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辞职会带来轻松，我可以在长烟大漠间远行千里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海，从一些奇怪的角落伸出了一双双手，把我拽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上海一些文人聪明，想在社会大转型中通过颠覆名人来让自己成名。但他们又胆小，不敢触碰有权的名人。于是，等我一辞职，"有名无权"了，就成了他们的目标。正好，在职称评定中被我签字"否决"的报者，也找到了吐一口气的机会。于是，我被大规模"围啄"。
我这个人什么也不怕，却为中国文化担忧起来。我们以前多少年的黑夜寻火、鞭下搏斗，不就是为了争取一种健康的"无伤害文化"吗，怎么结果是这样？
那天，我走进宿舍，在门房取出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特别厚，我就拿起来看是谁寄来的。
一看就紧张了。寄自华东医院东楼的一个病床，而那字迹，我是那么熟悉！
这才想到，黄佐临先生住在医院里。我去探望过，却又有长时间没去了。
我赶快回家，关门，坐下，打开那封厚厚的信。于是，我读到了﹣-
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立群教授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有精品出现了！她刚从合肥回来，放下行李便跑来通报这个喜讯。她说最后一场戏，马兰哭得唱不下去了，在观众席看彩排的省委领导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这场戏则是你老兄开了个通宵赶写出来的。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之余，我与沈立群教授的话题便转到了我国今后歌剧的发展上来。沈说，京、昆音乐结构太严谨，给作曲家许多束缚，而黄梅戏的音乐本身就很优美而且又给予作曲家许多发挥余地。今后我国新歌剧，应从这个剧种攻克。
对种种"风波"，时有所闻，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担心你老兄﹣﹣树大必招风，风过树还在；我发愁的乃是当前中国文化界的风气。好不容易出现一二部绝顶好作品，为什么总是跟着"风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话相赠。这三句话，来自我的老师萧伯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三天我去他公寓辞别，亲眼看到他在壁炉上镌刻着的三句话：
他们骂啦，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你能说他真的不在乎骂吗？不见得，否则为什么还要镌刻在壁炉上头呢？我认为，这只说明这个怪老头子有足够的自信力罢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当然也不至于） 受种种"风波"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
我这次住院，已经三个月了。原来CT后发现脑血管有黑点，经过三个疗程吊液后，已觉得好些。但目前主要毛病是心脏（早搏、房颤），仍在治疗中。今年已经八十七岁，然而还不知老之将至，还幻想着要写一部书﹣-《世界最好的戏剧从来就是写意的》。你说，太"自不量力"不？
祝你考察和写作顺利。
佐临
华东医院东楼十五楼十六床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需要说明的是，他引用萧伯纳壁炉上的三句话，在信上是先写英文，再译成中文的。三句英文为：
They have said.
What said they?
Let them say!
这立即让我想到五十六年前他离开萧伯纳寓所时的情景，他在新加坡给我描述过。
几句话，漂洋过海，历尽沧桑，居然又被一个病榻上的老者捡起，颤颤巍巍地写给了我。我，承接得那么沉重，又突然感到喜悦。
Let them say!
这句简短的英文，成了我后来渡过重重黑水的木筏。从此，一路上变得高兴起来，因为这个木筏的打造者和赠送者，是萧伯纳和黄佐临。他们都是喜剧中人，笑得那么灿烂。
黄佐临先生在写完这封信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站在他的人生句号上一点点回想，谁都会发现，他这一生，实在精彩。
我们不妨再归纳几句：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告别萧伯纳"赴国难"。
在国难中开创上海戏剧和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
二十年后，在另一番艰难岁月中发表了世界三大戏剧观的宏伟高论，震动国际。
等灾难过去，北上京城，在剧场里拷问知识分子的心灵。
最后，展开一个童心未泯又万人钦慕的高贵晚年……
我想不出，在他之前或之后，还有哪一位中国艺术巨匠，拥有这么完满而美好的人生。
对他，我知道不能仅仅表达个人化的感谢。他让中国戏剧、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中国人，多了一份骄傲的理由。他是一座孤岸的高峰，却让磕磕绊绊的中国现代文化大船，多了一支桅杆。这支桅杆，栉风沐雨，直指云天，远近都能看见。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这不是他的遗憾。
我听从他的遗言，从来不对别人的说三道四进行辩驳。但是，前两年，纪念中国话剧一百周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提黄佐临的名字，大家只把纪念集中在北京人艺和《茶馆》上，我就忍不住了。
我终于写了文章，说："看到一部丢失了黄佐临的中国话剧史，连焦菊隐、曹禺、田汉、老舍的在天之灵都会惊慌失措。历史就像一件旧家具，抽掉了一个重要环扣，就会全盘散架。"
二O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