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诗歌运动的回忆
毋东汉
最近文艺界在网络上讨论诗人与读者的互动问题,我油然想起1958年的诗歌运动。后来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
当时,临潼的农民诗人王老九发表了不少诗。我记得他写的:“这个社好比灵芝草,出土露面苗苗小,毛主席担水及时浇,一夜长的比山高。”还有:“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炒菜添香味,睡觉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还有:“我只当天上唱大戏,抬头一看是扩音器。”我当时15岁,读了这些诗,至今83岁还记得这么几句。
咱们长安涌现了千首诗人剪纸王何兰芳,她是俺王莽韦兆尹村人。西王莽村出现了乔生益等农民诗人。长安一中学生创作编辑了诗集《樊川歌声》。我们村的毋克宽、王德轩、刘承福三位老人凑在一起创作诗歌,我悄悄凑近偷听到两句:“年过七十不服老,提枪跨马去征东。”当时,家家门首贴一张纸,上面写一首诗。后来,嫌不结实,泥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天天换内容。凡是有点文化的都参与。也有极少数人家拿不出手的,请隔壁对门人代笔。说老实话,那些诗只要求押韵,内容有空洞的也有实在的,基本没有多少艺术性。但读起来有节奏有韵味,有的还有意境。从语文常识要求来看,比现在有些回车键式散文斩截“诗”要好得远。当时,余海丰副县长写的歌颂人民公社的诗的开头是:“人民公社好,到处传开了。人人都说好,公社就是好。”口语化、接地气,读起来亲切,人们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它反映了人民心声。那时口号是“放大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干部夸大家“劳动干劲冲天”,我不由得仰面看天。我记得中午放学,遇到吃小豆米饭,老是要求食堂做二回,把小豆干饭叫“豆豆嘎嘎”,不知是模拟谁的囗语。我当时也写了不少诗,后来都觉得太空洞,没有保存下来。从那时起,我形成固定意识:不押韵的玩艺不是诗。
那年在西王莽召开万人大会,庆祝王莽乡成为文化乡。我去参加大会,一个疯婆娘盘脚塔手地坐在地上,一边是小路一边是渠。她吟道:“终南山下歌声扬,男女老少一起忙。你也忙,我也忙,……”吟着吟着骂开人了:“忙它嘛滴忙。”围观的人轰笑,还有人纠正她续吟的。连神志不清的疯婆娘都知道诗要押韵的,何况“诗人”。
那时,全国最有名的诗是《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还有一首《铁镢头》:
“铁镢头,
二斤半,
一挖挖到水晶殿。
龙王见了直打颤:
‘缴水缴水我照办!’”
记得那天晚上,董步裕老师带领我们一批回村学生夜战扎地。给扎过的地中间放了个方凳,凳上放着一盏玻璃罩子灯。还放着一个作业本子、一支钢笔。董老师说:“咱扎地赛诗,谁想好了要写诗,灯跟前有笔和纸。”我不知道深浅,没想好就跑到凳子跟前,写道:“天上一片星,地上一片灯。为了大丰收,扎地放卫星。”写完还得意洋洋念了一遍,董老师大声说:“好!谁再来一首?”直到收工也没人“再来一首”。我就觉得无趣。回到家把这首诗写到纸上才发现,两个“星”字重复,心想:“丢人,丢大了。”悔之已晚。但我一心要当“长安王老九”,继续写诗。
第二年(1959.6.3.)我的语文老师毋克明先生在《长安日报》上发表《快给地球打围墙》,我在同一版发表《麦穗个个赛高粱》和《算黄算割》两首小诗。师生同版发表作品,意义很有。第二天(隔了一夜)报上又发表了我的同窗文兄樊耀亭的《闪金光》。都是歌颂小麦丰收的。那时,报上发表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我父亲曾两次发现报上有我的作品,把那块报纸撕下来带回家给我。其中一首是:“终南山下战歌扬,锄谷捞稻人人忙。为了秋季大丰收,干活竟把吃饭忘。”这首诗的灵感来源于集体锄谷子,到收工吃饭时,只剩地头一点点,大家要求迟收工一会,锄完,饭后可以不到这块地来了,另辟战场。
这些诗虽然粗制滥造,味同嚼蜡,但那时我只有16岁,属于初中一年级学生,情有可原吧?况且,它有节奏,有韵,再不好也是符合字典词典上关于“诗”的定义的诗!所以,我问心无愧。
1958年的诗歌运动,催生了我心中的诗芽。没有当年的《算黄算歌》,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樵仙居诗草》,不会有《育圃儿歌》《育圃童谣》。我也不会写出叙事诗《翠华姑娘的传说》和政治抒情诗《百唱领袖毛泽东》《延安行》《北京行》,更不会写出散文诗《红旗情》和《红雨峽》。我不胡写,不乱写,不停写,写了67年还在写。疫情期间有一天,我上午写了十首儿歌,下午又写了十首童谣。有节奏,有韵,有意境,再不好也没写成语录体散文。
耄耋之年,我加快了诗的步伐,仍以1958年的豪迈风格和战士的姿态,为写出有韵味有节奏有红色有温度的诗,扛笔催马再跃进。
2026.3.8.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