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另类的人生
仁义伯年轻时人高马大，乍看也一表人才，家贫，没上过学，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总之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要命的是还有个喜欢耍小钱的癖好，把一份本不太大的家当踢腾完，自年轻起，便一贫如洗了。于是，他便把“卖壮丁”当营生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无论那路军阀来了都要抽壮丁。一般三丁抽一 ，就是说，家里有弟兄三人得抽一个出来当兵。卖壮丁就是收钱替别人当兵。能卖壮丁的一是家贫，二是胆大，三是脚底下麻溜，会跑才是这个行当的关键。据说那时村里还有一个小伙也是混迹于“卖壮丁”行当的，挣了钱，他的小媳妇手里捧着白馒头，倚门卖弄说“男人可是个来钱的宝贝呀”！没料想最后一次，不知道是被当逃兵枪毙了，还是战场阵亡，反正自此渺无音讯，回不来了，媳妇也被族人当寡妇卖了。“卖壮丁”实在也是一个刀口舔血的营生呀！仁义伯最后一次卖壮丁进了队伍，没得跑了，在西北军混了一年多，还上了战场。等到队伍打败仗溃散了才趁乱逃回。此后，再不敢涉足卖壮丁这行当了。阿Q精神在国人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不，他自夸还在西北军当过排长呢。不知道是临时代理，还是正式任命，亦或妄言自吹，反正他说是就是了。于是大家就调侃的叫他“大排长”，久而久之，变成了他的绰号。人家叫这个绰号，他非但不恼，还有点得意之色。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经历了。
回到村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如何营生？好在他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乱世谋生本领还是有一些的。跑跑单帮、打打短工、街道摆个小摊，倒腾一点小玩意还是可以勉强度日的。人活着总有活下去的办法，只是活法不同罢了。
可随着年龄增长，到了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这倒是个大问题。咋办？除了“安贫守分”还能咋办？熬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兵荒马乱，河南遭灾，人贩子趁机从哪边倒腾了不少女人，在西安贩卖。据说是人贩子把人放在芦席卷成的席筒里，席筒上按质标价，年轻、漂亮的标价高，年岁大的、相貌丑、有缺陷的标价低。买家根据自家经济条件自由选购。据说规矩是先付款后拔席筒，席筒拔开无论老少、美丑都不能反悔。仁义伯钱少，只能拔个便宜的。还算不错，虽然人个子矮小，人样不俊但不算很丑，只是脑子不够用，缺心眼，唯一长处是年龄不大。无论如何，总算有了媳妇。
媳妇领回家里，无处安身，只能借住邻居的柴房。但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好在自己还有一身力气，于是自个打胡基（砌墙土坯），在同父异母哥哥的帮助下，盖了一间半边盖的“厦（sa）子”房，面积方方一丈，大约也就是个10平方左右。因为没有自己的宅基地，房子就孤零零坐落在村外四邻不挨的地角上，远远看去，活像一个小小的土地庙。
仁义伯自娶了媳妇，再也不外出闯荡了，加上不久解放了，就安心在家过日子。老婆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名字按出生季节取的，大的叫春娃，二的叫夏娃，老三就叫秋娃。于是孩子妈也就有了“春娃妈”这个名称。春娃妈虽说思维还算基本正常，但脑子不灵光， 属于缺心眼的一类。在男人调教下，凑合能干一些简单家务。日常也能做普通的汤面、糊饾面之类的家常饭，但要想改善伙食，做出花样来还是有困难的。针线活也能在邻居帮助下做些将就上身的四季衣裳。针黹女工技艺欠佳，大人、娃的衣服总之垮垮拉拉的不合身。平时，她不善缝缝补补，也不爱洗洗涮涮，孩子衣服要么带着开线破洞，要么脏的像抹了油污。鞋子也经常是挂在脚上的破帮子、烂底子。床上的被子就像棉絮和布片搅和一堆的破烂。村里人要说那个女人邋遢、不会过日子，就说“恁就跟春娃妈一样”。偶然会从小屋传出那可怜女人凄厉的哭声，不出意外，又是因手脚笨拙挨男人打了。
当母亲的不勤给娃洗梳，孩子身上总是脏兮兮的，头发也是乱糟糟的长满虱子，白虮子一串一串的赫然可见。由于生活条件不好，孩子患上慢性鼻炎，又不能及时诊治，因而常年淌着两股鼻涕，把上唇淹得通红。母亲低能，孩子焉能不受罪？由此可见，孩子光鲜靓丽的成长，无不来自妈妈的悉心抚育和无微不至的呵护，而绝非上天赐予的福报。娘是遮雨的伞，娘是挡风的墙，缺少娘的关爱和呵护，孩子必然是要遭罪的了。
常言道，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仁义伯这孤悬庄外的小屋，从来无人光顾 ，小偷不来偷，邻居不串门，亲戚不走动，没有绯长流短，没有邻里龃龉，倒也清净自在。
合作化以后，土地归公，集体种地。仁义伯必定农家出身，种地也还是行家里手，无论犁、耩、耙、耱、撒种都能上手，靠自个挣工分勉强应付一家温饱。农闲就在县城摆个地摊，放几件从乡下收来、或别人寄卖的小物件，如旧石头眼镜，旧玛瑙烟嘴，旧铜烟锅之类的劳什子，倒腾赚几个零花钱。他有个嗜睡的毛病，摆摊对，若无人光顾，就当街打起瞌睡了，裤裆烂了，私密外露也浑然不知。
常说饥寒生盗贼，但在仁义伯这里是应验不了的。他人穷，但始终守护着做人的底线，活的干嘣硬正；缺吃少穿，却一家大小手脚干净，无人说三道四。虽然说他倒腾生意也会盘算，讨价还价是一把好手，有时也会露出些微狡黠的眼神。他那与生俱来的疏慵懒散之态，倒也给别人平添了几分信任，从而对他的小生意不无裨益。无论小生意还是跟人交往，都公道清白，不亏不欠。他平时大大咧咧，但有时也会显露出不寻常的耿介、倔强的脾性，一旦耿起来就是驴脾气。
饱经世事的他，大小政治运动他都漠然置之。六六年“四清运动”，他这种赤贫的人，是绝对的依靠对象。那时整人不要证据，就凭贫下中农座谈、揭发，红口白牙就能把人打入深渊。在狂热的政治风潮中，座谈、揭发是有强烈倾向性的，无论真话、假话，都是以整人为终极目标的。一些平时沉匿在人背后、备受冷落的人，趁机咸鱼翻身，酣畅淋漓的享受整人的快感。工作队多么希望仁义伯这“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勇敢站出来冲锋陷阵，发挥别人不能发挥的作用。一则为动员他积极参与运动，二则体现对贫下中农的关怀，工作组决定，由队里出钱，给他家大人娃都换了新衣裳，连炕上的被褥也换成一茬新。可没料想他依然装聋卖哑，一问三不知，逢开会就打瞌睡。背后还骂几句“运动个球，害人呢”、“人成鬼、鬼成人了”。运动后期，搞“民主革命补课”，通过座谈十七年前的“剥削量”，补定了“地主”、“富农”。要分“地主”家的房子和家具给仁义伯，然而多年蜗居斗室的他，竟把这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视如敝屣，竟断然拒绝，坚决不要！这罕见而又真实发生的怪事，让所有人惊诧不已、瞠目结舌。这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咋就不知好歹，给运动打脸，作出这不配合、不领情的事？后来落实政策，把补定的地主富农，全部推翻作废了，分掉的房子和家具又都还给主家了。这时，大家都惊叹仁义伯的先见之明。其实，世事难料，仁义伯那有什么“先见之明”，他只是守住本心，安贫守分，不取非分之财罢了。
春娃妈在村里生活几十年，极少跟人交流，一是脑子简单，不善言辞，二是乡音太重，别人听不懂。因此，女人们扎堆聊天，她只能默默向隅孤坐。生产队的活路，像割麦、撒种、锄地她是干不来的。比较轻的活，比如翻场（碾场前翻腾麦杆）、剥个豆子、摘个棉花还是可以的。她手慢，效率低，大家也都能担待，工分照给。这女人虽然不太灵醒，倒也不说闲话、不理闲事，不搬是非，不起纠纷。从不会吵架骂人，即使几个孩子受人欺负她也不会与人争吵。
解放后登记户口，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只记得爸妈叫她“妞”。“妞”这个称谓在关中不通行，不是常用字，那个负责登记的村干部把“妞”听成“牛”，就说“河南人，就姓河，女人么，叫河花牛吧”。于是户口上有了“河花牛”这个名字。这带侮辱性的名字一直从刚解放到六六年叫了十几年。运动来了，正好那个登记户口的村干部下台，还补定了个“地主”成分，这下可不得了！地主阶级竟然公然侮辱贫下中农，这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呀！充分证明解放十七年了，地主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还在欺负贫下中农呢。工作队做主给春娃妈改了名字，叫“何花美”吧，多好的名字呀！可你无论叫她春娃妈、河花牛还是何花美，对她来说都无所谓了。她要的是一日三餐，四季平安，别无他求。运动中她不参加批斗会，因为她没有这种攻击性的批判能力，即就是来了，一如既往地沉默不语。似乎这翻天覆地的闹腾与她无关，即便是给她改了名，送了衣服被褥，她还是她，毫无改变。
因为平时我妈对这可怜的女人比较同情，有时一起干活时，有意跟她坐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的拉拉家常，有时也给她指导一下针线活。使她感觉到少有的尊重和亲近。我父亲当村干部，运动中蒙冤挨整，被罚没全家口粮。春娃妈知道我家没粮了，破天荒的找我妈，衣服襟里撩着用脏兮兮的头巾包着大约两三斤包谷糁，要送给我家。我妈给她说你家娃多劳力少也不宽裕，让她拿回去了。事后我妈说只有这老实人才有这实诚的心，无论多大的风吹来，她的内心都纹丝不动。在墙倒众人推的狂潮中，她的另类举动太令人意外了。自此后我对这位被众人漠视、鄙夷的人有了不同以往的尊重，遇见总会恭敬的叫声“妈妈”（伯母的意思），她也会用她很浓重的河南口音叫一声我的小名。
春娃妈老实、缺心眼，甚至有些愚钝。一辈子在人们鄙夷的眼光中生活。但她没有世俗的患得患失，没有常人的兴奋与失落。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简单是福，生活圈子越小，视线越狭窄，越幸福；生活范围越大，焦虑和担忧就越多”。她生活在几乎封闭的自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安宁与幸运。细细想来，发现她缺的那部分心眼，多数是不为人所称道的自私贪欲、争强好胜、尔虞我诈，留下的则是最基本的生活本能，和不待粉饰的善良与厚道。
后来仁义伯先过世了。好在几个女子长大成人了，人说“女大十八变”，她们也会捣治自己了，一个个也出脱得楚楚动人了，先后嫁人了。孩子成人了，对妈妈也能有所照顾了。春娃妈衣服穿戴也比以前周正多了。我从城里回家，遇到她，总会恭恭敬敬的跟她打招呼，她也会客气的回应“你又回来看你妈了”。
无论如何，春娃妈给仁义伯生儿育女，撑起一个不完美但完整的家，陪伴老汉默默走过漫长而艰辛的人生路，把几个娃娃拉扯大，也算不枉此生了。比起那些伶牙俐齿，精明强干，但性情蛮横、斤斤计较、心胸狭窄、折磨男人的女人，相对仁义伯而言，她或许是最般配、最合适的女人了。
后来随着岁月荏苒，春娃妈逐渐老去，加上生产队解体，自己又种不了地，难以独立生活，大女儿接到自己家里，养老送终了。
按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决定普通人命运差别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自身能力、拥有物质财富、他人审视与评价。从而决定了芸芸众生的生活状态千差万别。但无论高贵与贫贱，聪明与愚钝，都应该是生而平等，只是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不同而已。
伟人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似乎是个悖论，不能成为普遍规律。但辩证来看，某些精明强干、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人，做着极其卑鄙、恶劣、龌龊的坏事；一些被认为愚钝、卑微、贫贱的人，却能抱朴守真、保留着本分与善良，有时还会绽放出几道耀眼的人性光辉。不是吗？
（内容虚构，勿对号入座）
岳枫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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