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与莫言比较研究：大地的两极 李千树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张炜与莫言如同两颗并置而行的恒星，都闪耀着齐鲁大地的光芒，却放射出截然不同的光谱。他们都是胶东半岛的儿子——莫言书写潍坊高密东北乡的传奇，张炜描绘烟台栖霞的山林与原野；他们都在2011年同获茅盾文学奖，都在2012年前后迎来世界关注的目光。然而，当莫言在2012年站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时，这种并置便产生了更深层的追问：为何同样扎根于山东大地，同样书写中国故事，两人的文学命运却如此不同？本文试图从时代性、地域性、现实性、历史性、思想性、艺术性及读者影响七个维度，展开一场双星并峙的比较研究。
一、时代语境下的两种叙事
张炜与莫言同属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但他们对时代的回应方式判然有别。莫言的创作始终与时代洪流保持着一种“拧巴”的纠缠关系。他以《红高粱》书写抗日战争，以《天堂蒜薹之歌》回应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阵痛，以《蛙》触及计划生育国策。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常常将发生在异乡的故事“移植”到他的高密东北乡——《天堂蒜薹之歌》便取材于山东某县真实的“蒜薹事件”，莫言以35天的激情写作完成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作品。这种“移花接木”式的创作，展现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介入欲望。
张炜对时代的回应则显得更为沉潜和思辨。他的创作方式是“田野调查式”的——为了写作《你在高原》，他像地质工作者一样在胶东半岛行走考察，将童年的理想与情结融入长达二十余年的写作马拉松之中。如果说莫言是“突发式”的激情书写，张炜则是“沉积式”的缓慢雕琢。何建明曾指出，包括张炜、莫言在内的当代中国作家“始终默默关注中国社会，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表现时代、历史变迁”。但张炜的关注方式更接近于一个思想者的沉思路，而非一个说书人的讲述。
二、地域书写的两种路径
两人都是齐文化的坚定守护者，都对故乡故土一往情深。但地域在他们笔下呈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风景。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学王国。他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甚至希望通过描述故乡“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空间策略是“收缩式”的——将中国乃至人类的故事全部吸纳进这个小小的地理坐标。他可以把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写入《檀香刑》，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写入《红高粱》，把计划生育写入《蛙》。高密东北乡因此而成为所谓“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缩影”。
张炜的胶东半岛则是另一种存在。他的创作方式不是收缩，而是“漫游式”的勘探。《你在高原》的写作伴随着漫长的行走，他以“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为副题，让文学与地理学、地质学发生了奇妙的交融。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中，张炜走在苍翠林野间如数家珍地呼唤草木，为读者“准备着原野盛宴”。他曾说：“我的故乡在林野，我的故乡在旅途。”这种流动的、漫游式的故乡感，与莫言那种“坐镇”高密、吸纳四方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现实介入与超越之路
两位作家都曾试图干预现实，而后又都被现实所“教育”，从而走向对现实的虚化与超越。这是一条相似的轨迹，但超越的方向各不相同。
莫言的超越方式是“魔幻化”。他将现实的痛苦转化为狂欢化的叙事，用极致的感官描写和魔幻的想象来承载对现实的批判。《红高粱》中的血腥与野性，《檀香刑》中的酷刑与疼痛，《生死疲劳》中的轮回与荒诞，都是现实在哈哈镜中的变形呈现。陈晓明评价莫言时指出，他“始终在向20世纪的历史发问”，要“写出民族的真实性以及经历过的痛楚”。这种发问不是通过冷静的思辨，而是通过“如同晴天霹雳”般的重墨开头，通过“大块泼洒的色彩感”和“强烈的音乐似的内在律动”来实现的。
张炜的超越方式则是“哲思化”。他同样关注历史的痛楚和现实的困境，但更倾向于在思辨中寻求超越。《古船》对家族历史的审视，《九月寓言》对大地与生命的沉思，都展现了一种知识分子化的理性视角。有评论者指出，张炜的写作“在抒情的优美里表现愤怒与反抗、沉思与超越”。他的超越不是通过狂欢化的叙事，而是通过向大地回归的想象和努力，通过“在道德和生命双重规制之中反复突围”的紧张感来实现的。
四、历史纵深中的模糊美学
两人作品都具有历史的纵深，但都刻意模糊时间的界限。这种模糊化处理，折射出他们对历史本质的独特理解。
莫言的历史书写是“切片式”的。他选取重大历史事件的横截面，但通过人物的命运和感官体验来呈现，而非编年史的铺陈。《红高粱》中的抗日战争被淡化为背景，前台是“我爷爷”“我奶奶”的生命狂欢；《蛙》中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样被转化为个体生命的生育悲欢。学者刘再复称莫言为“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因为他的作品“都是生命的呼唤，是生命的燃烧，是生命的大觉醒”。历史的深度，最终转化为生命的强度。
张炜的历史书写则更接近“地层学”的构造。他的作品如同一层层沉积岩，历史的碎片在不同地层中若隐若现。陈晓明评价张炜的《毒药师》时指出，这部作品将“养生与革命”糅合在一起展现20世纪中国的变革，这种写法“有力量，有穿透力”。张炜不追求莫言式的生命狂欢，而是在历史的混沌中寻找思想的矿脉。陈晓明认为，“中国作家能处理历史的厚重与混沌，但‘巧劲’不足”，而张炜的探索正是对这种“巧劲”的寻求。
五、思想的批判与思辨
在思想层面，两人的分野最为清晰。莫言侧重于对社会生活及人性的揭露与批判，张炜则更侧重于对社会历史与人性的思辨与反思。
莫言的批判是血淋淋的、毫不留情的。他以一种近乎残忍的诚实，揭示历史的荒诞与人性的阴暗。《檀香刑》中对酷刑的细致描写，《丰乳肥臀》中对苦难的铺陈，都展现了一个批判者的锋芒。这种批判虽然植根于中国经验，但其表达方式——极致的感官刺激、魔幻的想象、狂欢化的叙事——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统有着某种契合。这也解释了为何他的作品能够迅速被西方人所接受。
张炜的思辨则是沉静的、内敛的。他更像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一个“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思辨者”。他的作品试图“对生活重新思考和定义”。这种思辨不是通过批判和揭露来完成，而是通过对大地的回归、对生命诗意的追寻来实现的。有学者指出，张炜采取了“更加知识分子化、更加理性化的视角”来探寻民间世界。他的作品蕴含着“神、鬼、人多种形态”，民间信仰成为“民间苦难的审美性表达”的载体。这种思辨性，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某种哲学的高度，但也增加了他与世界对话的门槛。
六、魔幻与超越的艺术分野
艺术风格上，莫言被归为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张炜则可称为“超越现实主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
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核心在于“扭曲、批判与破坏”。他的语言“充满湿漉漉的腥鲜”，感官冲击力极强。他善于运用色彩——如《红高粱》的红，《檀香刑》的黑——大块泼洒，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他的叙事节奏富于音乐般的律动，能够将读者卷入一个感官爆炸的世界。这种风格源于他对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的借鉴，但又融入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养分，形成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个人风格。
张炜的“超越现实主义”，核心在于“思辨与反省”。他的语言“带有月光花般的朦胧与空灵”，意境悠远。他的叙事不追求感官的刺激，而追求思想的穿透。在纪录片中，张炜的形象总是与林野、草木、大地相伴。有评论者将张炜的创作称为“展现生命诗意和大地浪漫的文学”。他的作品“回归大地的文学想象和努力”，在“现实与想象的冲突中成为张炜作品的两极”。这种两极的疏离与悖反，正是他作品意蕴生长的土壤。
七、读者接受的两极景观
两位作家的读者接受方式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莫言的读者呈现出“偏激守护、狂热追捧”的特点。他的获奖在中国一度引发了某种全民性的“莫言热”，莫言作品在图书市场“逆市上扬”，销量上涨一倍甚至“井喷”。这种狂热的接受和偏执固守，与莫言作品本身的狂欢气质形成了某种呼应，也与中国社会一度流行的“娱乐至死”颇为契合。
张炜的读者则是“淡淡而默默地看着想着读着慕着”。他的作品从未引发过莫言式的阅读狂潮，但他的价值在专业读者和知识界得到了持久而深入的认可。陈晓明将张炜与贾平凹、格非并列为“艺术性向高处走”的代表作家。他的阅读是“一种选择”，一种需要沉静下来才能进入的文学世界。
八、诺奖的追问与“性灵派”的命名
回到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何以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众所周知，诺奖的颁奖词及莫言的作品已然给出了答案。但这不仅仅是其个人的胜利，既有东方大国文山诗海的高度与宽度之无法绕过，也更折射出西方世界文学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莫言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魔幻现实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生命力的张扬”等——似乎更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和趣味，更符合他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某种期待，也更符合他们所谓“张扬个性”的充满个人主义精神的价值观。他的作品在切入中国现实的同时，能够“联通西方世界的读者，引起其心灵的共鸣”。某学者就指出，莫言“从有限的历史进入无限的心灵，从具象的世界开掘出形而上的精神”。这种从具体到普遍的转化能力，正是迎合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期待，也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所急需的。
张炜的价值则体现在另一个向度。他的作品更具思辨性、哲理性，更贴近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莫言是什么“生命旗手”，张炜则是“大地思想家”。我愿将其归为或称作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性灵派”——他以个体的性灵去感知世界，以哲思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以超越的姿态去面对现实。这种性灵书写，可能暂时无法获得西方世界所谓“大奖”的青睐，但它却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另一极，一种更为内敛、更为沉静、更为思辨的文学巅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炜的作品和创作更符合我们东方人的审美和美学，是一种谦谦君子般的文学投射。而也正由此，诺奖也好，其他的西方大奖也罢，不可能青睐张炜，是完全可以理解并说得通的。
九、大地的两极
张炜与莫言，作为山东老乡，山东人的骄傲，如同齐鲁大地上生长的两棵巨树，根系同样深植于这片土地，枝叶却伸向了不同的天空。莫言以生命的狂欢、魔幻的想象、批判的锋芒征服了西方世界；其气质和风格似乎是偏侠的或带有某种“匪”气的。而张炜以哲学的沉思、大地的眷恋、空灵的意境守护着文学的另一种可能——东方美学、中式文学或君子气质。他们的差异，似乎不仅仅是个人的差异，更是中国文学于当代的走向之差异，当然也是其内在某种丰富性的证明。
在莫言获得诺奖后的喧嚣中，张炜式的沉静思考尤显珍贵。诚如陈晓明所言，中国文学正在“往艺术的高处走”。这种攀登既需要莫言的那种“激情”和“爆发力”，更需要张炜的耐力和韧性；既需要所谓“魔幻”的狂欢，也需要“性灵”的沉思。或许，这大地的两极，会共同撑起我们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
参考文献：
[1] 张志忠.认同危机•拓展故乡•拷问灵魂——莫言研究三题
[2] 陈晓明.莫言小说的意义和艺术特质
[3] 张炜、莫言小说中的民间取向之比较
[4] 陈晓明谈五年来文学向好之变
[5] 论莫言与张炜小说创作中的民间信仰
[6]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二季
[7] 莫言一枝独秀 文学冷清依旧
[8] 何建明：莫言获奖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界的肯定
[9] 展现生命诗意和大地浪漫的文学——张炜小说创作述评
2026年3月9日于济南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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