行条件，没有信仰就无法凝聚人心，那么一个宗教也就无法发展。所以苗族文化中宗教信仰很早就形成了。即使在苗族人民居往分散的情况下依旧留存到现在，苗族的主要信仰有自然祟拜，图腾祟拜，祖先祟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传统社会迷信鬼神，盛行巫术。

传统地讲，苗族对一些巨形或奇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酒肉祭供，其中比较典型的自然崇拜物有巨石(怪石)，岩洞，大树，山林等。此外，苗族认为一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具有神性或鬼性，苗族语言往往鬼神不分，或者两词并用。

在一些苗族地区，人造物崇拜有土地菩萨，土地奶，家神，祭桥，水井等，土地菩萨苗语叫土地鬼，一般由几块石头垒成，土地屋多为木制或用三块石板搭成，极为简陋，设于寨口处或大路边行人休息处。家神信仰在于川黔滇方言的部分苗族中，即在家中设立"家神"偶像。祭桥流行于黔东南大部分地区。龙也是各地苗族的祟拜和祭祀对象。大多数苗族人虔信巫术。主要的巫术活动有过阴，占卜，神明裁判，祭鬼，蛊术等。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他们在前述各种原生性祟拜和巫术活动中起着主持者的角色，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寨老。巫师除了熟悉祭祀方法外，大多还能讲述本宗支系的谱系，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和迁徙来源的路线，熟悉各种神话传说，古歌古词和民间故事，有的巫师还兼有歌师和舞师的职能，所以说，巫师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传承人，在苗族社会中充任知识分子的角色。《苗疆盅事》

谈起蛊毒，害人不浅，被害者不治均至死亡，而病因又无人考察。且说当今科学发达的医疗卫生部门，高科技的体检器械，蛊毒都没有被化验或检验出来。

蛊毒是苗族最忌讳的东西，传说蛊事一般传女不传男，因此有蛊毒的妇女一般都将蛊毒传给她的女儿，而且只传给最小白的女儿。一般有蛊毒的女人表面端庄贤惠，沉默少言，她煮的菜特别好吃，那是为她的蛊虫沐身子增添味道。凡有盅毒的妇女，附在她身上的蛊毒就称她为母亲，她称蛊虫为女儿。她们相互之间还可以用语言交流，她经常放蛊虫去害别人，否则她就觉得全身不舒服或被附在身上的蛊毒毒死。据说有蛊毒的妇女是以指甲来传病的，有蛊毒的妇女只要有心放蛊，指甲碰到食物，人或牲畜吃了就会中蛊毒，也有人说蛊是一种蛊虫，藏在蛊女的身上，每十天半月就要放出来害人，不然蛊虫就会吃掉她自己，疼痛难忍。

古书《外台》〉卷二十八有记载：人有养蛊，蛊毒以病人，凡诊法：中毒症状，令人令人唾水，沉者是，浮者非也。

心腹切痛，如有物齿，或吐下血，不即治之，食人五脏，尽即死矣。欲知是蛊与非当

蛊毒起源于古歌里的《十二个宝〉，十二个宝即十二个蛋：古歌里是这样唱的："鸭生鸭蛋，虱生虱子蛋，碟生央纳蛋，蝶生蝶不孵，姬宇守三年，三年孵不出。"姬宇传说是神鸟，她将十二个蛋孵化十个后，剩下两个"寡蛋"，丢进水井里。一天清晨，一个姑娘到水井里去挑水时，见到水中的两个"寡蛋"，就用扁带捅那两个蛋，两个"寡蛋"就顺着扁带爬上来，变成了娘鬼和蛊毒。

娘鬼就附在男的身上，蛊毒就附在女的身上。也有一种说法，说蛊毒是古歌里唱的两个"寡蛋"，一个被丢弃在荒野，变成一种专门惹是生非的鬼，另一个丢进水井，一天清晨，一个姑娘到井里去挑水时，见到水中的两个"寡蛋"，两个"寡蛋就顺着扁带爬上来，附在姑娘身上。姑娘回到家后，看见家里有一对蛇。后来姑娘出嫁，生了孩子，那一对蛇来与孩子争奶吃。那对蛇就是附在姑娘身上的蛇蛊，每当她感到身上不舒服时，就把蛇蛊放出来找吃，否则就会感到很难受。

说起蛊毒，真是让人伤心，气炸肺膀。所以苗族开亲，都要查祖宗三代亲朋好友，东村西寨。谁家有蛊毒，谁家有娘鬼，男不能娶，女不能嫁。有居心不良之人，却借此诬陷清白人家，诽谤人家有蛊毒，娘鬼。以此抬高自己，造孽深重。

       1987年8月31日的黄昏，秋阳为黄平镀上一层温润的金边，刚竣工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前，整洁的街道上散落着饭后散步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气。一辆乳白色面包车缓缓驶入停车场，没有前呼后拥的迎接，没有隆重的仪式，身着深蓝色中山装的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同志，稳步走下车来。

       “胡书记辛苦了。”“让大家久等了，实在抱歉。”温和的声音伴着亲切的微笑，他伸出手，与等候在此的县四大班子领导一一紧握。简单的寒暄后，在众人陪同下，他径直前往县人武部招待所下榻。后来我们才知晓，这是他结束余庆县视察、赶回省城开会的途中，特意绕道而来——只为探望新当选的县领导班子，摸清这片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发展实情。彼时已是晚间七点多，他风尘仆仆，随行的仅有省委办公厅两位同志和一名记者。这是他时隔不足一年，第二次踏上黄平的土地，这份牵挂，如秋夜的星光，悄然照亮了山区百姓的心。

        夜色渐浓，招待所的灯光下，一场务实的汇报正在进行。胡同志凝神倾听着县委关于经济发展、干部思想状况的介绍，时而点头，时而提笔记录。当得知县里正召开四级干部会议部署秋冬种植时，县委领导恳切地提出，希望他能为干部们讲几句话，提振士气。他欣然应允，那爽朗的答应声，如一缕春风，驱散了大家心中的忐忑。

       次日清晨，凉意浸人，但黄平县人民大会堂（县电影院）内却暖意融融。千余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县、区、乡、村的千余名干部，带着基层的风尘与期盼，静静等候。当胡同志走上讲台，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铺垫，他朴实的话语如山间清泉，直抵人心，对形势的精辟剖析，对问题的精准点拨，让每一位听者都倍感振奋，会场内的掌声此起彼伏，一次次划破寂静。

      彼时的黄平，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作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六成的贫困山区农业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让全县上下迸发出生机，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近亿元，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但大山的阻隔、传统观念的束缚，仍让这里步履维艰：农民解决了温饱，却难寻致富之路；南部边远山区的群众，依旧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旧俗，世代贫困的枷锁难以挣脱。更让人忧心的是，部分干部中滋生的满足、畏难、依赖情绪，成为阻碍发展的隐形壁垒。县委班子正决心扭转局面，却苦于缺乏有力的指引，胡同志的到来，恰如“及时雨”，为大家注入了强心剂。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始终站立着，不用讲稿，思维敏捷，条理清晰。他首先肯定了黄平人民战胜1986年特大旱涝灾害的坚韧——那年春旱肆虐，80%的井水干涸，近百名干部下沉一线助农抗旱；栽种刚完，虫灾又至，全县上下众志成城灭虫救灾，最终换来丰收。对于县里提出的“五条龙”发展思路，他深表赞同，鼓励大家：“越是困难时刻，越能考验共产党员的意志、觉悟和品德。”

        他叮嘱大家，要正确认识形势，在纷繁复杂中分清主次，顺境不骄、逆境不馁；要转变工作作风，摒弃官僚主义，沉下身子深入农户，用“铁脚板”走出干群鱼水情，让政策真正落地生根；要加强学习，既要钻研马克思主义基础，也要掌握经济管理与现代科技知识，在实践中锤炼本领。这些话语，没有空话套话，句句戳中痛点，说到了干部群众的心坎里，如明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报告尾声，他深深鞠了三个躬，动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大家为党和人民所作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一刻，许多农村干部热泪盈眶，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省委领导，第一次听到如此接地气的讲话。掌声经久不息，大家久久不愿离去，仿佛要将这份温暖与激励，牢牢镌刻在心底。

       午餐后，来不及多作停留，他便驱车赶往素有“小江南”之称的重安镇。在重安江铁索桥，听闻抗战时期闻一多先生曾在此留下素描写生，他当即叮嘱大家：“要发挥名人效应，做好旅游开发文章。”随后，他热情邀请送行人员合影留念，定格下那张令黄平人民引以为傲的珍贵照片，如今这张照片已载入《黄平县志》，成为永恒的纪念。午后两点，车队渐渐远去，留下的是无尽的温暖与前行的力量。

       没有热烈的迎送，没有刻意的宣传，他在黄平仅停留一晚，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许多群众甚至不知晓他的到来。但那份轻车简从、平易近人的作风，那份深入实际、求真务实的态度，那份心系百姓、勤政为民的情怀，却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亲历者心中。

      三十多年过去，黄平早已旧貌换新颜，当年的贫困山区已然走上致富之路，“五条龙”思路结出累累硕果，重安江的美景吸引着八方游客。但那段秋光里的记忆从未褪色，胡同志的话语依旧在耳畔回响，他的身影依旧清晰。那股激励人心的力量，始终滋养着黄平人民，指引着大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步履不停，奋勇前行。

       1986年10月下旬，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同志到黄平视察工作，在县政府招待所与黄平县委书记潘昌红（右一）交谈。左一为州委书记李仁山，左三为重安区长吴弟华，后排人员为县委办秘书。

      1987年8月31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同志到黄平视察工作，晚上县委书记杨光宗（左）在县武装部招待所住处向胡同志汇报工作。

       1987年8月31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同志到黄平视察工作。图为在重安江铁索桥考察时留影。

    （作者潘世仁，系黄平县革命老区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黄平县史志办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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