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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的女儿
作者：陈晓笛 - 美国洛杉矶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川东北达县的骑龙穴，一个鸡犬相闻、人声鼎沸的大院里。爷爷说，那院子里住着的，都是“秀才爷爷”一脉的子孙。其实，秀才是我爷爷的父亲。院落仿佛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小王国：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汇成同一股潮水，在每一间屋子、一方天井、一树花影之间奔流不息。
院里人多，事多，故事更多。
堂大爹陈官寿无儿无女，收养了清华哥。我十来岁时，亲眼目睹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清华哥成亲的热闹。婚礼前几日，大爹和大妈挨家挨户借桌椅、锅碗，把院子扫得能照见人影，连猫狗都被喜气撵得上蹿下跳。新娘快到时，我翻过几道田埂跑去迎接，那一抹红衣和唢呐声，成了我童年关于“成婚”的最鲜艳底片。而清华哥夫妇留下儿子，六十不到相继因病过世了。
二堂姐陈清英生得眉眼清秀，绣得一手灵巧的花鸟虫鱼，仿佛在枕套上游走飞翔。她教过我简单的针线活儿，那些彩线仿佛至今还缠在我的指尖。后来她远嫁、守寡、复嫁，把日子一寸寸熬过来。儿子出息，从部队转业进了省委机关。可就在前几年，她却走了，葬回我们陈氏祖坟。劳碌一生，刚要享福，人却匆匆离去。
堂二爸陈官灵家有七个孩子。据说他干过不少缺德事。有人来还钱时，他说借条找不到了，对方只能作罢。过两年，他又把故意藏起来的借条拿出来，让借钱人再还一遍。大家摇头叹息，私下议论：二妈寡言少语，难道不知道丈夫做的这些事吗？二爸二妈多年前就去世了，旧房垮掉，留下一片废墟。他们的七个孩子散落各地，基本与老屋失了联系。
最让我心疼的，是两个与我一起长大的玩伴。一位小姐姐初中便被亲戚卖去河南给别人当老婆了，后来听说他丈夫死于煤矿塌方；另一位哥哥，小名全娃子，也同样殁于矿难。他的母亲自此悲伤成疾，渐渐疯癫。他们的名字，像被煤渣吹散，再也找不回来。
堂二爸陈官明续娶的填房，带来前夫的儿子，又添下一女。后妈厚道温良，新旧孩子一视同仁，把清贫的日子过得暖洋洋的。
记得那次生产队玉米被偷，全生产队挨户搜查，终于在李全忠家的咸菜坛里找到。女主人陈连珍当场呼天抢地，倒地打滚撒泼。我们这些孩子只当热闹，不懂她在哭什么——是羞耻，还是被夺走的口粮？邻居们沉默地看着，谁也没有吭声。后来大人们轻声说：“他家实在困难。”可那年月，谁家锅底不是刮得叮当响？原来“饥寒起盗心”不是古书里的训诫，而是饿得骨头都响的现实。
院里还有一位三姨婆，无人知她的本名。传说她是某国民党连长的姨太太。连长去了台湾，没有带她，她也不愿走，携带些钱财投靠姐姐姐夫。她衣着整洁，言语寡淡，像一团沉静的谜。一次误入她房间，我看见粗陶碗里插着两枝新折的桂花，清香在昏暗中劈开一小片温柔的亮。我母亲偶尔也会从后山月季丛里剪几枝花，插在清水里——在吱呀漏风、黑黢黢的屋子里，一碗清水供养的花，是她们对美最固执的守护。
六姨婆的名字我不知道，她是我奶奶龚顺先的亲六姐。她们的娘家曾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开国上将陈伯钧，是奶奶姐夫的弟弟，为逃避国民党抓捕，曾在我奶奶家的楼上藏了一个月，离开时，奶奶还送给他一个藤箱。六姨婆强势，她的继子陈官太是生产队队长，在那个小小的世界里，权力如同土皇帝，对我家百般刁难，尤其与我爷爷过不去。我们全家只有一个字：忍。
我的奶奶极温柔，却因难产害母亡，一生背负着“对不起”的愧疚。她有什么好吃的，总要端一碗给六姐，却从未见过回礼。六姐对这个最小的妹妹始终怨恨，终生不能原谅她出生时带走母亲的原罪。后来陈队长因医护疏漏，打青霉素未做皮试，一针要了命。权力曾护他，也曾害他。人的命，原来比纸更薄。
出身书香世家的母亲，祖宗曾是显赫人物，进士出身，还是康熙亲授“武英殿大学士”，他的名字时不时会出现在清宫剧里。我母亲十八岁随父亲从江汉平原来到四川，四川出门就是山，上坡下坡，沟沟坎坎，母亲连路都不会走。但这位知识分子成了村里第一所小学的老师。课堂是混合班，大中小三个年级挤在一起。酬劳是学生家长给的一些麦子、几捧豆子、一棵白菜，或两个瓜。母亲在麦子里拣沙粒时常叹气：“少给一点也好，掺这么多沙，太浪费时间了。”有学生不来，她就去家访。家长说：“读书有啥用？我爷爷不识字，不也过了一辈子？”她回答：“干农活也需要读书。”冬天有孩子赤脚，她便把我们的鞋给他们穿。可我们家一年到头，也只在春节添件新衣。我上高中时，裤子还打着补丁。母亲想帮所有人，却力不从心。
母亲家访回来时，常捧着几枝野花，或好心家长送的菜或一捧李子、几个桃子。我和弟弟总是欢天喜地，那时不懂愁为何物。
爷爷陈福顺因年轻时在将军范绍增手下当过短暂侍卫，被划为“坏分子”。无数次被押上台，戴高帽，受尽屈辱。他的苦无处诉说，只能和着土烟一并咽下。多年后终于平反，八十年代的阳光，才真正照进家门。
父亲陈官煊自小聪明，一直相信“天道酬勤”。初中毕业于达县一中，被保送成都铁路中专，17岁分配到武汉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他酷爱写诗，二十岁已出版三本诗集，稿费一度超过工资。六十年代初，他辞职回乡，做自由诗人，却在农村的泥泞中发现，才华和骄傲最容易被践踏。那个年代，总要有人被踩在脚下，亲戚同窗也不例外。因奸人诬告“表现不好”，父亲的作品多年无法发表。设计院又来调他回去，但公社一句“他回乡后表现不好”断送了他的前程。深夜里，父亲与爷爷在厨房对坐默默抽烟，火光映着沉重的叹息——那叹息像烟雾一样，久久不散。
七十年代，父亲的童诗《长大当个好社员》被谱成儿童歌曲，传唱大江南北，四川文艺出版社，四川儿童出版社时不时都会借调我父亲去成都当编辑，却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变。父亲的正式工作仍然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直到1977年底，才上调县文工团任创作员。被时代辜负的人，不止父亲。这种沉默的悲凉，在家族男人的血液里代代流淌。
二叔陈官沛是达县高中的老三届。文化大革命将他的梦想钉回黄土。后来他做了民办教师，又转为公办教师，直至退休。可他一生眼底蒙着灰。恢复高考那年，他差了几分；次年政审如铁闸落下，彻底堵死了通往大学的路。“生错了时代。”成了他一生的口头禅。
他娶了出身最好却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女儿，夫妻恩爱一生。但那份郁闷，像一枚锈钉，深嵌在婚姻深处。他身患糖尿病，却从不节制。我劝他少吃米饭，他却说：“享受当下吧，人命天注定，活那么久干什么？”几年前，他以七十六岁离世，胸口那块关于“大学”的空白，终身未被填补。
我常想：若我在八十年代没有挤过那座高考的独木桥，又会被命运抛向何处？是南下打工，在流水线上换取一套城里的水泥格子？还是守着这老屋，看它在风雨中吐出最后一口气？没有答案。风把这些疑问吹散在骑龙穴长满荆棘的山坡上。
五叔陈官海今年七十五，总说：“老家骑龙穴是陈家的根，不能丢。”他成了这句话的化身。没读多少书，却靠着会说会写、做过石匠、开过煤矿，当上了生产队长。如今邻居只剩不到十户，他仍在老院留着一间昏暗杂乱的小屋。总想着有钱了把老房重新修一修，“为什么要修？”我忍不住问他“人总要叶落归根。”他说。清明回来扫墓，年底回来熏腊肉。他熟知每一户人家的命运：谁进城买房了，谁扎根广东了，谁在深圳失踪了，谁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他是陈家留在故土上，最后的一条根。
后院还有姓罗的父子，父母早早就去世了，儿子一直在城里当“棒棒”，帮人做体力，终身未娶，现在成了“五保户”，国家每个月都有低保发给他，也还算老有所养。生产队会计陈官地，挖自留地时把我亲自种到我家地头的桃树“刮”进了他家的地，我一直愤愤不平。我想找他理论，当我父母坚决不准。后来他的小女儿冬天烤火，篮子翻进火盆，脸上留下终身疤痕；他本人也在三十出头病故，留下孤儿寡母。
仍属陈氏家族的陈汝全，与我家字牌不一样。有一门种生姜的独特手艺。听大人说，他总偷偷地去卖给别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他就用姜换粮食。在历次运动中，他是最积极的。我们家没被他少整。他的老婆在一次早晨出工时“啊”的一声，倒地身亡。后来，听说他那顽劣的小儿子在广东工地打工时，从脚手架摔下来死了。从此以后，他被击倒了。他疯了。他念念有词“恶有恶报，恶有恶报”。看来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
故事太多，像田埂上的野草，拔不尽，也写不完。
这大院原是旧地主大宅，方正格局，有天井，有吊脚楼。柚、李、梨、橘、无花果、桃、杏树环绕，是各家各户孩子们天然的零食库。可那些饥饿的年月，我们竟不知道无花果可以吃，还以为有毒，大人们甚至把它们砍尽。小时候摘下青果，白色汁液粘手，洗不掉，只能用沙和泥搓洗掉。
我听大人们说吃不饱，身体就浮肿，需要吃糖才行，哪里有糖啊？那么多无花果却不知可以吃，而且含糖量非常高的，如果知道无花果可以吃的话，那是否就可以预防他们浮肿？说减轻他们的浮肿，菊儿的爸爸一身浮肿，脸肿得胖胖的，腿也肿了，整个脚都肿了，鞋都穿不了，他坐着他们家的屋子里，一点精神都没有。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浮肿？只听人们说缺糖缺营养。
没过多久，菊儿的小弟弟发烧了，一生通红，她妈妈抱着她坐着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些小孩就像看稀奇一样，只见菊儿的弟弟奄奄一息，好像当天晚上就死了。一般像死了这种小孩，我的父母都不会让我去看的。怕我看了做噩梦。
我们大院前坡上有一棵巨大的桂花树。后来，我走遍五大洲，再未见过那样大的桂花树。八月花开，香不是飘来的，是漫过来的，浸透山坡、茶汤、米粥，藏进孩子的衣袖与发梢。我妈妈总会叫我快来吃桂花稀饭咯，快来喝桂花茶哦。也很奇怪，今晚妈妈这样一说，那稀饭真的有桂花香，凉水也变成了桂花凉茶。
夏夜，家家把凉床搬到院中，点艾草，摇蒲扇。银河低垂，繁星可辨。孩子们在细语和扇风中睡去，那是如今再也回不去的宁静。爷爷讲故事，奶奶提醒：“祸从口出。”故事戛然而止，只剩鼾声。
几十年过去，再回骑龙穴，大院已面目全非。房屋倒塌，杂草丛生。一张破旧的饭桌仍立在二爹的屋中央，像在等主人回家。竹子占据了天井，风在空院里回响。以前七八十口人，如今只剩十余位老人。而年青人都住到镇上或县城里了。
山林更令人震撼。昔日小径、晒场、松林，已成密不透风的原始丛林。耕地荒芜，山更绿了，却绿得让人心酸。
人走了，路荒了，林子重新占据了生活。
我家的大门上，悬着一块匾额：“陈官煊旧居”。五叔打开锈锁，门在吱呀声中开启。厨房里，爷爷奶奶的照片仍在。奶奶的碗柜漆尽剥落。我忽然想起，她曾悄悄塞给我一个温热的咸菜饭团。后来走遍世界，再精致的寿司，也不及那一口。
我借着手机的微光，努力往黑黢黢的楼上照去，想看看小时候父亲堆在角落的旧书卷：《唐诗》 《宋词》《诗刊》 《人民文学》等。这个小阁楼，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常常借着瓦缝漏下的光，在旧书堆上翻看《大众电影》，读那些读不懂的诗文。
跪在祖坟前，膝盖陷入冰冷泥土。我没为爷爷奶奶还有二叔送终，却固执地相信：爷爷赶场去了，奶奶下地了，二叔到学校去了。他们会回来，像每一个黄昏。
如今的大院，安静得像将死的老人。老屋似乎也风雨飘摇。而我心中的老屋，却永远鲜活。
我常问自己：
是我抛弃了家乡吗？
后来我明白了——
真正抛弃家乡的，是那些不再为它流泪的人。
家乡荒了，记忆没有。
记忆比森林的根扎得更深。
只要我还记得，只要名字仍在文字里盛开——
它就仍然活着。
它必须活着。
因为那里，是我生命的源泉，也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
陈晓笛，四川达州人，现旅居美国洛杉矶。金融投资顾问，跨境电商创业家。系洛杉矶作协终身荣誉会员，南加州写作协会终身荣誉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华夏精品文学艺术协会会员。歌词《写给父母的一首歌》《龙子龙孙贺龙年》《我的家乡在四川》相继荣获"词曲中国年度大奖赛"金奖，2025第二届"鲁迅文学杯"金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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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陈继业、总编助理：刘虹
主编：韩菜菜、朱双碧
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