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像捧住了一团火。那台带着伸缩天线、蒙着黑皮的小机器，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又轻得像片能带我飞出去的羽毛。我把它放在家里最稳妥的地方，擦了又擦。

从此，我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它。那时，我就开始知道什么叫“高频词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清晨，随着《新闻和报纸摘要》醒来；中午，是字正腔圆的广播剧；晚上就泡在样板戏里。每一段唱、每一句念白，连锣鼓胡琴的过门，我都反反复复地听，直到它们烫进脑子里、刻在喉咙上。

一个月，三十天，那匣子里淌着一条声音的河。我伏在河边，如饥似渴。当伙伴们还用土话嬉闹时，我的耳朵已悄悄翻过了山梁。那些戏文，我在砍柴、放羊时，总忍不住对着山谷唱。山是我的听众，也一声声回响给我。

可时间跑得真快，要还了。我一遍遍擦拭它，把天线拉出来，又小心收回去，心里的不舍缠成了结。我知道，唐老师自己也有孩子，这连自家孩子都舍不得多给的宝贝，却借了我们整整一个月。这份情，比山还沉。我也记得父亲那沉默的注视——人活一世，穷不怕，怕的是丢了信用。

我捧着收音机，像捧着自己扑通扑通跳的心，一步一步地还了回去。唐老师接过，看了看，点点头说：“明年还借给你。”那一瞬，我忽然觉得，我还回去的，不只是一台机器。后来，我参了军，走出大山。在部队，因为能说一口清楚的普通话，听懂指令也快，得到了不少机会。之后，我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院，又攻读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扎进更深的书海。我见更大的世界，听过更热闹的声响，可无数个安静的夜里，总会想起1970年，想起深山那个空荡荡的家里，一束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电波，怎样照亮了一个少年懵懂的眼睛。那不只是一个月的戏和新闻，那是一扇被硬推开的窗，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听”见了山那头的世界——语言的模样，声音的节奏，还有人生，原来可以有别的活法。

那台借来的收音机，是我精神上的第一口粮，是摇摇晃晃学步时，最稳当的一根拐杖。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