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诗歌运动的回忆
毋东汉
最近文艺界在网络上讨论诗人与读者的互动问题，我油然想起1958年的诗歌运动。后来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
当时，临潼的农民诗人王老九发表了不少诗。我记得他写的：“这个社好比灵芝草，出土露面苗苗小，毛主席担水及时浇，一夜长的比山高。”还有：“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炒菜添香味，睡觉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还有：“我只当天上唱大戏，抬头一看是扩音器。”我当时15岁，读了这些诗，至今83岁还记得这么几句。
咱们长安涌现了千首诗人剪纸王何兰芳，她是俺王莽韦兆尹村人。西王莽村出现了乔生益等农民诗人。长安一中学生创作编辑了诗集《樊川歌声》。我们村的毋克宽、王德轩、刘承福三位老人凑在一起创作诗歌，我悄悄凑近偷听到两句：“年过七十不服老，提枪跨马去征东。”当时，家家门首贴一张纸，上面写一首诗。后来，嫌不结实，泥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天天换内容。凡是有点文化的都参与。也有极少数人家拿不出手的，请隔壁对门人代笔。说老实话，那些诗只要求押韵，内容有空洞的也有实在的，基本没有多少艺术性。但读起来有节奏有韵味，有的还有意境。从语文常识要求来看，比现在有些回车键式散文斩截“诗”要好得远。当时，余海丰副县长写的歌颂人民公社的诗的开头是：“人民公社好，到处传开了。人人都说好，公社就是好。”口语化、接地气，读起来亲切，人们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它反映了人民心声。那时口号是“放大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干部夸大家“劳动干劲冲天”，我不由得仰面看天。我记得中午放学，遇到吃小豆米饭，老是要求食堂做二回，把小豆干饭叫“豆豆嘎嘎”，不知是模拟谁的囗语。我当时也写了不少诗，后来都觉得太空洞，没有保存下来。从那时起，我形成固定意识：不押韵的玩艺不是诗。
那年在西王莽召开万人大会，庆祝王莽乡成为文化乡。我去参加大会，一个疯婆娘盘脚塔手地坐在地上，一边是小路一边是渠。她吟道：“终南山下歌声扬，男女老少一起忙。你也忙，我也忙，……”吟着吟着骂开人了：“忙它嘛滴忙。”围观的人轰笑，还有人纠正她续吟的。连神志不清的疯婆娘都知道诗要押韵的，何况“诗人”。
那时，全国最有名的诗是《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还有一首《铁镢头》：
“铁镢头，
二斤半，
一挖挖到水晶殿。
龙王见了直打颤：
‘缴水缴水我照办！’”
记得那天晚上，董步裕老师带领我们一批回村学生夜战扎地。给扎过的地中间放了个方凳，凳上放着一盏玻璃罩子灯。还放着一个作业本子、一支钢笔。董老师说：“咱扎地赛诗，谁想好了要写诗，灯跟前有笔和纸。”我不知道深浅，没想好就跑到凳子跟前，写道：“天上一片星，地上一片灯。为了大丰收，扎地放卫星。”写完还得意洋洋念了一遍，董老师大声说：“好！谁再来一首？”直到收工也没人“再来一首”。我就觉得无趣。回到家把这首诗写到纸上才发现，两个“星”字重复，心想：“丢人，丢大了。”悔之已晚。但我一心要当“长安王老九”，继续写诗。
第二年（1959.6.3.）我的语文老师毋克明先生在《长安日报》上发表《快给地球打围墙》，我在同一版发表《麦穗个个赛高粱》和《算黄算割》两首小诗。师生同版发表作品，意义很有。第二天（隔了一夜）报上又发表了我的同窗文兄樊耀亭的《闪金光》。都是歌颂小麦丰收的。那时，报上发表的这些东西，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我父亲曾两次发现报上有我的作品，把那块报纸撕下来带回家给我。其中一首是：“终南山下战歌扬，锄谷捞稻人人忙。为了秋季大丰收，干活竟把吃饭忘。”这首诗的灵感来源于集体锄谷子，到收工吃饭时，只剩地头一点点，大家要求迟收工一会，锄完，饭后可以不到这块地来了，另辟战场。
这些诗虽然粗制滥造，味同嚼蜡，但那时我只有16岁，属于初中一年级学生，情有可原吧？况且，它有节奏，有韵，再不好也是符合字典词典上关于“诗”的定义的诗！所以，我问心无愧。
1958年的诗歌运动，催生了我心中的诗芽。没有当年的《算黄算歌》，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樵仙居诗草》，不会有《育圃儿歌》《育圃童谣》。我也不会写出叙事诗《翠华姑娘的传说》和政治抒情诗《百唱领袖毛泽东》《延安行》《北京行》，更不会写出散文诗《红旗情》和《红雨峽》。我不胡写，不乱写，不停写，写了67年还在写。疫情期间有一天，我上午写了十首儿歌，下午又写了十首童谣。有节奏，有韵，有意境，再不好也没写成语录体散文。
耄耋之年，我加快了诗的步伐，仍以1958年的豪迈风格和战士的姿态，为写出有韵味有节奏有红色有温度的诗，扛笔催马再跃进。
2026.3.8.于樵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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