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东元
序
二哥比我大十二岁，今年八十四了。年纪大了，出门越来越不方便，兄弟俩平常多靠电话联系。自父亲走后，没什么大事，我回老家的次数也少了。这回能聚到一起，是因为侄孙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大伙儿凑在一起给孩子道贺。
我瞅着二哥额头的皱纹，又多了几道，老年斑也扩了些地盘，心里头不由叹口气——岁月这东西，真是不留情。二哥这一辈子，用 “跌宕起伏” 四个字形容最贴切，要是写成文，就是一部实打实的好小说。我劝他写写，他说提不起笔，心里的事儿太多，不知从哪儿开头，末了说：“要不，你帮我写？”
那是前年春节后的事儿。当时就着酒劲儿，二哥打开话匣子，把八十年的日子慢慢讲给我听。之后我好几次想动笔，都因为杂七杂八的事儿耽搁了。再看二哥那张经了沧桑的脸，十年前手术的疤还在，脸上的红润早没了，换成了蜡黄的颜色。我暗下决心，回家就静下心，把二哥的一辈子写下来，了了他的心愿。
这几天秋雨下个不停，我腰也不得劲儿，索性打开电脑敲字，把那段封了好些年的旧事，一点点剥开来……
一、 路在何方
我生在一个靠手艺吃饭的家庭，那会儿正是抗战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村口老槐树的枝丫光秃秃戳在天上，日本人的马蹄声时不时从河对岸传来，娘把我搂在炕角，用破棉袄捂住我的嘴，怕我哭出声。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来到这世上，打小就知道日子不是甜的，是掺着沙土的窝头，咽下去扎嗓子。
我记事时，村口竖起了红旗，敲锣打鼓的队伍把石板路踩得咚咚响，大人们说新中国成立了，往后有盼头了。可这光没照暖我多久，就被乌云遮了下去。新旧阵营的争斗像河里的洪水，卷着每个人往前跑，谁也躲不开。爹站错了队，被抓住以后就再也没回来。这事儿像块磨盘大的石头，压在我胸口，夜里睡觉都觉得喘不过气，总梦见爹站在雾里，想抓却抓不住。
没多久，娘的咳嗽越来越重，她望着爹的遗像掉眼泪，眼泪砸在破桌上，晕开一个个小坑。终于有一天，她摸着我的头说去投奔远房亲戚，我攥着她的衣角不放，她狠心地掰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没过三四年，传来消息说她没了，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奶奶烧纸钱，纸灰被风吹得漫天飞，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五脏六腑。不到五年，我成了孤儿，站在村口的风里，像一棵没人管的狗尾巴草，风往哪儿吹，就往哪儿倒。
我是不幸，可也有幸。爷爷奶奶把我拉回他们的小土屋，奶奶每晚给我缝补破衣裳，针脚歪歪扭扭，却把棉花填得厚实；爷爷早上去洗染店上班，晚上回来总揣着半块干硬的馍馍，掰给我大半。
新中国的学校接纳了我，我背着奶奶用一块旧布做成的书包上学。黑板上 “人民” 两个字被老师写得大大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字上，我心里悄悄地想，要是好好读书，说不定能让爷爷奶奶过上好日子。
我读完小学，又念了初中，课堂上抄笔记抄得手指发麻，也舍不得歇会儿，总想着多攒点学问，将来能找份体面活儿。可命运偏跟我过不去，那年秋天雨水多，我淋了一场雨，发起高烧，躺在土炕上迷迷糊糊烧了三天三夜，奶奶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哭着说 “要是孙儿没了，我也不活了”。等烧退了，接着又发现肠胃出现问题，吃饭不消化，经常拉肚子。就这样调理了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能下床行动。可是已经错过了升学考试，没法再上高中。
我攥着空荡荡的书包，蹲在学校门口的老槐树下，树叶落了一身，心里像被针扎，疼得说不出话。
离开学校时，我已经过了十六岁生日。爷爷的白发又多了些，背也更驼了，他在洗染店吃住，好多天才回一次家。我看着爷爷的脸，胡子全白了，额头的皱纹更深了。心里发酸，暗下决心不能再拖累老人，得自己找活儿干。
先是给堂哥打下手。堂哥是锡匠，他的摊子摆在镇口，敲锡壶的声音清脆响亮，每天围不少人。因为是独家生意，每天的收入不少，家里的钞票总比别家多些，日子过得红火。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着扛工具箱，把锡块摆在木板上，一边招呼路过的客人，一边盯着堂哥干活，他熔锡时我递钳子，他捶打时我拿抹布，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漏看一个步骤。堂哥倒也实在，手上不停，嘴里给我讲火候怎么掌握，模具怎么用，我听得仔细，记在心里。大半年下来，我跟堂哥配合得越发默契，客人都说我们弟兄俩干活利索，生意比以前还好了。
快到春节时，雪下得正紧，堂嫂从布包里掏出一沓钱，数来数去，最后抽了张五元的递给我，脸上堆着笑说：“大冷天的，拿着回家买斤肉过年。” 堂哥坐在旁边擦工具，头也不抬，一句话没说。
我盯着那五元钱，心里像堵了团棉花，喘不过气。大半年来，我每天起早贪黑，手脚没闲过，就算是给人放牛，半年也不止这个数，这不是打发要饭的吗？
血一下子涌到头顶，我把钱往桌上一放，扭头就走，连堂嫂伸在半空的手，我都没看一眼，雪粒子打在脸上，凉得像冰，可心里的火气烧得我浑身发烫。
过完年，我没再去堂哥那儿。揣着仅有的几块钱，在镇上打小工，帮人卸煤、扛木头，干一天活能混顿饱饭，可活儿不固定，今天有活干，明天说不定赋闲在家。
有次在街头等活，看着来往的人都行色匆匆，有的穿着中山装去上班，有的推着自行车买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只有我像个游魂，站在路边不知道往哪儿去。
风卷着尘土吹过来，迷了我的眼，我揉了揉，眼泪却掉了下来——路在哪儿呢？我这棵草，到底能往哪儿扎根？
二、 关了一扇窗
那时候我住的街道，街长是本家二姑。她知道我家的难处，见我总在街头晃悠，叹着气说：“去居委会打杂吧，虽说没工钱，说不定能等个工作机会。” 我连忙点头，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总比瞎晃强。
居委会在三间旧屋里，几张破桌子拼在一起当办公台，墙上贴着 “为人民服务” 的标语。我每天早早来扫地、打水，帮着招呼来人。有人来开证明，我就端杯热水递过去，不管啥活儿，吩咐到我就干，不敢有半点偷懒。心里盼着，说不定好运能砸到我头上。
或许是老天可怜，不到两个月，有人说镇东头的小学缺个代课老师，原老师生病躺床上了，要找个识文断字的顶班。二姑立马推荐了我，领着我去见校长时，我的手都在抖，生怕自己干不好。
就这么着，我有了第一份正经活儿：代课老师。
我知道这机会来得比金子还珍贵。第一天上课，站在三尺讲台前，看着台下三十多个梳着小辫、剃着光头的孩子，眼睛亮得像星星，我心里既紧张又欢喜。晚上回到家，借着煤油灯的光备课，把课文读了一遍又一遍，生字抄了满满一页纸，琢磨着怎么讲孩子才听得懂。
第二天上课，我教他们读 “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孩子们的声音脆生生的，飘出窗外，我站在讲台上，嘴角忍不住往上扬。一个星期下来，校长夸我课讲得明白，同事说我对孩子有耐心，学生们见了我就喊 “老师好”，我心里甜滋滋的，像吃了块糖。
生活给我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亮堂的日子。我暗下决心，好好当老师，争取转成正式的，将来在学校扎根，既能挣钱养爷爷奶奶，也能做点实在事。每天上完课，我就留在教室帮学生改作业，有孩子功课跟不上，我就单独给他们补课，看着他们从不会到会，比自己做成啥大事都高兴。
日子像沂河水，往前奔着，我正琢磨着下学期怎么改进教学，没征兆地考验就来了。那时候我刚满十八岁，长得高高大大，身板结实，说话也不卑不亢，学校里的李老师总找机会跟我说话，有时给我带个窝窝头，有时问我备课的事儿。我没往别处想，只当是同事关照。
后来才知道，李老师对我有意思，她脸皮薄，把心思告诉了她娘。她娘常在校门口 “偶遇” 我，拉着我问家里的情况，说李老师脾气好、会持家，我那会儿脑子里全是备课、改作业，压根没听出弦外之音，只当是长辈闲聊，笑着应和几句。直到居委会主任找我谈话，坐在那把缺了腿的椅子上，慢悠悠地说：“小李这姑娘不错，对你也有意，你俩要是成了，往后日子能好过些。”
我愣了半天，心里翻江倒海。主任不知道，我和爷爷奶奶挤在九平方米的小茅草屋里，屋顶漏雨，墙角发霉，连个像样的板凳都没有，三个碗里有两个是破的。工作刚稳当点，还没转成正式的，每月就几块生活补助，连自己都养不活，哪有底气谈对象？要是娶了李老师，让她跟着我受苦吗？我咬了咬嘴唇，跟主任说：“谢谢您和李老师的好意，我现在还没能力成家，耽误了她就不好了。” 婉言谢绝了。
没想到，这事儿竟捅了马蜂窝。我后来才知道，李老师的爹是镇上的副镇长，手上有权有势，从没受过这样的 “冷落”。没过半个月，校长找我谈话，脸上堆着为难的笑容：“上面说要精简没编制的人员，你先回家等消息吧。” 我脑子 “嗡” 的一声，像被闷棍打了，想问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不明摆着吗？
回了家，我闷在屋里好几天，奶奶喊我吃饭，我也没胃口。躺在土炕上，看着屋顶的破洞，能望见天上的云，像跑马似的往前飘，云缝里漏出几道金光，可转瞬就被乌云遮住了。我想起上课的日子，孩子们的笑声、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一幕幕在眼前晃动，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
有天中午，云散了，阳光洒得满地都是，连空气都暖烘烘的，我突然爬起来，往沂河边跑。河水哗哗地流，拍打着岸边的石头，我扯着嗓子唱起来，唱的啥自己也不知道，只觉得声音在天地间荡着，把心里的委屈和不甘都喊了出去。喊累了，坐在河边，看着河水东流，心里慢慢透亮了——年轻，怕啥？跌倒了再爬起来就是。回到奶奶的茅草屋，我喝了两大碗玉米糊糊。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居委会，还是照样扫地、打水，有人吩咐活儿，立马就干，比以前更小心。再难的路，也得迈开步子走，总不能一直趴在泥里。
作者简介：
方东元，江苏沭阳人。
笔名：在海一方。
高级工程师；南师大中文专业毕业；工商管理硕士；
连云港市作家协会会员。知音识曲文学社副主编。
迄今发表散文、诗歌七百余篇；先后获得中国散文网和华夏文学院征文一次特等奖；三次金奖；三次银奖；
2025年10月，任《中国经典文学(第一卷）》副主编，收录散文八篇、诗歌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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