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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东文学“安家”的人
——王俊康和他的三个梦想
文/池朝兴
2026年2月28日

引子:一个在ICU抢救过七天七夜的人
2019年8月,广州。一场关于《肝胆两昆仑》的推介研讨会上,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站在台上,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他的声音洪亮,肢体语言丰富,讲到动情处,眼中闪着光。
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位刚刚从ICU病房出来不久的病人。七天七夜的抢救,三次大手术,心脏搭桥外加五个支架——死神曾经与他擦肩而过,却没能把他带走。
他叫王俊康,这一年七十五岁。
会后,诗人池朝兴送给他一本诗集《金色的阳光》,献给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王俊康郑重地接过书,与他合影。那一刻,池朝兴想起三年前第一次拜访王俊康的情景——两个半小时的香茗,伴着朗朗的笑声,听这位老作家讲做人的执着、做事的认真。
“我七十多岁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王俊康说,“我已经很有紧迫感了。”
这种紧迫感,贯穿了他的一生。

第一章 文德路的破院子
1981年,王俊康调入广东省作家协会。
那年他三十七岁,从少年宫教师到《少年文艺报》副主编,人生翻开新的一页。然而,当他第一次走进位于文德路的省作协大院时,心里咯噔一下——这就是广东省作家协会?
院子里,右边一座两层小楼,底层是过道,二楼一个办公室;左边一座三层小楼,楼下是会议室兼财务室,二楼三楼挤着几个办公室。整个作协,寒酸得像一个街道工厂。
“这是我们省作协的办公大楼吗?”他问自己。
没有人能回答。作协就这样,几十年了。
此后的日子里,王俊康看着作家们挤在破旧的办公室里,看着外地的同行来访时眼中掩饰不住的惊讶,心里总不是滋味。一个省的文学事业要发展,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怎么行?
他把这个想法说给老作家程贤章听。程贤章是资深记者,人脉广,见识多。他听了直摆手:“小王,你疯了?盖大楼?你去找谁?根本没办法!”
王俊康没再说什么,但这事在心里扎了根。

第二章 传达室里的市长
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行之后,“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的春风从珠江三角洲吹遍南粤大地。
王俊康当时已是省作协人事处处长,还兼任广州市东山区人大代表。恰巧,作协对门有个“烂尾工程”——南方图书公司征了地,却盖不起来,拆迁户不能按时回迁,天天投诉。作为人大代表,王俊康没少为这事奔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命运把一个人推到他面前。
那天,王俊康在作协传达室拿报纸,背对着门。听见有人进来,用“不咸不淡”的普通话对门卫老头说:“我要找陈国凯!”
门卫老头眼皮都不抬:“你是谁?”
“我是黎子流。”
老头不知道黎子流是谁——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广州市市长,普通市民还不熟悉。老头没好气地说:“走走走!陈主席不在!”
实际上,陈国凯常驻深圳创作,确实很少回作协。但那天凑巧,他回来了,王俊康知道。
老头把黎子流轰走了。黎子流转过身,往文德路小学方向走去。
王俊康脑子里电光石火一闪,三步并作两步追出去,一把拽住黎子流:“您是黎市长吗?来来来!值班室不知道,陈主席刚回来,我带您上去!”
黎子流很高兴。王俊康带着他往回走,心里打着小算盘。他故意带着黎子流在作协里里外外转了一圈——那破破烂烂的院子,那逼仄的办公室。黎子流皱着眉头:“你们就在这里办公?”
王俊康趁机说:“是啊,您别看这座楼有十几层,我们只有几层办公,其他都是宿舍。市长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黎子流沉吟:“这样啊……”
上楼见到陈国凯,王俊康赶紧给他递眼色。陈国凯心领神会,向黎子流诉起苦来。
黎子流说:“现在地很难征。不过我上任第一天,办公桌上就堆了一大摞投诉,都是对面‘南图’的拆迁户。那块地闲置着,我们也头疼。”
原来,广州市正在盖穗园小区,近十座大楼快完工了,却没钱收尾。市里打算卖掉一块地皮,用收益给所有大楼收尾。
王俊康和陈国凯异口同声:“这块地,我们要了!”
在场的还有蔡运桂、欧阳翎、廖红球几位作协领导。大家一拍即合。
就这样,没有红头文件,没有上级拨款,甚至没有人授意——广东省作协硬是自己“抢”来了一块地。
后来的事,一波三折。立项、申请、筹款、建设……每一步都艰难。但十几年后,当天河区龙口西路550—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拔地而起,当中国作协的领导们参观后说“我们跑遍全国,你们这个最棒”时,王俊康站在大楼前,想起了文德路那个破旧的院子。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鼓起我们的勇气,谁敢这么干?”他说,“如果什么都等国家给,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第三章 一个处长和一个职称
1990年代,王俊康在人事处处长任上,分管职称评定。
当时有个红头文件:只有省一级驻会专业作家才能评职称。全省几千名会员作家,统统没资格。
王俊康心里犯嘀咕:中央说要解放文学创作生产力,几千个作家连个职称都评不上,怎么解放生产力?
他在党组会上提出来。党组书记蔡运桂说:“老王,你说得对,可那是全国统一规定。”
“我们争取争取?”王俊康说。
他拉着省作协职改办的人,直奔省人事厅,找到厅长谭璋球。蔡运桂也亲自出马。
谭璋球听了他们的陈述,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但中央文件是这么定的,我们没法突破。”
王俊康不死心:“能不能变通一下?”
“怎么变通?”
“省一级的,不一定非得是省作协。广州市作协、深圳市作协——他们是副省级,副省也是省啊。”
谭璋球笑了:“哎呀小王,给你想到这个办法了,副省也是省。”
王俊康趁热打铁打了个比方:“妈妈是妈,姨妈也是妈,姑妈也是妈,都是同一个辈分。”
谭璋球点点头:“你回去打个报告来。”
王俊康回来连夜起草报告,要求给广州、深圳两市作协评职称的资格。人事厅研究后同意了,但要求先搞试点。
王俊康带着朱惠群直奔深圳。不巧赶上深圳作协开代表大会,他们俩混进去,吃住都没着落,像流浪儿一样。但他们硬是把这个试点做成了。
这还不够。王俊康又提出:能不能再放开一点?小平同志说胆子再大一点,我们是为了解放文学生产力,让所有作家都有资格评职称,不好吗?
经过几年努力,这个目标也实现了。全省几千名会员作家,终于可以评职称了。
消息传开,作家们欢呼雀跃。那几年,广东的文学创作明显掀起一个新高潮。

第四章 一个差点被撤销的单位
新世纪之初,改革开放进入体制改革的深水区。
王俊康在省委开会,总有领导给他“吹风”:省作协可能要撤销独立建制,并到省文联去,成为一个下属部门。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消息传回作协,炸了锅。
按说上级决策,下级应该坚决执行。但王俊康和党组一班人反复研究,越想越不对劲:文联下面十几个协会,合并后领导班子哪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文学上?再说中国作协一直是独立建制,没有并入中国文联,地方作协何必急着撤?
更要紧的是,广东文学艺术中心刚启用没几个月,作协刚有了像样的“家”,就要拱手交出去?作家们感情上接受不了。
王俊康和人事处副主任朱惠群开始跑省委,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反映意见,情真意切,反复陈词。
2001年12月,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俊康和省作协党组书记蔡运桂、副书记廖红球,在人民大会堂听完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热血沸腾。他们抓住机会,约见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
那天的见面会很成功。翟泰丰认真听取了来自基层的声音,回去后向广东省委做了反映。
最终,广东省作家协会保留了独立建制,至今二十多年。
“事实证明,保留独立建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更能充分发挥文学事业的积极性。”王俊康说。

第五章 给孩子们讲改革开放
1990年代后期,王俊康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
那时候,写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很多,但全是面向成人的——长篇大论,理论深奥,数据一堆。孩子们看不懂,也不感兴趣。
王俊康当时是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他想:改革开放是千年伟业,不是搞十年二十年就完了,以后要靠孩子们接班。为什么不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
他到学校去讲课,试着给孩子们讲改革开放的故事,孩子们懵懵懂懂,反响平平。问题出在哪?他琢磨:那些高大上的报告文学,孩子们怎么理解?
于是,他找到广州市教育局,提出一个想法:组织教师队伍里的文学爱好者,专门为孩子们写改革开放的故事。
教育局的处长很支持:“对!我们一起写!”
王俊康着手组织了一支队伍——韩可与、龙锡汉、梁志鹏、陈二先、卢务全、陈显平、何木声、黄定光……都是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和教师。
他自己带头采访写作。深圳先科集团,是邓小平南行时去过的地方,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王俊康跑去采访,回来写出《宝匣子的神话》,讲先科创造的中国神话故事。

他还写了《三星创造了奇迹》《故事总是有趣的》《荔枝梦》《小矮人变小巨人的故事》……一篇篇充满童趣的报告文学,让孩子们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面貌、新气象。
两本《广东改革开放故事》出版了。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森林题写书名,省教育厅厅长许任之、老作家岑桑写序。教育厅调研后发现:“孩子们真的很喜欢!”
这件事甚至传到了北京。团中央拿到这套书后,发了红头文件到全国团省委,要求每个省搞一册《中国改革开放故事》,还把王俊康写的文章复印了,作为样板。
“别看不起小儿科。”王俊康说,“要让改革开放的种子,埋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

第六章 两次与死神擦肩
2014年,王俊康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他一枚有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纪念章。
这是对他一生的肯定。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这背后是怎样的付出。
2003年,“非典”肆虐。谈“非”色变之时,王俊康主动请缨,跑到“非典”病人最多、最严重的呼研所,采访钟南山和他的团队。十多天时间,他泡在医院里,连续采访几十人,甚至近距离观察“非典”病人。白天采访,晚上含着眼泪写稿。长篇报告文学《涌动的生命激情》快完成时,他突然发起高烧。
疑似感染。
他写下遗嘱。
后来烧退了,是虚惊一场。但那段时间,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2019年之前,他已经经历过几次大手术。心脏搭桥,五个支架,ICU里七天七夜。医生警告他:“如果你还不注意休息,血管还会再堵。再堵了,我也没办法了。”
夫人侯冀平最清楚他的身体。从1979年说起,那时候大儿子刚上小学,小儿子刚出生,王俊康却忙得脚不沾地——周一到周六在作协搞《少年文艺报》,星期天回少年宫搞文学讲习所。教育局的领导星期天来少年宫检查,看见他在给学生上课,没话说。一过星期天,他又回作协。
《少年文艺报》刚创办,人手少,他最能跑。一天之内,跑三座中等城市,开三个会,解决五个实际问题。背着大包小包,像农民工一样,站火车,补票,一下车直奔会场。衡阳、株洲、长沙,晚上还在开第三个会。
“腰不就是这么坏的吗?”侯冀平说。
那些年,侯冀平一个人扛着家。大儿子刚上小学,要进行口算训练,三大张纸,家长要看着时间、签字;小儿子刚出生,她挺着大肚子还要辅导功课。产前焦虑症,差点精神崩溃。
“我人生中最压抑最艰难的两年,他完全帮不上我。”侯冀平说,“可我能说什么呢?他在前面冲锋陷阵,我在后面照顾家庭。其实男人和女人没多大区别,区别就是女人肯退一步。我要搞事业,也不见得差过他。”
王俊康心里有愧。那时候,母亲很寂寞,想让他每天陪说十分钟话,他都做不到。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我不能原谅自己。”他说。
但夫人理解他。退休后,他做了几次大手术,一出院就忘了自己是个病人,该干吗干吗。医生警告,她只能叹气。
“一个在前方冲锋陷阵,一个在后方照顾家庭。”高小莉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后方的付出和牺牲默默无闻,更需要坚韧和无私。”

第七章 一团炽烈的火
2020年7月2日,新冠肺炎疫情稍缓,广东省作协“著名作家影像拍摄”工作重启。第一个接受访谈的,是王俊康。
这一年他七十六岁。访谈中,他讲述了亲历的三件大事——争取建楼、争取职称、争取保留建制。这些事,他平时从不张扬,也从没见诸文字。
高小莉听了,印象深刻。她在作协工作多年,这些事竟是第一次听说。
王俊康就是这样的人。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蒋述卓说:“与俊康兄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开朗爽快豪气,站在他身边就能感觉到他像一团炽烈的火焰。他无私地帮助基层作家,为他们看作品、提意见、写序跋。为了一个小作者的书,他可以写万余字的评论。”
省作协原党组书记蔡运桂记得一件事:20世纪末,他带团访问澳门,突然肋骨剧痛,必须马上回广州。王俊康一定要陪他回去,担心他夫人体力不支。过关时,王俊康背着他下车,过安检大楼,再背他上广州派来的车。凌晨两点到省人民医院,又是王俊康背他上担架床,一直等医生诊断完才回家。
“此情堪追忆,真是难忘呀!”蔡运桂说。
朱惠群也记得一件事:1990年代初,作家沈仁康去开平挂职市委常委。王俊康代表组织去看望,那天大暑天气,热得能把人烤焦,偏偏单位只剩一辆没空调的“老爷车”。行政科长惴惴不安地问:“就这个破车,还去吗?”“去,车能开动就去。”王俊康毫不犹豫。几百公里跑下来,车身发烫,几个人像中暑一样。开平市委副书记在门口等着,看见他们下车的样子,惊呆了:“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这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第八章 两个翅膀的鸟
王俊康的创作生涯,始于1963年。
那一年他十八九岁,手抄了一本诗集,取名《党和祖国万岁》。半个多世纪后,这本诗集一碰就要变成碎片。2018年国庆节清晨,他在上面写道:“这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如今看来,诗句还显得比较稚嫩,但是充满真情、激情。我骄傲57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在为人民、为党、为祖国热情地放歌。”
此后几十年,他著作丰厚,屡获大奖。报告文学《涌动的生命激情》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特别奖;童谣《小酒窝》《天下孩子共一家》分获全国童谣征集一等奖、二等奖;他的校园朗诵诗风行南粤中小学校园,成为广东儿童文学的一个品牌。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束沛德说:“以校园儿童诗驰名南方文坛的王俊康,是广东儿童文学界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主任特·赛音巴雅尔认为:“王俊康以其独特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视角,赋予了儿童文学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新的内涵,为新时期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甚至是为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说:“他以其澎湃的激情、诚挚的真情和烂漫的童心,赢得了广大小读者的青睐。”
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蒋风教授说:“他的诗句像智慧的清泉,滋润着每个孩子的心灵;他的诗句像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每个孩子的前程;他的诗句像激昂的号角,激励着每个孩子永远奋进。”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锦贻说:“俊康就像一只会唱歌的鸟儿,张开创作、评论两只翅膀,从广东飞向全国。”
2020年11月29日,《印象王俊康》新书发布。三十多位作家笔下的王俊康,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形象。省作协党组书记张培忠用八个字评价他:“根深而枝叶茂,行久而名誉远。”

尾声:生命的歌唱
2022年3月,高小莉写下访谈手记的最后一段。她想起自己写过的一首小诗《生命的歌唱》,收录在《印象王俊康》里。她摘录其中两小段,作为文章的结尾:
你是一个执着的革命者,
一辈子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
哪怕是雪压枝头,
哪怕是雨冷风狂,
你初心不改,
理想和信念坚定如钢。
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跚,
你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
你深沉的爱恋毕生的追求,
在时代的壮丽交响中,
誓言铿锵回响!
你是一个勇敢的斗士,
与命运进行不屈的对抗。
当疾病的折磨一次比一次凶猛,
当死神的狞笑一声比一声疯狂,
你无所畏惧,
站稳了身躯把头颅高扬。
既然这是一场战斗,
来吧!摧残了我的肉体
我的一把硬骨头,
依然当当作响!
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高小莉想起王俊康说过的一句话:“应该感恩改革开放。”
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说争取建楼的时候,说争取职称的时候,说争取保留建制的时候,说给孩子们写改革开放故事的时候。在他的叙述里,个人的奋斗永远与时代的浪潮交织在一起。
他是一个把心系在广东创作事业上的人。七十多岁还奔走在各种研讨会之间,刚刚出院就站在讲台上慷慨陈词。他的身体被疾病一次次摧残,他的精神却一次次站立起来。
王俊康家中,挂着一幅字:“为党的文学事业,一片忠诚可鉴。”
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2020年那次访谈的最后,高小莉问他对年轻作家有什么期望。他说:“我希望他们能记住,文学不是个人的事,文学是时代的事。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好时代。年轻一代也要把自己的命运和时代连在一起,为这个时代写作,为这个时代歌唱。”
2026年2月25日,池朝兴在《追随蜜蜂,终遇花朵:读王俊康先生自序有感》写道:掩卷沉思,王俊康先生的文学人生给予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文学本身。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个人如何保持内心的纯粹?在功利至上的社会,一个人如何坚守最初的梦想?在生命的暮年,一个人如何依然“挽着青年的臂膀,穿行在文学艺术的殿堂”?先生的答案就藏在他的生命轨迹里——追随那些如蜜蜂般辛勤的前行者,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朵花;而当自己成为蜜蜂时,又引领后来者继续这场永无止境的追寻。
窗外,广州的天空湛蓝。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很少有人知道,在龙口西路那栋文学艺术中心大楼里,曾经有一个人,为了给广东文学“安家”,跑烂了多少双鞋,说了多少句话,熬了多少个夜。
也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在校园里朗诵着诗歌的孩子们,那些拿到职称证书的作家们,那些在这栋大楼里进进出出的文学爱好者们——他们的今天,都与一个叫王俊康的人有关。
他的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文学史的主章节。但他做的事,已经写进了广东文学发展的每一个脚印里。
他像一团炽烈的火,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他像一只会唱歌的鸟儿,张开两只翅膀,从广东飞向全国。
他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在岭南这片热土上,默默生长了八十多年。
如今,他依然站在那里。用他的话说:“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就是王俊康——一个把心系在广东创作事业上的人。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池朝兴:《王俊康,把心系在广东创作事业上》(2019年8月18日)
2. 2026年电子版《王俊康文集(三)》、《王俊康文集(四)》、《王俊康研究专集(续集)》
3. 高小莉:《王俊康:南粤儿童文学领军人》(2020年7月2日访谈,2022年3月23日整理)
4. 《印象王俊康》(2020年11月出版)
5. 王俊康:《百年华诞思绪涌》(广东作家网,2021年)

【作者简介】

池朝兴,作家诗人。多篇作品发表及获奖于国内外书报刊杂志或网络。出版诗集《金色的希望》《金色的阳光》《金色的大地》等。广州市城管执法局退休干部(正局)、关工委副主任,广东五星志愿者,人大代表民情联络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作家平台主编,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诗歌网、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老干部书画诗词摄影家协会、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广州市海珠区作协、荔湾区作协会员,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签约作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