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个场景，是八十岁的黄佐临先生在新加坡告诉我的。那时我正在新加坡讲学，恰逢一个国际戏剧研讨会要在那里举行。参加筹备的各国代表听说萧伯纳的嫡传弟子、亚洲最权威的戏剧大师黄佐临还健在，就大胆地试图把他邀请与会。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变成现实，那次研讨会就有了惊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戏剧家郭宝昆先生为此专程前往上海，亲自邀请和安排。几个国家的戏剧家还一再来敲我寓所的门，希望我也能出点儿力。
他们找我是对的，因为我是黄佐临先生的"铁杆忘年交"。我为这件事与黄佐临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他稍感犹豫的不是身体，而是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在等级"。
我说："已经试探过了，来吧。"他就由女儿黄小芹陪着，来了。
这一下轰动了那个国际会议，也轰动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长恭敬拜见他，第一句就问："您什么时候来过新加坡？"
黄佐临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长很年轻，他把"六十年前"听成了"六十年代"。这已使他觉得非常遥远了，说："六十年代？这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黄佐临先生一笑，说："请您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长迷糊了，却以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我随即解释道："黄先生于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路过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长终于搞清楚了，却受了惊吓。
我又接着说："他到英国师从萧伯纳，那时，这位文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到告别的时候，萧伯纳已经是他今天的年龄了，八十岁。"
部长一听又有点儿迷糊。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场话语总是太刻板，我想用长长的时间魔棍把谈话气氛搅得活跃﹣些。尽管我随口说出的内容，都没有错。
黄佐临先生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做了演讲。主持人一报他的名字，全场起立鼓掌。他站起来走向演讲台，颀长的身材，银白的头发，稳健的步履，一种世界级的优雅。
他开口了，标准的伦敦英语，语速不快，用词讲究，略带幽默，音色圆润，婉转堂皇。全场肃静，就像在聆听来自天国的指令。
在高层学术文化界，人们看重的是这位演讲者本人，并不在乎他的国籍归属。西方那些著名的文化巨匠，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作品、学派、观点，却常常说不准他是哪国人。就说黄佐临先生的老师萧伯纳吧，究竟该算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爱因斯坦呢？……在文化上，伟大，总是表现为跨疆越界。这么一想，我再回头细细审视会场里的听众，果然发现，大家都不分国籍地成了台上这位优雅长者的虔诚学生。谁能相信，这位长者刚从中国的"文革"灾难中走出？
那就请随意听几句吧﹣-
在布莱希特之后，荒诞派把他宏大的哲理推向了一条条小巷子，好像走不通，却走通了……
他平静地说，台下都在埋头唰唰地记。
在演出方式上，请注意在戈登·克雷他们的"整体戏剧"之后的"贫困戏剧"，我特别看重格罗托夫斯基。最近这几年，最有学术含量的是戏剧人类学。中心，已从英国、波兰移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理查·谢克纳论述得不错，但实验不及欧洲……
大家记录得有点儿跟不上，他发现了，笑了笑，说：
有些术语和人名的拼写，我会委托大会秘书处发给诸位。
请注意，"二战"结束以来的西方戏剧学，看似费解而又杂乱，却更能与东方古典戏剧接轨，因此这里有巨大的交融空间和创造空间。日本对传统戏剧保护得好，但把传统僵化了。中国也想把传统和创新结合，但是大多是行政意愿和理论意愿，缺少真正的大艺术家参与其间。印度，对此还未曾自觉……
大家还是在努力记录。
总之，在这位优雅长者口中，几乎没有时间障碍，也没有空间障碍。他讲得那么现代，其中提到的很多专业资讯，连二十几岁的新一代同行学人也跟不上。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