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完整读到小学四年级，跳过初中、高中的学业断层，33岁才获得一纸自学高考大专毕业证。我的学历之路，堪称曲折而传奇的“断代史”。这独一无二的毕业证，竟然成为我突破人生困境、冲出重围，一步步走向今天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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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籍是山东文登，1954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1966年9月，刚满12岁，为支援大西北“三线建设”，随父母迁居青海西宁。应该读小学五年级，正逢“十年动乱”而“停课闹革命”。我随之被迫辍学在家，学业就此按下了暂停键。在那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与同学之间，悄然传阅《青春之歌》《西游记》《卓雅和舒拉》等被封禁的书籍，书中的那些文字，成了照亮我至暗时刻的一束微光。

         就这样，折腾到1968年的三四月份，又开始“复课闹革命”。可没过多久，我被莫名卷入一起所谓的“反标事件”，一个尚不谙事理的小小少年，被打成“反革命”而惨遭迫害。几番“喷气式”、跪桌子的揪斗后，被勒令回家反省思过至年底，响应伟大领袖“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小学教育改为5年制，学校将五年级与六年级合并毕业，只要能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中的任意一篇，就算及格过关——我的校园生活，就这样在时续时断的混乱中，又一次画上休止符。

        1969年底，我刚满15岁，就进入一家企业当起模型工人。还好，该企业的文化氛围极为浓厚，不乏有一批工人作家、诗人等。混迹于期间，必然会受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蠢蠢欲动地小试锋芒，不由自主地“挤”进了他们的文学圈子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思想宽松、充满激情的文化启蒙年代，人们怀揣各式各样的梦想：诗人梦、作家梦、记者梦……我更是深陷其中，在逐梦的路上，从未停歇过追寻的脚步。

        于是， 我作为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受到时代热风的熏染，也不知深浅、不自量力地写了一些自认为是“诗”的分行文字，投给省内外的报刊杂志。大多数稿件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总有零星几篇能变成铅字。最让我兴奋而得意的是，1977年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投给《青海文艺》月刊，（而今的《青海湖》）5首短诗，竟一次性刊发4首。简直让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就连当年的稿费通知单，依然珍藏至今。

       尽管在此后的数年里，均有一定数量的诗作被编发、采用，但冷静下来，反观审视自己那些不甚成熟的文字，只觉得稚嫩而浅薄，让我深感羞愧与不安地渐渐明白，要想在写作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更扎实，必须静下心来大量阅读、深入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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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是，1981年，国家开始实施“自学高考”政策。最初，在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省市试点，并于1983年开始，向全国逐步推进。因此，1984年10月，恰逢青海省首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随即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得以有机会系统而完整地学习该专业《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9门必修与一门选修《普通逻辑》课程。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每天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雪、风雨无阻地去青海师范学院（今青海师范大学）、第十四中学、北大街小学等辅导点听课，并克服了神经衰弱导致的严重失眠困扰，夜以继日地苦学强记。一路披荆斩棘、顺畅通关，终于在1987年6月，成为青海省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首届毕业生。可以自豪地说，当年报考该专业的考生近三千人，最终能够顺利毕业的仅一百二十余人，用“凤毛麟角”来形容绝非夸张。更让我难忘的是，在省政府礼堂召开的“青海省首届自学高考毕业典礼”上，我们的毕业证书，均由时任青海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班玛丹增亲自颁发——迎来让我今生引以为傲的高光时刻！

       走笔至此，使我不由得怀着感恩之情，想起当年那些各学科授课的老师们。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非常认真而敬业：讲授《现代汉语》民族学院（今青海民族大学）的高映梅、《哲学》省委党校的吴建勋、《中国革命史》青海民族学院（今青海民族大学）的孙欲声、《文学概论》青海师范学院（今青海师范大学）的毛微昭、《外国文学》青海师范学院的冯长训、《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青海师范学院的李栗凰、韦坚、冷晏明、张金亮、《普通逻辑》青海师范学院的张子恢、《写作》青海师范学院的张元录、《古代汉语》青海民族学院的胡安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西宁市文联的陈宜、青海师范学院的范亦毫等。尤其是孙欲声老师，不仅是青海省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虽其时已年逾五旬，而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都会准时无误地来到授课点，每次上课前，都会先在黑板写上两句诸如：“千凿万锤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诗句或名言来激励学生自学苦读、增强学业有成的信念；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原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范亦毫老师。让我在当年参加自学高考辅导班的学习中，有幸听过范亦毫老师讲授一个学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而印象最为深刻、是其在讲授老舍作品《茶馆》时，一手端着茶杯而细呷慢饮，一边绘声绘色、声情并茂而又不失学者、大师的儒雅气质与风度。他在讲台上，边讲边来回踱步，而同学们的目光，则不约而同地随着他踱步的节律在移动，时而在数秒鸦雀无声的沉寂中，顿然响起全班同学的阵阵掌声；还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课程即将结束那节课上，范亦毫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全班同学：“你们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掌握的知识参差不齐，只能是宽进严出，而在校大学生，是经过严格考试录取入校。因此，对于你们的考试，是非常严格的，试卷无疑比在校的本科生还要难，切不可掉以轻心而有丝毫懈怠。”是的，我们首届自学高考的考试卷，每科基本上都是在西安、天津的题库抽题；那个年代虽然没有监控和手机，而每门课的考点，大门口由公安人员把守；考场则由武警站岗，教室内由两名老师流动监考。考生想抄袭、偷看而作弊，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说到当年自学高考的严格、严厉与严肃，不得不说这样一件事儿：我们首届自学高考，应该是1986年10月，结束最后一门学科《写作》的学习与考试而随即毕业。意想不到的是，那天早晨考生们来到设在西宁市南山路小学的考点，校门前，赫然贴着、用毛笔写的“紧急通知”，大意是：《写作》课因故停考，待明年5月份补考。此后从相关部门获悉：省自考办委派青海民族学院的一名年轻老师，去西安题库抽题后，其将作文题目电话告知家人而造成外泄。该教师随即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获刑。因此，导致我们首届自学高考延至1987年5月毕业，而毕业证书日期为1987年6月。是的，说到当年自学高考的难度、严格与严肃性，是可想而知、不言而喻的。

         掏心说，当年参加自学高考，绝没有想靠一纸文凭来改变处境或命运。最初应该是源于朋友和同事的诘问：“你发表了那么多诗，你懂语法吗，知道主谓宾、定状补吗？”、“你知晓什么是修辞吗？”每次被问起，我都会面红耳赤、羞愧难当而一脸窘态。于是，一方面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不再陷入尴尬境地；另一方面，用当年的话说：“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当然，亦或也有那么一点虚荣心，想证明一下自己并非“等闲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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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自考毕业没多久，适逢《青海经济报》创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5名记者、编辑，我抱着前往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在报名处翻阅登记册时发现，应聘者不乏大学本科毕业生与硕士研究生、新闻专业科班生，我瞬间心灰意冷而没了底气。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笔试的一周后，竟然收到了面试通知——成绩名列前茅，从四百余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更让我为之感动的是，《青海经济报》社社长严正宇，在得知我调动工作受阻后，惜才心切，先后数次来到我所在的企业，与厂领导沟通协调。可当时那位厂领导官气十足、态度强硬，始终不肯放行，还放话：“没经过厂里同意就去考试，非要走，就按开除处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放弃这次机会而空喜一场。         

        此路不通，另辟蹊径。忿忿不平、沉寂落寞一段时间后，我竟然又萌生了学英语、考研究生的念头。而我的外语则是一张白纸，只能从零起步。

        于是，我去新华书店买了由张道真教授主编、陈卫与玛利亚播讲的《电视英语》教材，还一狠心花了近四百元购置了一台双喇叭录音机，把每节课都录下来，反复听、逐句读， 从26个英语字母开始，单词、音标、辅音、元音、时态……一点点、一步步推进。 有人说，初学英语最重要的是单词量的积累。我不仅把每个单词都写成小纸条带在身上，时不时地就瞄上几眼，还在自家卫生间、卧室墙壁及上班工作间的四面墙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语单词和句子，让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处在英语的氛围中。

         两年的学习没有白费，我不仅积累了四五千个单词，还意外发现，汉语拼音与英语的拼读竟有许多相通之处。后来在读英语单词或课文时，我基本上就是按照汉语拼音的读法。虽发音不是那么准确，也大致上说得过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基本掌握了48个音标的拼读规则，按照拼音读法进行对照，却也大差不差。

        当两年课程结束之时，我满心期待地去报名处打问报考的相关情况。负责报名的人一看我的身份证就连连摆手：“报考研究生年龄不能超过35岁，你都37了呀。”我当时一脸懵圈，悻悻地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唉，我只有一声叹息，简直失望极了，又白白耗费了两年宝贵的时间。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的命运居然迎来了重要的转机——经一位文学朋友引荐，我有幸进入西宁广播电台专题部，成为一名“编外记者”。从而为我提供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舞台，让我有了一个展现才能的机会，也圆了我搁置多年的“记者梦”。

       于是，我充分利用记者接触面广、信息反馈快的优势，不辞辛苦地深入一线采访：从不同角度报道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为受冤屈的普通百姓仗义执言、奔走呼号；为困境中的生命伸出援手，募集善款；面对不公与邪恶，用文字记录真相，写出一篇篇感人至深的一线报道。在电台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累计撰写社会专题稿件百余篇，其中《沉重喘息的公共交通》《服务业 欲说素质好困惑》《西宁皮鞋 走得潇洒些》《为了西宁的文明和美丽》《母爱的支撑》等稿件，在电台“黄金波段”栏目里播出后，不仅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还被《青海日报》《西宁晚报》《青海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转载或拍摄成专题节目。尤其是《沉重喘息的公共交通》，在《青海日报·周末版》刊发后，更是得到了相关部门领导的重视，数次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工作调动的进展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到机关单位，专职从事文字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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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1997年底，我依依不舍地离开西宁广播电台，以43岁的“高龄”，正式调入一家机关单位，专职负责日常的工作简报、调研报告、年终总结、领导讲话等公文写作；与此同时，我还先后撰写了《拓展铺路架桥的新天地》《走出黑沟奔小康》《湟水河畔竞风流》《真情永驻》等特写、通讯与人物专访。值得一提的是，从1997年入职到2013年9月退休的十几年里，我几乎每年都被省市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被省市相关部门评为“优秀信息员”；1999年，我的《走出黑沟奔小康》一文，在青海省交通厅举办的“青海交通辉煌五十年”有奖征文中，斩获一等奖。

         转眼之间，我已退休十余载，年逾古稀，却依然保持着伏案爬格、读书写作的习惯。时常会留意身边那些触动情感的人和事，欣然提笔记录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与人生片段；偶尔也会帮朋友或单位写些年终总结、事迹材料之类的公文。有朋友问我：“你都写一辈子了，还没写够吗？”其实，读书写作早已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阅读中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写作中排遣焦虑烦躁的困扰；在思考中摆脱寂寞孤独的情绪，并从文字里收获快感、智慧、力量与信念。纵然我的文字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却平淡而真挚，我始终没有辜负命运的眷顾，没有愧对在人生路上，为我助力的每一个好人。正是因了他们的扶持与提携，我才能拥有今天夕阳如诗、晚霞如画、顺畅而欢愉的晚年。

        ——从不到二十岁的“文学青年”开始，就痴迷于诗歌的写作。为了克服自己文化水平的局限，凡是遇到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就随即查字典，记在专门的本子上；整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图书馆与新华书店之间，那里早已成为我精神的家园；有时睡梦中想起一句好诗，赶紧起身掌灯记下来，唯恐第二天忘记。这样反复折腾，天长日久，逐渐致使我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而不能正常入睡；

       ——1984至1986年的自学高考，一共10门课程，大部分都需要“死记硬背”，尤其是《哲学》《文学概论》等课程的诸多概念词条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大部分诗词曲赋，更是背得烂熟于心、至今难忘。我清晰记得，在考《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时，试卷里有一填空题：“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走出考场后与其他考生对答案，几乎无人答出，我却准确无误。而我付出的代价却是，本就神经衰弱而让我更加严重的失眠。那两年里，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最严重时一个晚上吃了8片都不能入睡。曾数次半夜跪在床上，面对万籁俱寂的夜空，抱头而放声大哭：“为什么不睡，为什么不睡啊！”久而久之，头痛难忍，既不能读书看报，又无法提笔写作。待拿到毕业证时，体重降至不足110斤；

         ——在西宁广播电台当“编外记者”，规定每人每周必须交一篇四千字左右的广播稿。我年逾不惑、四处奔波，白天去相关单位采访，晚上回来整理采访手记至午夜，吃两片“安定”方得以睡上几个小时，颇有“世人皆睡我独醒”的意味。第二天一早起来，又要伏案写作。在那段日子里，我时常一个月完成稿件达8篇之多，写稿至天明已是常态。我的文字生涯，从文学到新闻，又从新闻到公文，最终又从公文回到散文，就是在“前有所趋，后有所逼”的处境中，锲而不舍、坚韧不拔、一步步而艰难地走进行政机关。硬是把一手“烂牌”打成了“赢家。”将几乎不可能化为可能，直至真实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