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临先生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九年。对于革命，对于新政权，作为一个早就积压了社会改革诉求，又充满着浪漫主义幻想的艺术家，几乎没有任何抵拒就接受了。他表现积极，心态乐观，很想多排演一些新政权所需要的剧目，哪怕带有一些"宣传"气息也不在乎。
但是，有一些事情让他伤心了。他晚年，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些事情。谈的时候，总是撇开众人，把我招呼在一个角落，好一会儿不说话。我知道，又是这个话题了。
原来，他从英国回来后引领的戏剧活动，没有完全接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收编。他当然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在张罗类似的文化活动，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文化人。但他把他们看作文化上的同道，自己却不愿意参与政治派别。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国民党。
我不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争取他做过多少工作，看来都没有怎么奏效，因此最后派了一个地下党员李德伦"潜伏"到了他的剧团里。在很多年后，这位已经成了著名音乐指挥家的李德伦先生坦陈："我没有争取到他，他反而以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把我争取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当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文化人理所当然地成了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领导，他们对黄佐临长期以来"只问抗战，不问政党；只做艺术，不做工具"的"顽固性",印象深刻。因此，不管他怎么积极，也只把他当作"同路人",而不是"自己人"。
这种思维，甚至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的新时期。很多现代戏剧史、抗战文化史、上海史方面的著作，以及文史资料汇集，对黄佐临先生的重大贡献，涉及不多，甚至还会转弯抹角地予以贬低。这中间，牵涉到一些著名的革命文化人。
黄佐临先生曾小声地对我说："夏衍气量大一点儿，对我还可以。于伶先生和他的战友，包括后来出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等等，就比较坚持他们地下斗争时的原则，对我比较冷漠。"
除了这笔历史旧账之外，他还遇到了一个更糟糕的环境。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戏剧界，论导演，一般称之为"北焦南黄"。"北焦"，是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先生。由于当时北京集中了不少文化高端人士，文化气氛比较正常，焦菊隐先生与老舍、曹禺、郭沫若等戏剧家合作，成果连连。而"南黄"，也就是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却遇到了由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和他在宣传、文化领域的干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极左思潮征候群"。
我听谢晋导演说，有一次柯庆施破例来看黄佐临新排的一台戏，没等看完，就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走了，黄佐临不知所措。
还有一次，黄佐临导演了一台由工人作者写的戏，戏很一般，但导演手法十分精彩，没想到立即传来张春桥、姚文元对报纸的指示：只宣传作者，不宣传导演。
于是，当"北焦"红得发"焦"的时候，"南黄"真的"黄"了。
黄佐临在承受了一次次委屈之后，自问："我的委屈来自何方？"答案是："我本不该在乎官场。"
于是，他找回了从英国回来后的那份尊严："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还是回到艺术。"
黄佐临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上海的报纸，更愿意报道北京的焦菊隐，更愿意报道越剧、沪剧、淮剧，这些实在有待于黄佐临先生指点后才有可能脱胎换骨的地方戏曲。
真正国际等级的艺术巨匠在做什么？想什么？匆匆的街市茫然不知，也不想知道。
正在这时，由政治狂热和自然灾害共同造成的大饥荒开始了。上海，一座饥饿中的城市，面黄肌瘦。
在饥荒中，还会有像样的艺术行为吗？谁也不敢奢想。
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的一家报纸发表了黄佐临先生的《漫谈"戏剧观"》一文。虽然题目很低调，却是一篇重要学术论文，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座现代世界戏剧学上的里程碑。突然屹立在人们眼前，大家都缺少思想准备。
这篇文章所建立的思维大构架，与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完全格格不入，却立即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
这正像，狮王起身，远山震慑，而它身边的燕雀鱼蛙却完全无感。
那么，我就不能不以国际学术标准，来审视他当时在寂寞中完成的理论成果了。
一、以"造成幻觉"和"打破幻觉"来概括人类戏剧史，是一种化繁为简的高度提炼，属一流理论成果。
二、借用法国柔琏"第四堵墙"的概念来划分"幻觉"内外，使上述提炼获得了一个形象化的概念依托，精确而又有力度。
三、以打破"幻觉"和"第四堵墙"来引出布莱希特，使这位德国戏剧家的"创新功能"上升为"历史断代功能"。
四、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来标志二十世纪人类的三个戏剧观，理论气度广远，道前人所未道，却又切合戏剧实际。提出至今，国际上未见重大异议。
五、以三大戏剧观过渡到"写意戏剧观"，是一个重大的美学创造。现在，这一命题已经成为戏剧界一种通用的工作用语。这在现代文艺的理论建设上，是一个奇迹。
鸟瞰世界，概括世界，又被世界接受，这样的理论成果，历来罕见。
记住了，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这个日子，天上的哲学之神、艺术之神都在低头注视中国，注视上海。
我实在想不起，几十年来，全中国的艺术理论，不，全中国的所有文化理论，有哪一项成果，能超过它。
我问过很多文化人、理论家。他们想了好久，找了好久，排了好久，最后都摇头，说："确实找不到一项。"
那么，我又要提醒大家，就在这个日子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上海的另一位文化巨匠巴金，将有一个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棍子"。实践证明，那是对"文革"灾难的预言。
一九六二年的晚春季节，上海显得那么光辉。大创建、大发现、大判断、大预言，居然一起出现。
光辉之强，使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还觉得有点儿刺眼，因此大家故意视而不见，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样。
若问今日媒体：五十年前，这个城市出现过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答案可能是两首广泛宣传的歌曲，三段市井听熟的唱词，一堆人人皆知的明星。不管怎么排，也挨不到黄佐临的文章，巴金的发言，这实在是上海的悲哀。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