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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团 生 活
——陕北插队纪事之一
作者：沈宁（美国科罗拉多）
作者所在剧团在黃河壺口瀑布前合影. 最右側站立者为作者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整整十年﹐全中国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可以看﹕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所有这些戏都看过﹐因为除了这些﹐没有任何其他娱乐。几个京剧样板戏﹐我都只看过一次而已﹐不感兴趣。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倒是看过好几次﹐在天桥剧场。有一次我甚至彻夜排队﹐就为买到一张票。
八个革命样板戏﹐是江青的亲生儿﹐是她从政的发家之地。每出戏﹐从剧本编写到演员挑选到台词斟酌﹐江青确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没有丝毫马虎﹐一字一句都必须绝对革命化﹐必须绝对立足歌颂中共。我听说﹐《红灯记》里原有一句台词﹐抄袭中国古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看那出戏的时候﹐就说的是这句台词。不料演出若干年后﹐突然之间﹐被人告发﹐此句台词把日本人说成道﹐把共产党说成魔﹐立场错误。控告成立﹐江青亲自下令﹐台词改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普及样板戏﹐在江青领导下﹐中共中央下令﹐各地所有地方戏剧团必须学习这八个样板戏﹐照猫画虎﹐改编唱腔﹐排练演出﹐台词不许改一字﹐情节不准动一处﹐人物造型﹐舞台调度﹐丝毫不得变更。除此之外﹐所有古装戏﹐一律停演。
作者和吹黑管的同學在壶口瀑布中
本来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口音相差万里﹐广东人讲话东北人根本听不懂。地方戏也都是各依所爱﹐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越剧﹐黄梅戏﹐粤剧﹐唱念作打﹐多温柔缠绵﹐演《红楼梦》《苏三起戒》﹐美不胜收﹐偏要去演《奇袭白虎团》和《智取威虎山》﹐听着都觉得辛苦不堪。而且地方剧团演样板戏﹐不光要照搬情节﹐还要照搬西洋乐队伴奏京剧的格式。于是突然之间﹐各地方戏剧团纷纷招收西洋器乐演奏员﹐拼凑乐队﹐鼓号齐鸣。不过也正是趁了这股妖风﹐所以延安地方剧团才把我招收进去拉小提琴﹐否则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一辈子只能在乡村受苦。
中华民族发源于周原渭河﹐古称为秦﹐所谓秦川八百里。战国时代﹐秦国即从陕西出发﹐平定六国﹐统一天下﹐建立第一个专制皇朝。陕西地方戏就叫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戏曲﹐现在流行于西北五省﹐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秦腔又称乱弹﹐以乱冠名﹐可见其声腔体系的丰富多彩﹐不拘一格。而秦腔演出重用枣木梆子击节﹐所以又被人叫做梆子腔﹐成为后世中国北方各地梆子戏的鼻祖。
虽然秦腔本源陕西﹐可我在剧团里听说﹐正统秦腔剧团却远在广西。那是因为李自成起义﹐南征北战﹐总要带个秦腔剧团随军。后来李自成兵败南逃﹐那个秦腔剧团自然也跟随着﹐一直退到广西﹐才算落了脚。那个剧团里的人﹐地疏人生﹐除了演戏﹐别无所能﹐只好卖艺为生﹐世代繁衍﹐乃至于今。我们剧团的老演员们﹐有时候聊天﹐还发牢骚﹐说是现在陕西的秦腔都变味了﹐总是很仰慕广西的秦腔剧团﹐说那是唯一一个保持了原汁原味秦腔的剧团﹐他们都很想有机会到广西去一趟﹐听听老派秦腔是怎么个唱法。
秦腔的唱腔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顾名思义﹐欢音表现欢快喜悦，苦音抒发悲愤凄凉。秦腔节奏有慢板﹐二六﹐代板﹐起板﹐尖板﹐滚板﹐花腔几种，其中拖腔尤富特色。秦腔演唱调朴实﹐音粗犷﹐声豪放，极富夸张，所以陕北人把唱戏叫做吼﹐说哪个演员唱得好﹐便称其“吼得美”。秦腔演员也分生旦净末丑五类﹐细分为十三门﹐所以有十三头网子之说。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花脸﹐秦腔里叫作黑头﹐可知多么威武英雄。
所有秦腔这些美丽的传统和文化﹐到了现代﹐特别是到了排演样板戏的岁月﹐当然就被全部扫荡和剿灭。经典的秦腔戏《赵氏孤儿》和《铡美案》等等﹐全部剔除﹐提都不准提﹐只有剧团老演员和琴师们喝酒之后﹐聚到一起﹐才会唱起来﹐解闷作乐。
延安的秦腔剧团﹐名叫民众剧团。听老艺人们说﹐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岁月﹐得到过著名戏曲家马健翎的亲自指导。而且在圣地时期﹐还曾经到枣园杨家岭为毛主席和共党中央演出过。可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早已面目全非﹐陷于瘫痪﹐只在惨淡经营中挣扎。等到我进团的时候﹐民众剧团跟全国所有文艺单位一样﹐都成了政治机构﹐再无艺术可谈。
劇團同仁在棗園窯洞前合影. 最後为作者
我到剧团之后﹐第一件大事﹐是迎接周恩来总理重访延安。延安作为中共的革命根据地﹐中共所有高级领导人﹐不论文武﹐都曾在延安长期居住过。可以说延安人民养活了新生政权﹐也保卫了新生政权。可是中共中央从一九四八年离开延安之后﹐再没有一位高级领导人回过延安。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因为陪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访问﹐周恩来才头一次和唯一一次回到延安。他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重访延安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也是中共重访延安的唯一国家领导人。
那天我们剧团奉命到延安机场﹐只说是列队迎接越南客人。却没有想到﹐机舱门打开﹐见到周总理走下来﹐这下子所有在场迎接的延安人都疯了。如果不是纪律约束﹐当时说不定就要闹出人命。据说后来延安城里﹐到处聚集人众﹐围堵总理﹐欢呼雀跃﹐总理的车子几次走不动。但那些情况我都不知道﹐没有亲身经历。因为我们从机场回到剧团﹐接到指示﹐马上赶排一场歌舞节目﹐奇怪为什么不是样板戏？领导以为周恩来在延安的时候﹐我们能够争取为总理做一场演出。但是白忙了一天一夜﹐周恩来在延安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八点钟就坐飞机离开了。听说周总理离开前说：等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可是直到他去世那天，延安也没建设好﹐所以他也就再没有来过延安。
跟我前后脚招进剧团的﹐还有一批北京知青﹐唱歌的﹐跳舞的﹐弄乐器的﹐五花八门。吹单簧管的一个迟姓同学﹐北京三中的学生﹐在剧团里天天练习莫扎特的《D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他后来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成了国内著名的单簧管大师﹐也教出许多成功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知青姓蔡﹐打洋琴的﹐高干子弟﹐父亲是国家体委负责人﹐浩劫时期被打成走资派﹐所以才插队到陕北。后来父亲被解放﹐官复原职﹐女儿立刻调回北京。另外一个北京知青﹐唱歌的﹐更是名门之后。她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她祖父是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是我外祖父台湾家中的常客。因此这个女同学﹐跟我一样﹐从小多灾多难。
按照京剧样板戏改编的秦腔剧﹐本来早都在西安的大剧团改好了﹐我们团只是照演而已。可是我们的乐队比较小﹐西洋乐器的演奏员﹐全部都是陕北各地招的学生﹐其中一个吹单簧管的北京知青﹐现在是国内著名的演奏大师﹐还到台湾去示范演出。当时剧团里有个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老大学生﹐根据我们乐队的实际情况﹐改编西安拿来的乐谱。他本来学西洋作曲﹐改编秦腔老要生气﹐经常跟我们发牢骚﹐说那都干的是些什么狗屁事嘛。排练演出的时候﹐他是乐队指挥﹐个子不大，脾气不小，动不动就跟领导吵架﹐大喊大叫，暴跳如雷。
我倒无所谓﹐不就是一个饭碗么﹐如果不是剧团招我拉琴﹐我还不就呆在乡下﹐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我把剧团当作一个练琴之地﹐每天演员们练功的时候﹐我们乐队的人也练琴。我每天上午拉两小时基本功﹐然后拉些乐曲，独居陋室﹐自得其乐。因为插队期间﹐成天劳动﹐我的手被折磨得很厉害﹐怎么练习都回复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时常也很烦恼。至于乐队排练或者彩排之类﹐随便应付一下就足够。
秦腔剧团﹐从来没有过西洋乐器﹐突然来了一帮北京和西安的学生﹐拉小提琴的﹐吹黑管的﹐吹圆号小号的﹐奇奇怪怪，夹杂梆子高胡，完全不搭调。而且我们平时练习的﹐都是西洋曲目﹐比如我拉克勒策马扎斯﹐没人知道是些什么乱七八糟。吹黑管那位学生﹐特别迷莫扎特﹐成天练习D大调黑管协奏曲﹐甚至找来谱子﹐要我们乐队给他拉伴奏。大家都很热心﹐也算苦中作乐。有两次﹐北京学生找来比才的歌剧《卡门》和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两张唱片﹐我们聚在宿舍里﹐大听特听﹐乐不思京。剧团里的人嫌吵﹐领导来敲门﹐我们也不理会。
对我们这批北京学生﹐剧团领导总是不喜欢﹐也觉头疼﹐不像老艺人那么容易管理﹐可是因为样板戏必需有西洋乐队伴奏﹐所以不管领导们多么恼怒﹐也不敢开除我们﹐我们等于是得到了毛主席和江青的直接保护。剧团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管不了琴﹐就用尽心机管人。
在剧团所有北京学生里﹐我是挨批判最多的一个。第一因为我家庭出身最坏﹐先天不足﹐有事没事批判批判我﹐杀鸡给猴看﹐总不会出错。第二我这人不会甜言蜜语﹐不会装笑脸﹐特别是对领导﹐不会拍马屁﹐总是不讨领导欢心。第三我喜欢读书﹐在当时是犯忌的事。文化大革命首先就是要革掉文化的命﹐可我喜欢看书﹐就是名副其实的反革命。我本来讨厌闲坐发愣﹐或者听人东拉西扯说胡话﹐而剧团里每天的政治学习﹐或者毛主席著作学习﹐荒谬无聊﹐难以容忍。所以每到开会政治学习﹐我就坐在最后面﹐偷偷看自己带的书﹐为此我可没少被当众批判。一批判就半天﹐更耽误时间﹐后来实在受不了﹐再有政治学习﹐我就不带书﹐只带单词纸条﹐闭起眼睛﹐堵住耳朵﹐背英文单词﹐你还能把我怎么样。这也没逃过去﹐还是挨批判﹐那年头﹐学英文就有嫌疑，里通外国﹐打算当外国间谍特务。
记得最可笑的一次政治学习﹐书记又在台上胡说八道﹐背着毛主席语录﹐颠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书记大怒﹐质问我为什么笑。我说﹕您说的这堆话﹐我听着不合逻辑。书记更加愤怒﹐庄严宣告﹕什么叫逻辑﹖逻辑那是资产阶级的说法﹐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革命﹐就是要不讲逻辑。接着﹐那个政治学习﹐就变成了对我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会。幸亏团里人都不热心参加﹐也没有揪我头发上台坐飞机﹐只有书记和团委书记两人唱双簧﹐喊叫一阵﹐也就泄了气。
不过说实话﹐在剧团的生活﹐除了政治学习﹐其他的都还是挺遐意的。工资不高﹐文艺辅助二级，每月二十七块五毛﹐可是按月固定发﹐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上不上班﹐干不干活﹐总之一天三顿﹐总有饭吃。吃得不好﹐糙米杂面﹐缺油少菜﹐但总不至饿死。有点余钱，回北京可以买车票，再也不用扒车受罪了。每年下乡演出﹐虽然走路辛苦﹐却能够饱吃猪羊﹐也算改善伙食。而且因为可以把领进剧场看演出作为交换手段﹐剧团的人跟延安城里各行各业都搭上关系﹐走到哪里﹐都能吃香的喝辣的﹐近水楼台﹐高人一等。
剧团的老艺人们﹐渐渐跟北京学生混熟了。一个武生指导﹐甚至娶了北京学生﹐做了北京的女婿。我很喜欢听老艺人们讲秦腔发展的历史故事﹐也喜欢听他们聚在一起唱才子佳人的老戏。虽然我们平时排练演出的都是革命样板戏﹐可老艺人们真正热爱的﹐还是古装老戏﹐唱起来摇头晃脑﹐指手划脚﹐声情并茂﹐身心俱醉。老艺人们都没有多少文化﹐顶多初小水平﹐他们学的每出戏﹐都没有文字稿本做依据﹐纯粹是跟着师傅﹐一字一句﹐一抬腿一投足地学会﹐苦背下来﹐所以如果他们不时常复习﹐三年五载﹐就可能忘记了﹐如何得了。而那些练武打的跟斗虫们﹐三天不练﹐就翻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每天早起练功﹐雷打不动﹐特别积极﹐也特别用心﹐只为保持住自己的一身本领。
在剧团里工作﹐最好看的﹐并不是排练﹐更不是演出﹐而是每天早晨的练功。生旦角们﹐各在一边伊伊呀呀地发声﹐或摇折扇或伸莲花指﹐扭捏作态。那些黑头们﹐则是仰天大吼﹐声震云霄﹐然后说嗓子疼﹐要领导买蜂蜜泡水喝。练武功的﹐默不作声﹐排着队一股脑地翻跟斗﹐你来我往﹐连番不停﹐令人眼花缭乱。练功的时候﹐才是老艺人们真功夫的显示﹐他们对排演革命样板戏﹐毫无兴趣﹐也毫无热情﹐都是敷衍了事。
有一次我们演出一台革命现代戏﹐叫作《洪湖赤卫队》﹐讲述中共红军的光辉革命故事。其中有个情节是﹐潜伏在国军内部任副官的中共地下党﹐为掩护被捕的中共游击队队长逃脱﹐暴露身份﹐以身挡弹﹐壮烈牺牲。舞台上的设计﹐是游击队长跳窗而逃﹐敌兵追赶﹐那地下党副官跳上窗台﹐甩掉头上国军军帽﹐然后中弹牺牲。演出当中﹐那演副官的演员﹐跳上窗台时﹐军帽意外先掉了。这下子就表演不出甩军帽的动作﹐显示不出他的英勇和壮烈﹐台上台下大家一时都愣了。那演员似乎想都没想﹐又从窗台上一个箭步跳下﹐拾起军帽戴到头上﹐然后再次跳上窗台﹐再把军帽从头上摘下﹐照样豪迈地丢到地上。枪声起﹐幕急落。
我们乐队坐在台下﹐看到这段滑稽表演﹐都忍不住锤胸顿足﹐哈哈大笑。可是观众席里﹐仍旧悄然无声﹐好像没人发现这个大穿帮﹐睡着了似的﹐听之任之，一点反应都没有。也是﹐经过十几年日夜无休止的疲劳轰炸﹐中国百姓对于革命样板戏﹐对于任何革命宣传﹐都已经十分痲痹﹐可以做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伟大英雄都只当些闹剧看看而已。那么掉一顶军帽和甩一顶军帽﹐又有什么不同﹐连笑都笑不出来。
这样过了三年﹐支部书记调走了﹐新来两位领导。新书记的特点﹐只要团里不出大问题﹐他什么都不管﹐整天就是跟团里人打牌说笑。新来的吴团长管业务很负责任﹐知道北京学生见识多﹐常找我们征求意见。接触多了以后﹐团长特别看中我﹐委托我编个陕北英雄刘志丹的革命戏。
过了几个月﹐那个革命戏没编出来﹐但我借着编戏﹐得到很多自由时间﹐并因此写了几个短篇小说﹐那时候叫作革命故事﹐被地区文化馆的李天芳老师选中﹐送到西安去参加全省革命故事宣讲会。陕西老作家王汶石很喜欢我的作品﹐发函把我请到西安开过两三个创作会，还在他家里给我传授了很多小说写作的技巧。也在那些创作会上﹐我跟路遥成了朋友﹐也认识了陈忠实和贾平凹，以及吴北玲。我写插队学生赤脚医生孙立喆的故事﹐被中央美术出版社看中﹐调我到北京四个月﹐帮他们写连环画脚本。
于是我在剧团里成了名正言顺的笔杆子﹐随后一年吴团长任命我为学员队队长﹐给舞蹈队的学员们上文化课﹐安排他们练功﹐还带他们到西安歌剧舞剧院受训。一年之后﹐“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江青一下台﹐样板戏跟着就断了气。我们剧团又可以排演古装戏了﹐西洋乐队也没用了，吴团长便让我做业务组长﹐主持全团排练演出等业务工作。再过一年﹐我递交申请﹐调到延安中学去做语文教员。半年之后﹐高考恢复﹐我考上西北大学﹐离开陕北﹐从此再没有回去过一次。
本期实习编辑：李桐琪 校改
作者简介
沈宁：美籍华裔作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毕业后任职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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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韩菜菜、朱双碧
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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