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龚  清

       父  亲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三年了。

        他走的那天，离九十岁寿辰，还差整整三个月。滇东北的工地尘土飞扬，我正陪着交通厅的领导沿线检查，对讲机里的指令、机械的轰鸣、脚步踏在碎石上的声响，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来电是家里的号码，我捏着手机走到僻静处，听筒里传来弟弟哽咽的声音：“哥，爸走了。”

        眼泪瞬间冲上眼眶，滚烫得要烧穿眼睑。可身后是领导与同事，是未完成的工作，是一个成年人必须端住的体面。我死死咬住下唇，把那股汹涌的悲恸硬压回喉咙，压进胸腔，压成一块沉铁，硌得五脏六腑都疼。我对着电话哑声应着，转身回去时，脸上已扯出勉强的平静，只有眼底的红，藏不住地洇开。

        那一天，我失去了我的父亲。这痛，刻进骨血，伴我余生。

        十三年来，我不敢听刘和刚的《父亲》。那旋律一响起，字字句句都像针，扎进我最软的心事里。“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这哪里是歌词，分明是我父亲一生的写照，是我与他之间，说不尽、道不完的骨肉情深。每次听见，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仿佛父亲就站在眼前，背着柴禾，扛着苦难，一步一步，从蛮荒岁月里向我走来。

  /滇川交界的金沙江/

        父亲的故乡，在滇东北与四川凉山交界的金沙江畔。解放前，那里是真正的蛮荒之地，群山莽莽，江水滔滔，官府鞭长莫及，凉山的黑彝家支时常渡江南下，掳人为奴，烧杀抢掠。父亲十二岁那年的冬天，遭遇了他人生第一场生死劫。

        隆冬腊月，冰雪封山，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父亲正在山上放牛，几个持枪挎刀的彝人突然冲出来，死死按住他，要把他掳去土司家当奴隶。年幼的他吓得魂飞魄散，却不敢反抗，只能被拖拽着往前走。走到半路，那些人停下来生火做饭，警惕稍有松懈。父亲瞅准空隙，猛地挣脱束缚，一头扎进茫茫雪山，拼了命地跑。

       草鞋很快跑丢了，他赤着双脚，踩在结冰的碎石、带刺的枯枝上，冰雪扎进肉里，鲜血染红了雪地。他不敢回头，不敢停歇，耳边只有风声与自己的喘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回家，活下去。一夜奔逃几十里，天蒙蒙亮时，他终于跌跌撞撞冲到亲戚家门口，双脚早已血肉模糊，伤口嵌满冰渣与泥土，人也冻得几乎昏厥。

        那场逃亡，成了父亲童年最深的梦魇。为了活命，爷爷奶奶带着父亲与姑姑，背井离乡，迁到更深的山里。本以为远离了江边的掳掠，却又撞上了山里的棒客——当地人对土匪的称呼。那些人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十里八乡不得安宁。

        一个正午，阳光刺眼，父亲正在山坡上放牛，一伙棒客突然围了上来。为首的汉子粗声粗气地说：“小娃儿，跟我们耍去。”不由分说，拖着他就走。到了一户富人家门口，他们见父亲年纪小，干不了重活，便让他跟着一个稍大的青年在院外站岗。抢劫结束后，为首的棒客塞给父亲八个装菜的瓷盘，挥挥手：“这是你的，回去吧。”说完便扬长而去。

父亲抱着八个盘子，站在原地，浑身发抖，半天缓不过神。他失魂落魄地走回家，乡邻们听了经过，反倒松了口气：“这伙棒客还算仁义，只抢富人，不害穷人，以后见了不用怕。”可父亲心里的恐惧，久久不散。那八个盘子，他抱了一路，也怕了一路。

        就在这样的颠沛流离、朝不保夕中，父亲慢慢长大了。解放的号角吹进大山，土改、大跃进、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拍打着每一个普通人。父亲老实本分，却在运动中被人诬陷，挨批斗，进学习班，被人排挤、欺负、折磨，长达数年。

        文革后期，我已记事。我亲眼看着父亲被人押着游街，看着他在学习班里吃不饱、穿不暖，精神备受摧残，形容枯槁。我小小的心里，装满了难过与害怕，却无能为力。可无论受多大的委屈，遭多大的罪，我从未听父亲抱怨过一句，从未见他叹过一口气。他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扛在肩上，像大山一样沉默，也像大山一样坚韧。

        那时家里人口多，上有年迈的奶奶，下有我们兄妹五人，只有哥哥能挣工分。生产队按工分分粮，劳力少，工分少，粮食就少，年年缺粮。青黄不接的春天，家里揭不开锅是常事。白天，父亲在地里拼死干活；晚上，他还要摸黑走几十里山路，去亲戚家借粮。借不到玉米、稻谷，红薯、洋芋，哪怕是能充饥的野菜根，他都要想方设法背回来。母亲则进山采“红军粮”、挖野菜，煮成稀粥，养活一大家人。

        因为长期吃不饱，我严重营养不良，患上贫血，动不动就头晕目眩，一躺就是一两天。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次出门办事、赶集，他都要把我带在身边，只为能去亲戚家，让我吃一顿饱饭。日子苦得像黄连，可父亲的脸上，从没有愁云密布。他总是坚毅、乐观，干活时哼着不成调的小曲，闲下来就给我们讲古人励志的故事，用微弱的光，照亮我们灰暗的童年。

 父亲一字不识，却把读书看得比命还重。再苦再难，他都坚持送我们兄妹上学。我小时候贪玩，逃学旷课，父亲知道后，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怒，让我胆战心惊。他常说：“一家人不读书，不如一圈牛。”这句话，刻在我心里，伴我一生。我既怕他，又离不开他。他出门一天，我就心慌一天，像丢了主心骨，空落落的，没有依靠。

       父亲一生刚强，流血不流泪。我这辈子，只见过他哭一次。

       我十岁左右，从肚子到大腿，长满了恶疮，大的像杏子，红肿流脓，疼得日夜啼哭。家里穷，没钱送医院，只能请邻村的冉姓土医来治。冉医生一看，连连摇头：“这疮要切开排脓，没有麻药，没有酒精，没有纱布，出了人命，我担不起。”父亲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尽了好话，又请来幺叔和六姑姑担保，冉医生才勉强答应。

        火烤过的手术刀，冰凉地贴在我的皮肤上。没有麻醉，没有消毒，一刀下去，钻心的疼痛瞬间席卷全身，我撕心裂肺地惨叫，浑身抽搐。父亲紧紧抱着我，双手发抖，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砸在我的脸上，烫得我心都碎了。那是我第一次见父亲流泪，也是唯一一次。他的泪，不是为自己，是为他受苦的儿。

        七十年代末，我靠背柴禾、卖土豆，勉强读完初中。家里再也拿不出钱，送我去百里外的县城读高中。我回到生产队，跟着父亲务农。年底，征兵开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体检顺利通过，大队干部亲自把入伍通知书送到家。

        父亲比我还高兴。他倾其所有，炖了腊猪脚，磨了嫩豆花，执意留大队干部在家住一晚。那一晚，家里灯火通明，父亲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灿烂。

        离家那天，大队开了欢送会。会后，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山路蜿蜒，他的脚步迟迟不肯停下。他一遍遍地叮嘱：“男儿志在四方，到了部队，别牵挂家里，有爸在，一切都好。在部队好好干，给家里争口气！”

 从参军到转业，父亲不许弟弟在信里提家里的困难。每次写信，报的都是平安，说的都是好事。我在部队立功受奖，转业后当上干部，每次有进步的消息传到家里，父亲都高兴得合不拢嘴，连着几天哼着小曲，在房前屋后转悠。别人提起我，他脸上满是骄傲，那是他一生最荣光的时刻。

        父亲一生硬朗，没生过大病，一辈子只进过三次医院。第一次是手臂扭伤，我让弟弟送他到北京检查，未住院；第二次是摔倒致大腿骨折，在省中医院住了一两个月；第三次，便是永别。

        那次骨折后，他只能拄拐行走，活动受限，身体一天天垮下去。最终，在那个我身在工地的日子，他安静地走了，没给儿女添最后一点麻烦。

        父亲，您走了，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如今，您的儿女都已安好，孙辈大多工作立业，蒸蒸日上，还在读书的，也勤奋上进。您一生牵挂的家，蒸蒸日上，您可以放心了。

        您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清福。愿您在天堂，不再有苦难，不再有奔波，好好歇息。

        父亲，这辈子做您的儿子，我还没做够，太短，太浅，太不舍。

        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儿子，好吗？

 龚 清简介

龚清，云南省永善县人，1978年12月入伍，在铁道兵八师38团连队当兵，兵改工前夕调入团宣传股，历任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1984年兵改工后，历任中铁十八局集团三公司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铁十八局集团华东公司党委副书记、书记；中铁十八局集团路桥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铁十八局集团云桂区域指挥部指挥长。现已退休。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