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昆山，至今有一条路叫作柏庐路，有一所小学叫作柏庐实验小学。路和学校的名字，都来自三百多年前的一位读书人——朱柏庐。

朱柏庐本名朱用纯，字致一，柏庐是他的号。这个号里藏着他一生的心事。

那是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那一年，朱柏庐十八岁。清军的铁骑南下，昆山城破，他的父亲朱集璜率众守城，城陷之后，投河殉国。十八岁的少年，一夜之间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上有老母，下有年幼的弟弟——用白、用锦年纪尚小，还有一个遗腹弟从商尚未出生。他“昼夜恸哭，痛不欲生”，却不得不擦干眼泪，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流离，四处避难。

后来他给自己取号“柏庐”。这二字出自西晋王裒的典故——王裒的父亲被司马昭所杀，他在墓前搭草庐而居，攀着柏树悲号，眼泪滴在树上，柏树都为之枯萎。朱柏庐取此号，是明志，也是守节：终身不仕清廷，以遗民自居。

康熙年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士，地方官举荐他，他坚辞不受；后来又有人荐他做乡饮大宾，他再次拒绝。他的一生，就在乡里教书中度过，与徐枋、杨无咎并称“吴中三高士”。

临终那年，康熙三十七年，他染疾在床，对弟子们说了最后一句话：“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

这话，是他一生的注脚。

《治家格言》写于康熙七年（1668年），朱柏庐四十一岁的时候。

那一年，他已经在家乡教了二十年的书。每天黎明即起，洒扫庭院，然后坐在堂屋里，等着学生来上课。晚上批完作业，关锁门户，亲自检点一遍，才上床歇息。日子过得清贫而安稳，但总有些东西在他心里翻涌——父亲的死，家国的变，这些年见过的生离死别，教过的蒙童学子，还有那些从古籍里读来的道理，从生活中品出的滋味。

他想把这些写下来。

不是为了传世，只是为了给家人看。他“用诗文句式撰写了告诫后代堂堂正正做人的短文。文句来源有的是根据先贤经典重新编写的，有的是根据生活经验精辟总结的”。写完之后，他用工整的颜体楷书抄了一遍，贴在厅堂的墙上，让家人“朝读暮思，鞭策生活行为”。他给这篇文章取了个朴素的名字——《治家格言》。

他大概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传遍天下。

《治家格言》全文五百一十六字，对仗押韵，朗朗上口。开篇便是：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这话朴素得像是母亲在耳边叮嘱。但朴素里有深意。蒙曼教授解读说，这“不只是对作息时间的简单规定，更承载着对家庭秩序和个人品德的深层要求”。晨起洒扫，是劳动的起始，也是责任的开端；入夜检点，是谨慎的态度，也是担当的习惯。这些日常小事，日复一日地做，就在人心里种下了勤勉和规矩的根。

接着便是那句流传最广的格言：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据说朱柏庐七十岁生日那年，家人给他祝寿，亲戚朋友送来不少礼品，他一概谢绝。过生日那天，他请亲友吃饭，上的几乎全是素菜。妻子担心被人看不起，他笑笑说：“自奉必须俭约。”这话正应了格言里那句“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

他还有一句：“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羞。”意思是说，器物只要质朴洁净，粗陶碗也比金玉器皿好；饮食只要简约精细，自家园里的蔬菜胜过山珍海味。这背后是对“需求”与“欲望”的清醒划分：器物的核心价值是用而非炫，饮食的本质是养而非奢。

《治家格言》说的不只是持家，更是做人。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那些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小贩，挣的是辛苦钱，别占他们的便宜。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见了有钱人就巴结，见了穷人就摆谱，这种人最可耻，也最下贱。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帮了别人别总惦记着回报，受了别人的恩惠要一辈子记着。

这些话，句句都是做人的底线。朱柏庐把这些底线写进家训，是要子孙后代“堂堂正正做人”。他教学生也这样教，常对他们说：“盖当以学问见己之过，不当以学问见人之过。”做学问是为了看清自己的过错，不是为了挑剔别人的毛病。

关于教子，他写：“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教子要有义方”。义方二字，指的是做人的正道。他一生没有儿子，但对弟弟们尽心抚养，对学生们悉心教导。弟弟用白、用锦，还有遗腹弟从商，都是他一手带大的。这份责任，担了几十年。

关于家庭，他写：“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兄弟之间，富的要帮穷的；长幼之间，要有规矩，有界限。这种“有规矩的爱”，让家庭既有秩序又不失温暖。

关于处世，他写：“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一家人别动不动打官司，官司打起来，家就散了；出门在外别多嘴，话说多了，必有闪失。这话至今听来，还像老辈人的叮咛。

《治家格言》写好后，一直贴在朱柏庐自家的墙上。有一年，家住常州的叔父朱大满来昆山走亲，看到墙上的文章，觉得很好，想带回常州。朱柏庐便抄了一份给他。当时只当是家人之间的交流，没有署名。

叔父把文章带回常州后，制成匾挂在家里，还题了一副对联：“鹿洞谈经传千秋师表，柏庐继志垂一脉家规。”这副对联把朱柏庐和曾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的朱熹联系了起来。后来叔父去世，朱柏庐也去了吴县东山当塾师，昆山家中的原稿不知去向，常州的抄件被人传承，各地的抄本越来越多。《治家格言》成了一篇佚名佳作，在民间广为流传。

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鹿洞”与朱熹有关，这文章必定是朱熹所作。于是《治家格言》被改名为《朱子家训》，作者也成了朱熹。

这一错，就是一百多年。

直到清同治七年（1868年），四川人廖纶到昆山任新阳县令。他对朱柏庐非常崇拜，到任后就听当地文人抱怨这篇名作被误传。廖纶深入调查，确认《治家格言》的作者就是朱柏庐。他一方面在玉山书院重建纪念朱柏庐的祠堂，一方面用正楷抄录《治家格言》刻碑镶嵌在祠堂墙上，并撰写题跋，明确说明“此文不为朱熹所作”，而是“朱柏庐先生的治家格言”。

从此，朱柏庐的著作权得以正名。

《治家格言》流传开后，影响越来越大。康熙皇帝南巡时听人说起，很感兴趣，常把其中的名句抄成对联送给官员和他们的孩子，还将此文引入宫中，和《三字经》、《千字文》一起，作为皇子皇孙的必修课。乾隆三十年，礼部侍郎德保把它译成满文，教八旗子弟，称它为“物理人情之朗鉴，昏衢黑夜之清灯”。清代学者陈榕门在《养正遗规》中评价：“其言质，愚智胥能通晓；其事迩，贵贱皆可遵行。”意思是说，它语言质朴，无论聪明愚笨都能听懂；它讲的是日常事，无论富贵贫贱都能照着做。

民国以后，它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一起，成为童蒙必读的课本。

为什么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能有这么大的影响？蒙曼教授分析说，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平民化”。传统家训多为士大夫所作，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而朱柏庐的格言，“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开篇，将道德教化融入晨起劳作这一最基础的日常生活场景，用‘内外整洁’的务实要求替代了空洞的道德说教”。它关心的不是治国平天下，而是普通人家过日子的事——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待人接物、怎么教育孩子。

这种“平民化”的背后，是朱柏庐一生的经历。他少年丧父，中年教书，晚年守节，一辈子活在寻常百姓中间。他知道普通人家的日子有多难，也知道普通人家的希望在哪里。所以他写出来的话，句句都落在实处，句句都带着温度。

比如“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未雨绸缪这个成语，人人都会说，但朱柏庐把它写进家训，是提醒家人：过日子要有打算，别等到渴了才挖井。这种智慧，“拒绝侥幸心理，明白人生总有意外，丰年时不挥霍，才能在歉年有依靠；顺遂时多积累，才能在困境中有退路”。

比如“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做事要留点余地，得意了别得寸进尺。这话是对欲望的警醒——人心不足蛇吞象，见好就收，才是长久之道。

比如“守分安命，顺时听天”。这八个字常被人误解为消极。其实在朱柏庐那里，它是积极的——守分，是守住做人的本分；安命，是接受自己能改变和不能改变的界限；顺时，是顺应时势；听天，是敬畏天道。这不是让人躺平，而是让人在尽了自己本分之后，保持一份豁达和平和。

临终前那句“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也是这个意思。做学问的根本，是明白性命之理；做事业的根本，是守住忠孝二字。这不是高调，而是一生践行的总结。

如今，《治家格言》已经流传了三百多年。

在昆山，还有柏庐路、柏庐实验小学。学校里的孩子，有的还会背“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老师们讲朱柏庐的故事，讲他如何在国破家亡之后撑起一个家，讲他如何一辈子教书育人，讲他如何写下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影响了无数代人。

那些格言，也还在被引用。“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出现在食堂的墙壁上；“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写在环保宣传的标语里。有时候在饭桌上，长辈还会对挑食的孩子说：“想想这米是怎么来的。”——这话，三百年前朱柏庐就说过。

他还说过：“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读书是为了做圣贤，不是为了考功名；做官要心里装着国家和百姓，别只想着自家的小日子。这话在今天听来，仍有它的分量。

三百多年过去了，朝代更迭，世事变迁，但那些朴素的道理还在。它们像种子一样，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它来自生活，又回到生活；来自一个人，却属于所有人。

夜深了，窗外的月光静静地照着。我想起朱柏庐那句“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三百多年前的那些夜晚，他大概也是这样，检点好门户，然后上床歇息。第二天黎明，又会早早起来，洒扫庭院，等着学生来上课。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安稳，有规矩，有温度。他把这日子过成了学问，又把这学问写成了文字，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