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慎春（山东枣庄）
由于实习阶段，带领同学们维修保养好了三个生产小队的三台195型柴油机，为集体节省了一笔不小的维修费用，引起了大队党支部的注意，认为是个根红苗正，值得培养的好苗子。1975年7月23日，高中毕业，离开母校，回到生我养我的徐楼大队，不知不觉间竟被大队党支部列为“吐故纳新”挑选年轻接班人的培养对象，派往原八里屯煤矿设在锅脐山前怀改造而成的峄城区委党校，接受年轻干部的轮训学习。
八月中旬，作为城关公社的代表，又被派往峄城区农委，参加“腐植酸铵”化验员的业务培训。那时候，刚刚走出校门，所学的化学基础知识还算牢固，与其他公社选派来的年龄偏高的工农干部相比，算是个业务能力比较好的小青年。无论是显微镜，放大镜，还是各种试剂的调配，以及多种化验器皿的使用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成为培训技术人员邓荣慧老师的帮手，得到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指导。
邓荣慧老师，山东潍坊高密人，毕业于高等学府，业务能力很强，近四十岁。住在峄城老县衙东邻的区委家属大院，其爱人王老师也是个大学毕业的业务型干部。有个侄女与我年龄相仿，协助其看孩子。邓老师常把我带到她家，夫妻二人都很喜欢我。那年八月仲秋佳节前，还特意到徐楼村看望了我的父母。母亲得知邓老师家住胶东高密，感觉到路途遥远，回一趟家多么不容易。那时我也太年轻，不大明白婚姻大事在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意义，白白地错过了这场邂逅。
十月下旬，秋意渐浓。作为徐楼大队的代表，又被派往枣庄市蔬菜公司，参加“公司收购，产地划价”的业务员培训。培训结束后，派往枣庄市蔬菜公司设在峄城区城关公社蔬菜产地的办公室，专门负责北关大队第三、十四、十五，三个生产小队大白菜的产地划价工作。每天，看着社员们将瓷瓷实实的大白菜一棵棵地从地中砍掉，背出，逐颗地装进地排车，捆牢，扎实，然后，按照质量要求，划出每斤的价钱，开出随货同行的单子，一个流程才算完成。
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骑自行车，这三个生产小队虽然都隶属于北关大队，但是，两个在峄县故城东南角的邵楼村，一个在峄县故城西北角的兴红寺，两地中间隔着一座二十五万平方米的峄县故城，约有五华里的距离。每天，我都是在这三个生产小队之间，来来回回地奔忙穿梭。“公司收购，产地划价。”看似简单，可一头是组织的信任，一头是社员群众直接的经济利益，笔尖一歪，那头对不起都不行。心里揣着的始终是“以质论价”这杆秤！年龄虽小，肩上压着的担子却有千斤重，来回的奔波与甘苦唯有心里自明。
白天，在北关大队的三个生产小队之间来回忙碌。夜晚，回到家中，还要参加徐楼大队党支部组织的党员，纳新对象的学习。一天夜晚，同为纳新对象，担任徐楼带帽学校(设有初中部的称为带帽学校)校长的刘风昌老师找到我。告诉道，准备将我推荐到枣庄市的教师进修学校（后改为枣庄师专，现为枣庄学院）学习，名义上是社来社去的大学生，征求一下我的意见，然后报请大队党支部和公社的批准，年前，就可以成行。我问风昌哥：“毕业后干什么？”他答:“当然是回村后担任教师。”
那年，不知道我的脑袋中是哪根筋出了毛病，在别人看来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好事，可我由于受到批判“臭老九”的毒害太深，打心里就不大愿意当那个教学生读书的“孩子王”，白白葬送掉风昌哥对我的一片苦心。直到后来，实在熬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难日子，随着“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劲东风，看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不是替老换幼，就是脱关系走后门，一个个地走出农村，奔向了崭新的工作岗位。再也经不住刘风昌校长的再三邀请，还是吃了回头草，心有不甘地担任了民办教师。其间，受过了多少苦和累，又走过了多少坎坷与不平！人啊，吃不穷，喝不穷，计划不周就不成。百巧百能百受穷，命中只有三捧米，临老忙碌不满升，老话中的至理明言，不信真的不行！
2026年元月写于峄城
作者简介:
王慎春，党员，原始学历高中，自修山师大汉语言文学。原任地方电视台摄像记者，现已聘为知音识曲文学社/中国经典文学副主编。原以新闻写作为主业，热爱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曾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电视专题等作品获得过国家、省部级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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