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给当代文学锻铸一条坚硬的脊梁
——读忽培元先生《群山》札记
开头的话
《群山》是一部拿起就放不下的书。
一旦进入《群山》的世界，你就会有许多倏忽而至的遐想和评说与解析它的庞大计划。但当这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偶翻“新延安文艺丛书”之“文艺理论卷”，却发现关于它，至少已有四篇以上的评论文章了（依《群山回响》之书名判断，似应有一部关于《群山》的评论专集）。不仅有杰出的小说家陈忠实先生的实在又地道的“大秦之腔”，也有中国社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在鲁迅文学院“当代中国文学专题”研究生导师何西来先生的“秦味京腔”（我记得何先生好像也是陕西人）。看来，我只能在诸位名家“跑马圈地”之后所乘无几的有限空间里吼一小嗓子陕北人的“本色本腔”了。是为这篇迟到的札记——读书笔记与心得而非评论与研究——之开头的话。
必要的背景材料
从《群山》的“后记”中我们了解到，作家是在一九八七年夏为撰写《阎红彦将军传》而赴京采访时即已对“搜集整理他（马文瑞——张注）的传记资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一九九二年正式进入采访之角色，直至一九九六年年初历经若干寒暑，饱偿不少艰辛而完成全书的。
列出以上这个简要的时间表显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回溯一下那个特定时期中国文学、尤其是“传记文学”所面临的环境与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正是中国文学界大量引介外国各种现代哲学和文艺思潮与文学作品的年代。那个时期流行的理论术语是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存意志”与“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马斯洛的“第三思潮”，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与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与“文艺符号学”，“文艺阐释学”与“后现代主义”（尽管这些理论都有它“合理的内核”）；那个时期叫得响的作家是卡夫卡和福克纳，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艾略特和庞德，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秃头歌女”和永远都在“等待”着的“戈多”（尽管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一时间，“街上流行红裙子”，茅厕冲出现代派（据李亚伟长诗《中文系》），消解主题，淡化情节，排斥“故事”，拒绝“美文”，所谓的“圆型人物”闪亮登场，传统的“典型人物”淡出舞台。——其时笔者正在大学中文系读书，对这种文学氛围与现象感受具体，印象深刻。在这一片喧嚣与哄闹之中，“传记文学”也不甘寂寞，立马“现代”：领袖们被迫“走下神坛”，名人们纷纷出卖隐私，作家争做“白日梦”，作品都得软骨病，“花边新闻”满天飞，风流韵事竞相炒，炒熟的熟卖，炒不熟的也就胆敢硬着头皮生卖。那个年代，别说是“传记文学”，便是传统一些的小说，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鲁迅、老舍、巴金们，如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各类巨著们，也早已被各路“先锋”与“前卫”人物目为古董而弃之如敝屣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文学的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先进”的理论代替不了扎实的创作，文学绝不等同于科学。新定律、新发明、新技术必然要取代此前之“老”与“旧”，但真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却是各具姿态又各有风景的“群山”。愈是伟大的作家，愈是大气的作品，愈难以所谓的“新”与“旧”、“先进”与“落后”这样的非文学的规矩予以框范。共产党员诗人艾青无法取代封建士大夫屈原，现代表现主义剧作家奥尼尔也永远否定不了遥远的古希腊之埃斯库罗斯。
相对于以上这样的文学环境，还有一个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作家采写这部传记作品之决心的更大的社会背景，那就是由于党内少数腐败分子的丑行的不断曝光，马列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学说、共产主义理想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加之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对消沉，“共产党人”似乎已不再是先进思想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在民间，“党员”种种，简直成了一些人调侃与取笑的对象。文学作品正面表现共产党人之高风亮节者已属罕见，即使是五六十年代一些歌颂共产党人的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小说、电影等，也被不少人看做“不真实”，没“人性”，假、大、空。显然，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曾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境界相对提高，反倒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一些人的行为哲学，人们的生活与生命普遍缺乏“人”这种高级灵长类动物所应有的理性的烛照和理想的光彩。
完全可以推想，作为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并已有相当成就的作家忽培先先生采写马文瑞传记之初，绝不会对当时那样一个大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与环境视而不见。作品写出来是要给人看并且期待人们的某种反应的，“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样一个“陈旧”的题村，写出来会有“卖点”吗？我相信，这样的疑虑绝不只是今天的笔者“无凭无故”的杞人忧天。
然而，就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这部四十八万言的皇皇巨著仍能让人拿起就放不下，恨不能一口气读完这样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来看，面对当时那种似乎与这样的传记作品之产生显得格格不入的环境与氛围，作家终于没有犹豫，没有动摇，一经踏上那条漫长而艰辛的采写之路，他便义无反顾而一路前行，任何功利的算计都已抛到九霄云外了——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与逆推，但绝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凭空臆想。因为即使在当时那样的文学与社会背景之下，也仍然有另一种说不定还是更有力的声音在倔强地回响：就社会而言，人们呼唤清官与青天，期盼共产主义理想的回归与共产主义信念的重建；就文学而言，人们期待着那种表现社会发展之必然规律的大气磅礴、振聋发聩、给人以灵魂的激荡和震撼的大作品的出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作家忽培元先生正是要借助“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样一个相对传统的题材，给那个被一片靡靡之音环绕着的当代文坛，给当代中国文学自身，锻铸一条可以承受历史、承受当下、承受未来之千钧重压的坚硬的脊梁。
还铁的历史以铁的真实
不用说，《群山》不是严格的编年史，我们甚至还可以找出这座雄伟建筑的某些“历史”的瑕疵。例如作品第八十六章写道“（一九四七年）六月，蟠龙镇攻坚大战大获全胜之后，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万人祝捷大会，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大战役的胜利”。但据吴志渊（也是《群山》中人物之一）所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版）书末所附“中共中央在陕北大事年表”和《在斗争中求幸福——革命斗争故事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版）一书中阎长林的文章《“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之记载，则安塞真武洞万人祝捷大会的准确时间应为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阎文还具体地写到了这次祝捷大会的盛况：
五月十四日，在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庆祝我军收复
蟠龙的胜利以及西北战局的扭转。周副主席事先赶了去。他代表
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的西北野战军指战员祝贺，并在会上宣
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旧留在陕北！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个消息，给人带来莫大的鼓舞，人
们兴奋地欢呼着，跳跃着，把帽子丢上了半空。
尽管有这类小小的史实之笔误，但瑕不掩瑜，《群山》仍然是一部经得起检验的活的历史，它具有本质上无可替代的惊人的真实性。
陕北“肃反”是马文瑞革命生涯中遭遇的大事件之一，也是《群山》一书的大关节之一。虽然正面写“肃反”的文字不过四五个章节。但从“肃反”的酝酿直至中央纠正了错误“肃反”之后的余波，无论就所占作品之分量，也还是传主在这一大事件中漫长而复杂的心理历程，抑或就这一事件对西北革命历史广泛深远的影响而言，写好它至关重要，写好它又极端不易。我们知道，李建彤所著长篇传记小说《刘志丹》曾经因为正面描写了“肃反”这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版《刘志丹》“前言”）而被康生诬为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刘志丹同志是在对敌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生活的，如果我写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就会触犯某些人。”（工人版《刘志丹》“前言”）尽管李建彤一百余万言的长篇传记小说经再次修改后，于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全部出齐了，但马文瑞作为十分景仰刘志丹且与刘志丹多所合作共事，并且也是在“对敌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锻炼成长的职业革命家，《群山》作为同样正面描写了陕北“肃反”的“还原历史、复活历史”（忽培元语）的长篇传记文学，李建彤当年在写作中所必然碰到的从理论到实践的难题与障碍，在作家忽培元这里也并未完全变成毫无阻拒的坦途。这一点，仅从笔者近年来悉心搜求到的一些打印资料（因笔者也曾有心走进这段苍茫的历史）即可窥出个中消息。这些资料有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四同志《关于陕北“肃反”与路线斗争的真相——兼评郭洪涛同志〈陕北烽火〉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张秀山同志《对郭洪涛同志在陕北所犯错误的五八年“检讨”和“说明”稿的剖析——张秀山书面发言》以及刘景范口述，刘尚雅整理的《赤安（三边）事变》等。
据前述刘景范等四同志《关于陕北“肃反”与路线斗争的真相》资料的记载：
这次“肃反”，是朱理治、郭洪涛同志在陕北执行王明
“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的个人
主义、领袖欲和野心家的恶劣品质，当他们奉行的错误路线受到
执行正确路线的刘志丹等同志抵制时，他们便挑拨离间，造谣中
伤，把党内斗争发展为对敌斗争性质，并用非法手段篡夺了陕北
（包括陕甘边及陕北）党政军的领导权，搞错误肃反，监禁和杀
害了大批革命同志，造成惨痛的流血事件。
至于郭来陕北以后，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贡献，撇开他搞罪
恶的肃反暂且不讲，用马文瑞同志一九四五年在边区历史座谈会
上的发言来说，就是“郭来陕北有无作用？好的少、坏的多，劲
头有、用错了”。他来陕北以后，主要的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
是反对以马明芳和马文瑞为首的陕北特委的所谓“富农路线”和
诬蔑陕北特委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第二件事，是反对刘
志丹等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领导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
义”，“梢山路线”。第三件事，是捏造事实诬陷革命同志，搞错
误的肃反。
张秀山同志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对郭洪涛同志在陕北所犯错误的五八年“检讨”和“说明”的剖析》的书面发言中也说：
关于郭说在中央红军抵达前他就纠正或“制止了”肃反的情
况，程子华和聂洪钧同志都证明郭从未说过要他们“解放被捕同
志”的话。事实上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后，他们还在继续捕人杀
人。例如陕甘边红宜地区的负责人马文瑞同志就是郭到前方后被
捕的，郭还派人要杀靖边游击支队宗文耀。宗叛变，杀了中央刚
派到当地委书记的谢维俊和游击队支队长黄万银等同志。
刘景范口述、刘尚雅整理的《赤安（三边）事变》一文也写道：
在那个年代，王明路线执行者掌了权，把“左”倾路线推到
高峰，实行乱捕乱杀政策，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随时
都有发生自相火并的危险。正在这时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
甘根据地，纠正错误的肃反。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我们被关
在陕北瓦窑堡的人，已陆续获得了释放。但下面还没有完全纠
正。（而“赤安事变”是在中央已经纠正了错误“肃反”之后又
发生的本来不该再发生的“反水”事件——张兴源注）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些文字资料，绝不是为着偷懒、取巧或以示博闻，而恰是要说明陕北“肃反”这一令人震惊、也令人深思的历史事件，不光在当时是党内矛盾错综复杂、党内斗争尖锐激烈、各种社会力量犬牙交错、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必然结果，而且即使在现在，在这页残酷历史翻过去六十多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追述和书写它，也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但忽培元先生在“还原”和“复活”这段历史时，既没有囿于书中任何一个人物的个人经验、感受和视野，也没有把这段悲剧历史仅仅归结为任何一个“品质恶劣”的个人的偶然行为。作家在正面描写“肃反”之前，通过种种丰满鲜活的人物与细节，已经对陕甘边与陕北苏区早先的土地政策、统战政策、兵运工作等有了充分扎实、针脚细密的刻划，那么，极“左”风起，“肃反”也就仿佛是“水到渠成”而难以避免的时代之必然了。我们知道，党史上曾就陕北根据地与党中央、西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刘志丹等群众领袖与中央领袖群体等究竟是谁“救”了谁，似乎总有人去做这种无聊的文章。但忽培元先生的长篇传记作品通过对隐含在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本质的深刻揭示，十分令人信服地解答了那一个个带有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个人功利目的的历史疑问。毛主席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经成了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笔者相信，毛主席这段洞幽烛微、高瞻远瞩的精辟论证和分析，一定会是作家忽培元先生打开陕北“肃反”这扇锈迹斑斑的沉重历史之门的金钥匙。
其实不光是“肃反”，在此之前，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在白色恐怖下所进行的创建西北根据地的斗争，“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兵运工作，分化瓦解敌对力量，吸引和接纳进步力量的统战工作以及“肃反”之后马文瑞就中央土改政策所进行的看似平凡琐碎实则关系到千家万户生产、生活与生命的力所能及的纠偏……作家在还原这些历史真相、复活如许历史旧貌的时候，不急不躁，稳扎稳打，细针密线，娓娓道来，很好地实现了“艺术地再现历史的真实”（忽培先语）的创作宗旨，读者也在作家创造的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中，品咂出了陕北这块土地上已经被埋得很深了的历史之意蕴与时代之沧桑。
实现革命理想就是他的第二天性
苏联文学批评家、语文学博士维·米·奥捷罗夫在分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之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时说过：“这个人的意义不在于他有什么官衔或称号，不，这个人的意义在于他的世界观、感情和行为，以及他的性格的令人惊异的完整性。”奥捷罗夫认为保尔性格的最主要特征是共产主义党性。党性使他的思想和行动之间没有任何分裂，使他的性格保持高度的完整性，使他的英雄主义成为“终身的英雄主义”（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外国文学评论选》下册第464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一部外国小说，与作为当代中国之传记作品的《群山》似乎不存在多少可比性。但笔者仍然要为通过奥捷罗夫的论述终于找到了概括“马文瑞性格”的适当方式而庆幸和惊喜。的确，马文瑞似乎从一踏上革命征途起，就已经是一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重大责任和远大理想的职业革命者。他的这种“思想与行动之间没有任何分裂”的统一完整、平凡朴素而又光彩照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那种不温不火、恰到好处的政策水平，尤其是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分寸之把握上。刘景范同志的《赤安（三边）事变》一文中写道：“原来的政策，是按照剥削程度处理土地问题，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对于地主，只要不和敌人勾结，也给他留一份土地，让他自食其力。对于富农，只动他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于他们的工商业，一律不动。但是‘土地工作团’到后，一切都变了，把土地多的，没有剥削的，也当成地主富农对待。把富农划成地主，把中农划成富农，甚至把有些贫下中农也划成地主或富农。记得甘洛县的葡萄沟有一家人，土地虽多，劳动力太少，打的粮食不够吃，全家人真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按土地数量把他们划成了地主。那时划成地主可不得了，按王明路线政策，是要赶到山上吃草的，要肉体消灭的。用这种划成分的方法，农民中有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被划成了地主或富农。”作为农民的儿子，马文瑞深知“政策”的厉害。一种合乎实际、顺应民心的政策就会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的大提高；反之，一种脱离实际、违背民心的政策不仅会极大地破坏生产力，极大地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而且说不定就会有多少无辜者因为这祸国殃民的政策而人头落地呢！因此，马文瑞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的分寸，这既是对百姓利益的朴素认知与首肯，更是对党的形象的自觉维护和珍视。想想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顾国家大政方针之严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常常凭个人好恶，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弄得老百姓终年劳碌而无所适从，有时也便难免要愤怨，要骂娘。这样的结果，岂不是走向了党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百般抬爱和高度信赖的反面去了吗？
“马文瑞性格”之高度统一和完整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始终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错误“肃反”被纠正以后，周副主席找他谈话，问他愿意到哪里去工作。“回想起‘肃反’中的冤情，他此刻心情有些复杂。无凭无故，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当他面对着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说，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又觉得不该用个人的小事耽误周副主席的时间”。“他沉吟了一小会儿，轻声说：‘周副主席，工作由组织确定吧。’”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主持“肃反”的少数坏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在“肃反”中遭殃受害的革命同志却有不少人被“降级使用”。对此，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全都服从大局，没有一个人因为闹“待遇”而影响工作和战斗。作品第九十三章写马文瑞受命去三边检查土改工作，途经子洲县冯家渠乡歇息在马家岔村一家客店，马文瑞的远亲冯三给他诉说马文瑞家乡“闹土改可闹儿啦”的情形。“把好人和坏人斗到一搭里啦。拿咱冯家渠来说，连你大姑（冯文江的母亲，马文瑞的姑母）那么好的人也不放过，斗争会上连拉带打……”，“你大姑上了岁数，受屈不过，她说不活了，几次要跳脑畔。你大表哥冯文江在家里养病，也遭批斗，他们都天天盼你能回来，说句公道话哩。”须知，马文瑞少年时代“殁了妈”以后，大姑曾把母亲般的温暖与关怀倾注于他，而大表哥冯文江又是马文瑞走上革命征途的引路人。此刻，只要这位“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马文瑞的一句话，即可挽狂澜于既倒，解恩人于倒悬；但同时，如果他真说了那句“公道话”，那么，党的路线和政策，组织的威信和力量就会受到怀疑与挑战，地方工作也就会乱了阵脚。一时间，公与私，个人与组织，党性与良心……像一对对赤膊上阵的小人儿，在他的内心痛苦地纠扯与战斗着。斗争的结果，马文瑞终于没有廉价地充当衣锦还乡的封建士大夫为亲友之私利而逞能护短的不光彩角色，而是坚决地走向三边地区，做那些“更急迫，更重要的事情”去了。
安泰离不开大地。马文瑞的成长以及“马文瑞性格”之形成，不仅有党的教导和栽培，更与人民群众的孕育与滋养密不可分。马文瑞出身农家，来自社会底层，但又是受过科学文化和革命理论教育的青年革命者，所以，不仅普通老百姓会成为他的知心朋友，他在这些群众中生活和工作殊觉亲切和幸福，如鱼得水，而且社会上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只要不与人民和革命事业为敌，马文瑞都与他们建立了广泛而又真诚的人际关系。而这一点，恰是他做好地方工作最是牢固坚实的社会基础。“马文瑞看见老谢同农民在一起的情形，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一掬黄土投入高原，才能化作不朽的存在。”显然，马文瑞这段“见贤思齐”的内心独白，也正是他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人民用小米和咸菜，不，是用生命和心血哺育着革命，革命者永远都不能忘记这小米和咸菜”啊！这，就是革命者“安泰”和他的广漠的“大地”。
“马文瑞性格”的本质特征，我觉着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清醒认识和执着追求而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勇往直前。小时候读《革命烈士诗抄》，“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样的诗句，那时只觉着几多豪情，几多自信。但在《群山》的世界中生活与思考过后，想想那些烈士们的呐喊，更觉着几分血泪与几分沉重。生命属于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只有一次，但马文瑞却曾有多少次面临生与死的最后抉择。每当这生死抉择的最后关头，他想的又绝不只是自己个人生命的安危祸福，而常常是同志，是战友，是事业与理想。作品第三十六、三十七两章写道，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少同志被捕，敌人的白色恐怖愈益残酷，革命者的处境日益危险。此刻，马文瑞不顾可能累及家人的安危，决心渡过无定河，去到葭县南洼一带，“联系别的同志，准备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但“好几次脚一下去，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冲，心中只念叨着‘冲过去、冲过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被捕的同志们等着组织营救；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还需要贯彻；各地秘密联络站得尽快通报事变情况，以便设法防范……有好一阵儿，他的口鼻已被淹入水中，只能凭着脚尖奋力一跳才得以呼吸一口充满泥腥味的空气。后退一步是生，前进一步也许就是死亡。”但为了同志，为了事业，他仍然决定“哪怕是遭到灭顶之灾，也要奋力冲过去！”这是与自然的搏斗，但却是基于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的搏斗。马文瑞在奋力一搏中终于战胜了无定河，从而为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创造了基本的前提。
作品第四十二章，写马文瑞为了搞兵运跟着敌人骑兵由三边“跑”到庆阳。“好几天没吃上一顿热饭了。野菜嚼糠炒面，把他的嘴和喉咙完全抗烂了……这时候，远远地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再也站不起来，永远留在这空无一人的荒山旷野……这次长途急行军，给马文瑞留下了终生腿疾。”连“文革”中的造反派在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也不得不承认“马文瑞是豁出命来干革命的”。错误“肃反”时，当狱中的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惊奇地发现院子四周挖了许多土坑”并意识到“挖这些坑，看来是要活埋咱们”时，他决定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要把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设法去交党费。“他盘算着，得找一张纸或一块白布，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交纳最后一次党费的留言，用这纸或布把银元包着藏到墙缝或是地铺下面。”想想这些为党的利益，为革命的事业，在与敌人的严酷斗争中九死一生却终于活下来的坚强战士，此时此刻很可能就要死在他们为之奋斗的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中了，我们的心禁不住与灵魂一起痛苦地颤粟！“环县事变”（第七十五章）中，为及时镇压叛军，马文瑞又一次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亲临现场，解除危难。“有些坏人把黑乎乎的枪口悄悄对准了这个共产党在陇东最大的‘头子’……其中有些家伙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怀有刻骨仇恨的血仇分子，有些是地主恶霸，他们同红色政权不共戴天。”
请记住：“死亡”之威胁，在这里绝不是艺术，而是血淋淋的生活。事实上，马文瑞的不少战友，如刘志丹，如谢子长，如任志贞，如无定河上英勇的六烈士，他们已经在革命斗争中走向了另一个世界。马文瑞之“生”与他的战友——其实不过是另一些马文瑞——之“死”，原本不过半步之遥。更何况马文瑞所面临的远不只是“死亡”，还有革命陷入低潮时的痛苦和遭受各种误解与委屈后的尴尬以及个人感情与革命事业发生冲突后的无奈。而所有的这一切，马文瑞都令人感动地以平常心平静对待，默默忍受。这使我们深深感觉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已经成为马文瑞生命的组成部分，成为他生存本能之外的第二天性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忽培元先生与马文瑞那一代革命者有着相近的心理素质，相似的社会理想，相同的人生追求。否则，他绝不可能把那些远年的人物与事件写得如此自然贴切，深刻感人，并具有如此不容置疑的真实性和如此鲜明突出的浮雕感。
拆去包装，艺术呈现出赤裸裸的美
传记文学，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曾产生过不少名篇佳作。在中国，比较典型的要算《史记》中的六十九列传了。《史记》之后直至《明史》的“二十三史”以及《清史稿》中，那些优秀的传记作品往往而有之。在外国，比较突出的例如梅林的《马克思传》，罗曼·罗兰的“三巨人传”（《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欧文·斯通《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心灵的激情》（弗洛伊德传），米·努埃曼的《纪伯伦传》，奥特的《拿破仑》等。但当代中国传记类作品，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有关毛泽东、刘志丹、“三S”等人的传记或“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却往往是以某个“底本”为原型，陈陈相因，辗转相抄。有的是东拼西凑的“资料大搬家”（引延安一作家语），有的则干脆将原著之第一人称统统改写为第三人称，一字之易，名利俱收。如此下作的“创作”，极大的败坏了传记、纪实类作品的声誉，败坏了人们阅读此类作品的胃口。对此，上海《文学报》，山东《作家报》，北京《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都曾有过专文予以被露和挞伐（笔者本人发表在上海《文学报》上的《“抄书”与“窃书”》一文，反响较大）。可以设想，运用“剪刀浆糊法”和“人称置换法”生产的作品，自然是毫无艺术可言，有的也只能是伪艺术或反艺术。
但《群山》作为一部严肃的和高品位的著作，在艺术实践上却有许多吸引人不由得反复揣摩和品味的特点与创造。给人印象突出的首先是充盈全书的激荡的革命浪漫主义豪情与扎实的革命现实主义手法，二者互为表理，相得益彰。《群山》所写的不是当代那些缺乏理性、没有理想、生活富足而心灵空虚、心理灰暗的染上了“现代病”的“现代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当初夺取政权时”一群“无私奉献和忘我牺牲”（忽培元语）的革命者。这些如同钢铸铁打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们，不管物质生活多么艰苦，斗争环境多么险恶，敌对势力多么强大，误解与委屈多么深重，他们那种昂扬向上、奋斗不息的精神与豪情却始终如一。但作家在表现这种当代人已经很难理解，恐怕也很难想象的浪漫豪情时，却并没有采用任何脱离生活实际的夸张、变形，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嚣，没有张牙舞爪的卖弄。有的只是朴素自然、生动细腻的工笔写真。可以说，《群山》虽是一部传记文学，但却很好地塑了马文瑞这样一个极为真实可信而又血肉丰满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群山》的叙述风格也给人以鲜明印象……我想那些真正高品位的纪实类作品，应该是能够以现代人的眼光（即价值观念）重新审视历史，见历史人物之所见，想历史人物之所想，历历史人物之所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而《群山》在叙述上即表现了这种驾轻就熟、顾盼自如的大家风范。作品正面描写“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从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亦不过三十来年时间，但作家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地“前瞻”，不断地“闪回”，使得过去与现在、眼前与未来达到了无间的沟通。不仅极大增加了作品含量，而且也使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在不断地“受挫”之后又得到不断地“满足”，并在这“受挫”—“满足”—“受挫”—“满足”的循环往复中，不知不觉地跟随作家的笔触进入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段令人神往的苍凉岁月。须知，要做到这一点可不那么容易。这是作家对他的写作对象（如许众多的历史人物，如许纷繁的历史事件，风俗人情，山川草木，四时物象，八方晨昏等等）早已了如指掌，烂熟于心，“袖手于前，方可疾书于后”的结果，是任何庸常之辈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一种“天人合一”“神与物游”的化境。
《群山》一书在语言上也具有无可争议的创造性。这首先表现在庄重典雅的书面语跟自然流畅的口语的水乳交融，互生互补。
陕北山间的月色格外皎美，特别是天气晴朗的冬春季节。当
西边的太阳未落山时，东边的月亮，已经冒出圆圆的山峁。那时
候的月亮，像一片残云，悬在天边；稀薄而透明。月宫里的玉兔
环山，隐约若雾霭氤氲，乍有乍无。夜幕降临后，天空立时由淡
青变为湛蓝。月亮银白的轮廓格外清晰起来。原来枯黄憔悴、毫
无生机的山川河流，草木村舍，全都披上一层银白的轻纱，开始
焕发着生命的灵气了。
“依我看，咱红军就象猛雷猛雨，一扫过来，能把地上的枯
枝败叶腐朽之物统统冲刷干净。但真要让土地长出庄稼苗子，还
得靠地方党政方面来做工作。老马，我看你们的工作就像春天里
的毛毛雨，不吼雷，不打闪，悄悄下来，渗进泥土里，把每一颗
种子都催发出来，成了一片绿汪汪的好庄稼。每一个庄户人，都
像一棵庄稼苗，没有你们做的工作，可不行呀！”
类似前者的庄重典雅的语体文所营造的诗意美和类似后者的流畅自然的口语所传递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使得全书之语言整一中有变化，变化中见和谐，如诗如画，如饮醇醪，一路读来，美不胜收。
“传记能不能创作出一点诗歌的强烈感情，一点戏剧的紧张兴奋气氛，而又保持事实所具有的特殊优点——它的引起联想的真实性，它自身正常的创造性呢？”十九世纪初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在其《传记文学的艺术》之中的设问，在忽培元先生的《群山》一书中找到了富于说服力的答案。
《群山》之语言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往往由自然或生活现象入手，进而联系到社会现象，联想与取譬新颖自然，有着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极为强盛的生命力。
……两个朋友仍然很亲热地拉着话，由窑窗外面看得清楚，
那一杆小烟袋锅不时地在油灯上点着了由这边递到那边，又由那
边递到这边。这烟袋锅也就像农家土织布机上的梭子，带着一根
感情的线穿梭往来，在共产党和老百姓之间，织着一张密不可破
的网。
……整个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便是由数不清的这
样美妙动人永不消失的波涛和浪花组成的。历史本身有着它的逻
辑，有些事情会在适当的情况下，被后人根据推断，重新显现出
来，展示本来的美妙画面，发出动人心魄的悠远回响。
《群山》一书不仅人物对话，而且连叙述语言也极其自然并且比较成功地运用了陕北方言，而这种方言的自然运用，最是成功之处，又往往是与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环境、身份气质、特定场景等密切相关而天衣无缝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忽培元先生在撰写这部长篇传记作品时，不仅是运用陕北方言在“写作”，而且主要的是用这种亲切而朴拙的家乡话在“思维”。换句话说，忽培元先生与陕北方言的本质契合，跟一些例如知青作家与陕北方言的皮相接触，其优劣高下，不啻天渊。应该说，随着“延安（时期）作家”的走向全国，陕北方言之被普遍接受与认同，似可与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相媲美。但《群山》一书在方言运用中，略嫌不足之处是，不少过于生僻的方言语汇的大量运用，相信会使一些外地读者微皱眉头的。对此，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其《面向秋野》一书中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纵观忽培元先生《群山》一书，回溯历史，但求冷静揭开历史之真相，而不刻意搜求历史旧闻背后的“新闻”；刻划人物，但求还原其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可能与必然,却不为追求“圆型”效果而扭曲人物形象或割裂人物性格之内在的完整性；艺术上也不曾为了追求所谓的“现代感”而云山雾罩，声嘶力竭，装神弄鬼，借以吓人。一切都透着自然、和谐、平实、朴素，美在这里得到了不经意的凝炼与升华。
并非题外的话
之一，前文有《群山》“是一部拿起就放不下的书”的话，我要说的是，这句话绝非谀词。截止今天，在我的四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有一多半都是在和文字与文学厮摩相守中度过的，且不说写了多少,单是读，就是一个令常人很难想像的庞大数字。读的愈多，这样一种感受便愈发突现出来，那就是，有些书，例如西方现代文学中不少优秀作品，它会使我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提升，艺术上得到某种享受，阅读快感上得到某种满足，但它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却几乎毫不相干，它不是我们的灵与肉生长和发育的必需养料。而有的书，哪怕它可能被看做准文学或者是非文学，但它却似乎与我们的生存密切相关，它给我们以意想不到的心灵的震撼，它与我们的生命形成了某种神秘的“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并给我们的人生种下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非“印象”）。我至今还记得少年时代读过的一些书，它们是《红岩》《欧阳海之歌》《保卫延安》《雷锋的故事》（我的三好学生奖品）《王若飞在狱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列宁回忆录》《鲁迅的青少年时代》《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个作家的道路》以及《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我至今还珍藏着的“旧书”当中，还有《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论马恩列斯》（“解放社”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战斗的历程》（中青社“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丛书”）《青年英雄的故事》及其“续集”以及《狱中纪实》和《可爱的中国》……我相信，当我们把《群山》和以上这一些光荣的著作插在同一排书架上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活着”又有了一种新的参照而觉着踏实和宁静。而写出这样一部使他人的生命因此而变得“踏实和宁静”的优秀作品的人，他可真是有福啦。
之二，前文有“一旦进入《群山》的世界，你会有许多倏忽而至的遐想和评说与解析它的庞大计划”，显然，这句话也绝非矫情或伪饰。即如本文在论述《群山》之艺术时写了一句“激荡的革命浪漫主义豪情与扎实的现实主义手法”。我相信，不少新潮批评家在看到这句“老话”时一定会“笑破肚皮”的。但我觉得，这恰好是《群山》给当代文学——不独传记，甚或是小说创作——带来的有益启示之一。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和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那是外国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辉煌时代，正因为经历了这样一个“需要天才并且也产生了天才”的伟大时代，所以，进入现代以后，西方和俄苏文学仍然有着十足的底气，并且仍然很自信地站在世界文学之潮头迎风弄旗。而在我国，《红楼梦》之后，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香火若断若续，渐趋式微。未经西方和俄罗斯那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广泛浸润便急慌慌地想要“现代”，于是，我们的文学便有一种先天的不足与畸型……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之三、前文曾为这篇“札记”的“迟到”也有所感叹。但仔细想想，“评论”云云，不过是原作的伴生物（那种撇开原作，只顾发挥自己之“理论”的评论除外）。只要原作给人们提供了在不同时空和不同层面评说与解析它的足够潜质，那么，“评论”也像它的有价值的原作一样，会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的。而《群山》恰是这样一座可供人们不断剖析与挖掘的有价值的“金矿”。即使在笔者这篇“迟到的札记”之后，相信还会有晚到者继续开采与掘进的。
最后我要说，《群山》一书中那些令人羡慕——他们曾经拥有过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辉煌时代——的共产党人，就像云缝中透出的一束强烈的阳光，烛照出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和思想的平庸与灰暗。接受过《群山》的庄严洗礼，如同我们经历了人生其它任何一次刻骨铭心的大事件一样，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还像读这部书之前那样，继续平庸而灰暗地生活下去了。
让我们也能像马文瑞那一代革命者那样，在我们自己时代的土壤上，去努力创造一种闪耀着理想光彩的壮丽人吧！
2000年12月10日—13日写于志丹县城保安镇单元楼1—201
注：忽培元先生长篇传记《群山》一书，于1996年9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其后获全国第二届传记文学一等奖。2015年1月，《群山》与忽培元先生的另外两部长篇传记《长河》《浩海》组成三部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一次性推出。
张兴源《给当代文学锻铸一条坚硬的脊梁》一文，曾以“忽培元文学创作研讨会特刊”的方式，于2011年夏在延安的《宝塔山》文艺季刊全文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