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山的血，与我的寒颤

张兴源

   刚转过河南和山西，又带着家人走了一趟重庆。

      这趟陪家人出游，于我而言，尽的是为父为夫的责任。洪崖洞的灯火、长江索道的人流、瓷器口的喧嚷、解放碑的繁华、两江游艇的夜风、李子坝轻轨穿楼的惊异，以及那“西部之巅”七十三楼俯瞰全城的拍照打卡，全都走马观花地过了一遍。家人看得欢喜，我便也欢喜。但说句心里话，于我本人，重点不在这里。我的目的地，在城西十一公里外的沙坪坝歌乐山上。

        那里，有重庆当地人说的“两口活棺材”——白公馆和渣滓洞。

        甫一踏上歌乐山的山腰，周遭的葱茏绿意便像是褪了色，空气也似乎凝重起来。我这一代人，心里头都有一部《红岩》。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捧读过罗广斌、杨益言先生那部长篇小说。后来从事写作，又从当代文学史上了解到，《红岩》是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小说里发行量最大、借阅率最高、折旧率和报废率也最大的作品——后两项是我自己当过多年的编辑记者，从职业角度想当然加上去的，却也绝非妄断。我还记得王蒙先生写于六十年代的那篇短篇小说《眼睛》，里头那个山村小学的女教师，去县城图书馆借《红岩》而不得，那双眼睛里闪过的失望与沮丧，以及图书馆管理员答应她一有书归还就立刻寄过去时，她眼中陡然闪现的那束光芒……这细节，几十年来一直印在我脑子里。那是一个时代的阅读饥渴，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渴盼。

        渣滓洞、白公馆，还有那“中美合作所”，正是这样一个个闻名于世的人间炼狱。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扬、齐晓轩，还有那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便是从这炼狱的淬火中，走出来的共产主义斗士，是值得当代中国人永久怀念的楷模。

        然而，让我这个外地人每每思之都不禁扼腕的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然成立的1949年11月27日，当国民党匪徒眼见得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进大西南，重庆解放在即之时，他们竟然对关押在渣滓洞里的二百多名革命者，举起了罪恶的机枪，点燃了焚烧牢房的烈火！

        1949年11月30日，当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冲上山来，他们看到的，是一具具被烧焦、被肢解的遗体。许多战士当场痛哭失声：“再有三天！三天！重庆就解放了啊！”而那些与他们一样年轻、一样有着明亮眼睛的革命者，却在曙光即将照亮山城的七十二小时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走在今天的渣滓洞院子里，脚下是当年烈士们走过的泥土，耳边是导游低沉而含情的讲解。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假如让江姐，让许云峰，让成岗，让小萝卜头，能够活到今天，活到我们这个时代，当他们看到他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艰难奋斗而最终建成的这个国家，如今却是这般景象——贪腐之风虽经重拳整治仍如野草般顽固，道德人心的堤坝在金钱的冲刷下一处处坍塌，社会的冷漠在某些角落里硬得像冬天的铁，而那些本该是人民公仆的人，有些却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他们，该作何感想呢？

        这念头只是在脑子里这么一转，我竟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那寒颤，从脊梁骨的深处窜起，迅速蔓延到全身。时值夏日，山城重庆正是闷热的季节，我的后背，却沁出了一层冷汗。

        这一个寒颤里，有我对先烈的愧怍，也有我对这个时代的忧思。

        由《红岩》出版后的六十多年持续畅销，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红岩魂”展览火爆京城、轰动全国，再到二十一世纪“红岩魂英雄形象报告展演”一票难求、连演九百多场的盛况，我忽然又联想到莫言那个著名的文学观点。他曾说，只有揭露阴暗面的东西才能叫文学，一切歌颂的东西，都跟文学毫不沾边儿。老实说，这样的观点，我是在莫言这里才第一次领教。较之于古今中外那么多文学大师关于文学的种种定义，这可真让我大大地开了眼了。

        我就想不通了。纵览古今，横观中外，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作品，除了莫言这番惊人之论外，可有任何一位作家、任何一位理论家，下过如此绝对的断语？荷马的史诗，是在歌颂英雄还是揭露部落战争的残酷？但丁的《神曲》，是在歌颂天堂的圣洁还是揭露地狱的黑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在歌颂俄罗斯民族的韧性还是揭露宫廷的虚伪？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在歌颂青春的纯美还是揭露家族的腐朽？

        好的文学，从来都是歌颂与揭露并存，赞美与批判同在。它歌颂太阳，也揭露阴影；它赞美花朵，也批判摧折花朵的手。哪有只许揭露、不许歌颂的道理？如果按照莫言的标准，《红岩》算不算文学？它当然是文学，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它揭露了渣滓洞、白公馆的黑暗与残暴，但它更歌颂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与坚贞。没有那黑暗的衬托，光明的力量便无从彰显；没有那歌颂的内核，揭露便失去了意义，沦为单纯的展览丑恶。

        莫言的作品，我不是没有读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爆炸》……其前期作品写得确实好，那股子生命力的张扬，那种感觉的爆炸，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但他在诺奖致辞中讲的那些故事，那些关于母亲、关于饥饿、关于苦难的故事，我总觉着哪里不对劲。不是说不能写苦难，陕北是我的故乡，我的父辈祖辈经历的苦难还少么？我写的长诗《我是农民的儿子》，里头也写农民的苦，写他们交粮后得到的是一张近乎无用的白条，写他们头上的摊派多如牛毛。但我的苦，是带着爱的苦，是儿子对母亲的苦的心疼，是盼着这苦能早日结束的焦灼。而莫言先生的苦，有时候读来，却像是一个旁观者在展览伤疤，甚至是在那伤疤上撒盐，再告诉你：看，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为之。但我知道，一个作家，如果心中没有爱，只有恨；如果眼中只有黑暗，没有光明；如果笔下只有揭露，没有歌颂，那他的灵魂，迟早会变得和那些他揭露的阴暗面一样阴暗。

        从歌乐山上下来，回望那一片苍翠，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两口“活棺材”，当年关住了革命者的身体，却关不住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早已化作了《红岩》这部教科书，化作了江姐手中的那面红旗，化作了小萝卜头在狱中偷偷学会的那个“人”字。

        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这些享受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阳光的人，我们该怎样对待这部用生命写成的教科书？我们该怎样续写这本书的新篇章？

        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归途的车上，家人累得睡着了。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楼房与街道，看着这繁华的人间烟火，心里默默地对那些长眠于歌乐山的英魂说：放心吧，只要还有人在读《红岩》，只要还有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会打寒颤，会愧怍，会忧思，你们的精神，就没有死。红岩魂，不会死。

                                                  2024年夏夜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