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然不可逼视 高美已冠古今 —— 略论《好大王碑》的书法特色

林伟健

     《好大王碑》，全称《高句丽好大王碑》，又称《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碑》。《好大王碑》高6.39米，在一块天然的角砾凝灰岩石柱稍加装饰后刻成。刻碑石质地疏松，虽是方型却不甚规则，四面宽窄不等，碑文环柱四面刻成面幅宽自1.04米至1.85米不等，共计44行，每行41字，除去残缺不可辨认者，现存共计1775字。该碑于清光绪6年（公元1881）年在吉林省辑安县（今集安市）被书家发现并出土，碑文无年月。据考证为东晋义熙10年（公元414）年所刻，为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第十九代王谈德而建，碑文记述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和谈德东征西讨、开辟疆土的功绩。该碑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文字最多的高句丽考古史料，也是我国现存的最大书法碑刻之一。《好大王碑》气势恢弘，开阔端庄，雄厚大气，凛然不可逼视，“然其高美，已冠古今”（康有为语）。研究《好大王碑》的艺术特色，无论是对了解书法发展、字体演化、汉字进化，还是对书法的结体、用笔、章法、书体以及书法审美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极大的启示。

      《好大王碑》结体憨态自然，稚拙古朴，妙趣横生，耐人寻味。书法的结体，亦称“字法”、“结字”，是指汉字的间架结构，具体指每个字点划的安排与态势的布置。汉字尚形，书法更是以形经营位置，所以结体尤为重要。清冯班在其《纯吟书要》中云：“书法无他秘，只有用笔与结字耳。”可见，书法十分注重结体。《好大王碑》书写于东晋年间，长期未被世人所识，如明珠埋于泥沙之中，经历1500年后才重现于世人眼前。物换星移，岁月沧桑，整块碑石已显班驳陆离，碑石上有些字经风化而残蚀或损毁，但其神韵不减，仪态自具。《好大王碑》的结体有一种有趣的憨态，舒展自如，收敛随意，书写时那种用笔自然、挥洒奔放的意味跃然于字中。每一个字的结字立足平正，且疏简开张，行止有度，颇具童趣天真，稚拙之中又有一种厚重朴实的古味。细观碑文中，有些字看似经过特殊处理，对其结构或偏旁作出夸张、简省的用笔，更显出其特有的憨态、拙味，细品之后，饶有趣味。如“力”、“于”、“九”等字的笔划变化（见图1），“恩”、“息”、“男”等上下结构的字上松下紧（见图2），“龍”、“就”、“服”等左右结构的字左宽右窄（见图3）；又如凡呈方框“口”、“日”、“田”等在字中写得非常大，显得很突出（见图4）。这些特殊处理方式，与通常的结体习惯不同，更显出《好大王碑》独特的稚拙和率真粲然。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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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好大王碑》用笔简散单纯，圆浑雄厚，收放自如，意随笔行。中国书法是线条的艺术，掌握正确的笔法才能把方块字写出产生行云流水、枯藤老树般千姿百态引人入胜的美感。赵孟頫说过，“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兰亭十三跋》）。用笔是笔法的主要内容，书写中的起笔、运笔、收笔，对书写线条的质感起关键作用，行笔的迟速、提顿，书写中圆笔方笔的运用，都十分讲究技巧。《好大王碑》用笔比较单纯，方圆相间，以圆笔为主，方笔较少，笔划基本上是圆起圆收，笔势无隶书典型的 “蚕头雁尾”和“波磔”，也无楷书明显的提顿，笔划基本上呈直线状，只是撇和捺略有弯曲而已，但从其笔划的质感、形态看，又常流露出篆书的意趣。运笔时，多是中锋用笔，基本上没有偏侧锋，笔划较近小篆。其起笔、收笔，也有逆锋、回锋，但更多的是起笔自如，收笔随意，笔划之间笔锋的转换顺乎笔毫的自然状态，呈现多变、自然、飘逸、随意之美。看似随意之处，却又柔中见刚，圆浑之中更显厚重和富于力度。观其用笔，貌似简单，实则极具高度的质感和笔意，拙中见雅，丑中见美，憨厚之中见老成，随意之处有真功（见图5）。正因如此，今人临写《好大王碑》，如不知其要领，写出来的字就如印刷体中的黑体字，其笔划也如用排笔画出，俗气满纸，韵味全无。有时甚至为了追求颤笔的效果，但不得要领却成了枯木墨猪，俗不可耐。可见，书法用笔，既要讲技巧用心苦练，更要做到笔法自然，意随笔行，而不要刻意造作，盲目追求完美。这正是细读《好大王碑》的有益启示。

图5：

       《好大王碑》章法浑朴严整，安排巧妙，雍容大度，气势逼人。书法的章法，也即书写时谋篇布局之法，又称“布局”、“分行布白”，是处理字的内部点划结构和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关系的总称。书法的章法是构成书法艺术整体结构美的重要因素，章法合理与否，关系到书法的整体效果；分行布白恰如其分、书写的字里行间上下左右互相照应，方能使书法作品达到和谐统一的整体之美。章法布置看似简单，实为不易，书写者必须根据书写的内容、字数多少和书写空间的大小，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幅式、行距、疏密、留白以及题款的关系，作出合理的安排。《好大王碑》整个碑体矗立在一块巨石上，碑石质地粗砺，碑面不平，近两千字的碑文四面环刻，每字大小一般为14厘米见方。在如此高大且不甚方正规则的巨石上刻写如此之多的硕大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冲击力，更加上其恰到好处的布局，把整块巨方石的四面做了合理安排，充分利用，这就更不容易。碑的四面均凿有天地格，然后再施竖栏，碑文镌刻在竖栏内，字字独立，有行有列，字距略大于行距。碑文排列有序，自然流畅，不拘泥于格式，字距与行距的比例，既有一定的要求，又不像一般的小篆和汉隶一样明显和严格的整齐划一。字与字相比较，并非全部大小一致，也不像楷书一样架块分明、应规入矩，而是根据笔划多少，有时还根据所处位置，灵活处理。这种谋篇布局之法，体现书写者和刻碑者的大胆、随性、不拘一格的风格。总体上浑然一体、严谨整齐，在具体安排上又是合理利用、尽情发挥，充分显现出雍容大度、天真烂漫，这正是《好大王碑》在章法上的独到之处。

       《好大王碑》书体自如独特，笔势似篆，隶体楷味，个性彰显。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一共出现了篆、隶、楷、草、行几种字体。字体的发展丰富，促使书写者在这些字体的基础上，产生风格各异的书体。书法的形体结构千变万化，流派错综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古往今来书法家都是在篆、隶、楷、草、行这些字体中各显神通，力求在书体上有所建树。在书法发展史上，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和标志。此前的大篆小篆是古体字，隶楷草行是今体字，隶书的出现，变篆书的圆整均齐为自然放纵，笔法由内敛迟缓变为舒展活泼，改行笔的拘谨为自如。《好大王碑》成碑于东晋晚期，此时隶书在中原大地上已出现200年之久并已成熟，同时章草、楷书和今草也已开始风行。《好大王碑》所处的高句丽王朝地处东北边陲，其文化发展与中原大地相比显得滞后，因而在书法字体出现由隶向楷、行转化时，仍然保留以篆书为笔法、以隶书为主体的字体进行书写，但其时中原大地的书风也逐渐对边陲地区产生影响，以致边陲地区的书法感受“时髦”之风，探索、追求“新体”。本人认为，《好大王碑》就是在这样的“转型期”中产生的，篆、隶、楷的字体共同融合，形成《好大王碑》独特的书体。观其字，笔势篆意明显，颇有金石味，字体似篆似楷。总的来说，《好大王碑》是以篆为用，以隶为体，字中又明显透出由隶向楷过度的“楷变”趋向。鉴于此，本人认为，《好大王碑》从字体归属来说，应属于隶书，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隶书，更不是楷书，是以隶书为体的独特的书体，可称为“好大王隶书”。正因如此，才使《好大王碑》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体现出其特有的魅力。

本文原载《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作者林伟健，教授，诗人，哲学和国学研究学者，广东省老子文化学会会长，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林伟健临习古碑贴，研习书法颇有心得，书法作品多次参展，以“好大王隶书”书写的作品憨态古朴、别具一格；被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评为国艺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