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沱江夜泊:一位陕西作家的湘西手札
张兴源
从延安的塬峁走下,越过八百里秦川,列车南行。窗外,苍黄的土原渐次隐退,代之以柔润的绿意,山形也从北地的斩截刚硬,转为南方的绵延含浑。当我在2022年7月溽暑的午后,踏足湘西凤凰古城的青石板时,脚下传来的,是一种与陕北高原截然不同的凉润与沉实。这凉意,仿佛源自历史的深井,顺着石板的纹理,漫漶至我的四肢百骸。我此来,非为猎奇,亦非单纯的游目骋怀。一个生长于杏子河之滨、惯听信天游粗犷腔调的人,迢迢千里来拜谒这座沱江边的小城,心底揣着的,是一份近乎朝圣的寂静,欲在这片曾被沈从文先生称为“古怪地方”的山水间,寻索那支撑起一个民族精神另一极的、幽微而坚韧的文化根系。
一、 缘起:青石板与黄土地的对话
引我前来的,最初是一句话,一句沈从文先生写于《边城》开头,朴素如白描,却又魔力无穷的话:“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 当年,我陕北家中的藏窑里,那摞无人认领的旧书中,正好有一本纸张泛黄的《边城》。少年时在放羊的山峁上,对着苍茫的天地胡思乱想,脑海中便时常勾勒那“小溪”的模样。它不同于我熟悉的、旱季时常接近断流的杏子河,它应当是终日丰沛的,清可见底的,养着一城灵秀人物的。这种想象,在我的心上种下了一颗向往的种子。
报团的导游是位本地女子,嗓音清亮,指着一江碧水道:“看,这就是沱江。我们凤凰,镇筸城是古名,建于明朝嘉靖三十五年,算来快五百年了。都说‘北平遥,南凤凰’,可我们凤凰的根,还得往更古处寻。” 她话里的从容与自豪,让我想起陕北的乡亲们谈起宝塔山、谈起老祖宗留下的大夏国遗迹时,那如出一辙的神情。
土地与历史赋予人的底气,原是相通的。
我的脚步有些迟缓。并非疲惫,而是这景象与我半生所居的北地,构成了太过鲜明的映照。在延安,视野是开阔的,天似穹庐,笼罩四野,人的心性也仿佛被那广漠天地撑得疏朗豪迈。而此地,山是逼仄着围拢来的,温柔,却不容分说;水是曲曲折折、依依恋恋的,将一座城缠绕得如一个精致的梦。临河而筑的吊脚楼,一排排凌空于碧波之上,以纤细的木柱支撑着生活的重量,那姿态既有与自然抗争的伶仃,又有与之相依的缠绵。这与我故乡那依山掏挖、厚重沉稳的窑洞,恰成两极。窑洞是向山腹深处寻求庇护,是内敛的、收束的;吊脚楼则是向水面舒展生命,是外放的、吐纳的。一种文化性格的差异,在最初的视觉撞击中,便已显露无遗。
行至东门“升恒门”下,手抚那红砂条石砌就的城墙,冰凉粗粝的质感,瞬间将我从水的柔梦中唤醒。这城墙,这城门,分明是硬朗的、武备的痕迹。导游说,这里曾是“辰沅永靖兵备道”的驻地,统辖大湘西二十余州县厅,为全国八大道之一。我恍然。原来这满城的氤氲水汽与诗意朦胧之下,骨子里曾是一副铮铮的铠甲。这倒与我的延安,有了精神上的暗合——宝塔山下,亦是金戈铁马之地,只是我们的铠甲化作了黄土层,他们的铠甲,化作了这红砂石与一江逝水。历史的风云,原来在南北不同的地理容器中,酿出了味道迥异却烈度相当的酒。
二、 文脉:从熊宅到沈寓的静默聆听
沿着湿漉漉的小巷,我首先寻到了北文星街的熊希龄故居。宅院是低矮精致的四合院式,与北方四合院的轩敞规整相比,更显紧凑幽谧。天井狭窄,光线幽微,仿佛将外界的纷扰都滤去了,只留下一个供人内省沉思的时空。这位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生涯,正如这宅院的结构,于精微处见格局。展厅内,一副对联印入眼帘:“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兴,半世慈善办学为民族育才”。这文字朴直无华,却重若千钧。他由科举入仕,而参与维新,而兴办实业,而投身慈善,一生轨迹,恰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于庙堂与江湖间挣扎求索、试图挽澜的缩影。他晚年倾尽家资办香山慈幼院,那份“裸捐”的决绝,并非书斋里的悲悯,而是将自身血肉化作渡人舟楫的实践。立于这安静的小院,我想起黄土高原上那些毁家纾难的先辈,精神的气韵,再次穿越地理的阻隔,遥遥共鸣。熊希龄是凤凰给予近代中国的一份沉实答卷,答卷的核心,是“经世”。
与熊宅的沉静格局不同,中营街的沈从文故居,则更贴近一种日常的、灵动的生趣。同样是小巧的院落,木格子窗,青瓦覆顶,陈设简朴。站在这孕育了《边城》、《长河》的初始空间,我试图呼吸那已飘散近一个世纪的空气。沈先生从这里出发,沿着沱江,走出湘西,走向北平,最终用他那支“会唱歌的笔”,将这片土地的血肉与魂魄,雕刻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他写的不止是风景,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故居中有他的一句话,深深攫住了我:“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此言于我,如闻金石。我半生笔墨,所孜孜追寻的,不也是于陕北的“沙基”与“黄土水面”上,构筑那供奉着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的“小庙”么? 只是我的石头,是信天游的悲怆,是安塞腰鼓的狂暴,是革命圣地的历史回响;而他的石头,是沅水上的橹歌,是吊脚楼里的灯火,是翠翠眼眸里那“清明如水晶”的等待。我们用的方言不同,构筑的,却是同一座关乎“人”的殿堂。熊希龄以事功济世,沈从文以文学养心,一文一武,一显一隐,共同撑起了凤凰文化人格的穹顶。
三、 史鉴:在博物馆的幽光里溯流
若要触摸这座城的骨骼与年轮,便须走入它的博物馆。凤凰的博物馆,并非都市中那种宏大叙事的殿宇,它们散落在古街深巷,像是历史自己开设的一间间私人书房,等着有缘人来叩访。
在筸军博物馆,我目睹了“筸军”的赫赫威名如何从明清的烽烟中锻造而出。那些锈迹斑斑的刀剑、号令森严的文书,乃至一幅幅描绘“改土归流”与苗疆防戍的地图,冰冷地陈述着一个事实:凤凰的雅致与浪漫,是从严酷的军事堡垒中开出的花。它曾是帝国血管末梢一处强劲的搏动点,镇守着西南边陲的安宁。这让我联想到延安,那片土地何尝不是历史的烽火台?只是中原王朝在此防御与对抗的,是来自北方草原的凛冽朔风。南北两座“边城”,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那漫长而曲折的锻铸过程。史载,此地“苗、楚、濮、蜀、秦等文化碰撞杂糅”,正是这种碰撞,赋予了它坚韧而复合的质地。
更深的震撼,来自对这片土地生命源起的追索。资料显示,沱江畔的木江坪,沉睡着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迹,那厚厚的田螺壳文化堆积层,无声地诉说着远古先民“饭稻羹鱼”的生活图景。而官庄的商周遗址,则揭示了土著文化与外来文明早期的融合迹象。站在博物馆幽暗的灯光下,面对那些粗糙的石器、古朴的陶片,我仿佛能听到时间的潮水在耳边退去,露出历史最原始的滩涂。我的思绪飞回陕北,那里的龙山文化遗址、鬼方与犬戎的传说,同样诉说着中华文明肇始时期的多元与混融。凤凰的文明曙光,与黄河畔的文明曙光,虽山川阻隔,却同在华夏文明的宇宙里闪烁。所谓“边缘”,或许从来只是视角的局限;在文明的发生学上,每一方水土,都是中心。
在“湘西苗族博物馆”,一场原生态的傩戏表演正到酣处。演员戴着手工雕制的狰狞面具,步伐狂野,吟唱苍凉,那是一种直通上古的、驱邪祈福的原始生命力。这粗犷狞厉的美,与我安塞老家正月里那些跳着“踢场子”、嘶吼着陕北说书的乡亲,脸上那同样忘我投入、近乎通灵的神情,何其相似!艺术的形式天差地别,内核里那份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对生命激情的宣泄,对族群记忆的固守,却如出一辙。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到,我从未离开我的故乡。我只是从一条文化的支流,泅渡到了另一条,并在水底触摸到了相连的河床。
四、 风物:虹桥烟雨与渡口的“翠翠”
薄暮时分,我登上虹桥二楼。此桥原名“卧虹”,又称“风雨楼”,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与古城同岁。它不只连接两岸,更像一只沉稳的眼,阅尽沱江数百年沧桑。凭窗远眺,江水如一条墨绿的软缎,将两岸的吊脚楼、古塔、青峰一一收纳。斜阳给一切镶上金边,又渐渐褪去,化为青灰色的烟霭。导游说起一则掌故:2001年春,时任总理朱镕基先生莅临此楼,未曾公开题词的他,在此欣然命笔,留下“朱镕基 辛巳春 凤凰城”九字墨宝。这则当代轶事,为古老的虹桥平添了一抹时代的注脚。领袖的沉默与破例,或许正因这座小城凝聚的,是一种足以令人动容的、关于文化与传承的“中国故事”。
桥下,游船如梭,船夫的号子此起彼伏。我的目光被一位船家吸引。那是一位精瘦的老人,面容黝黑如古铜,嘴里叼着竹烟杆,不紧不慢地摇着橹。有游客问他:“老师傅,你这船上,载过翠翠吗?”老人眼睛也不抬,用浓重的湘西方言回道:“翠翠?那不就是我们沱江边家家户户的女娃子么?你来看——”他手指江边石阶上,正有几个少女赤足浣衣,笑语嫣然,水花在夕阳下溅成碎金。老人又悠悠补了一句:“沈先生写的,是我们这里过去的日子。日子变了,水还是这水,山还是这山,人,也还是这人。” 此言平淡,却近乎道。文学里的典型永驻书本,而生活的真实,则如沱江水,日夜流淌,不断新生。这老人,何尝不是一位哲学家?
夜色彻底笼罩古城时,我避开主要街市如织的人流与喧嚣的酒吧歌声,拐进一条僻静的背巷。昏暗的灯火下,一位老妪守着小小的摊子,售卖手工的剪纸。她并不吆喝,只是就着路灯,专注地剪着一只雄鸡,刀刃过处,线条流畅生动。我买下一幅,道谢离去。走远了回头,见她小小的身影融在巨大的夜幕里,像一尊永恒的雕塑。这静默的坚守,与我在延安集市上见到的那些售卖剪纸、布堆画的老艺人,神情一模一样。商业的大潮席卷天下,但在这些最深的巷陌,在最寻常的百姓手里,文化的根须,依然以最质朴的方式,顽强地存活着,呼吸着。
五、 融通:北地与南疆的精神共饮
数日盘桓,将离去的前夜,我独坐客栈临江的窗前。
时值盛夏,竟夜雨潇潇。雨点打在沱江上,打在黛瓦上,打在芭蕉叶上,奏出绵密无尽的交响。这雨声,与我陕北高原上那砸在黄土地、窑洞窗棂上干脆利落的雨点,韵味全殊。南方的雨,是浸润的,是抒情的,是能把铁石心肠都泡软的;北方的雨,是叩击的,是宣告的,带着一股提振精神的爽烈。
然而,在这异乡的雨夜里,我却感到一种奇异的安适与贯通。我想起在我的作品的研讨会上,忽培元先生评我的创作,说其中有“红色基因、家国担当、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就像一条河流,贯穿于全部作品始终”。这条河,在陕北,是奔腾的杏子河、延河;在湘西,便是这悠悠的沱江。河床不同,水质各异,但那推动水流向前的、对土地与人民深切的爱与责任感,却是同一股力量。
我又想起高建群先生那略带悲怆又不乏豪情的激赏:“张兴源在自家窑洞里打呼噜,半个世界有耳朵的人都听到了!” 这自然是友人的过誉与鼓励。但此刻,我宁愿将其理解为一个象征:一个真诚的写作者,无论他身处延安的窑洞还是凤凰的吊脚楼,只要他的呼吸与脚下土地的脉搏同步,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悲欢共振,他的声音,便能超越地理的局限,获得一种普通的回响。
凤凰,这座城,用它的水教我以柔韧,用它的山教我以秀奇,用它的历史教我以复杂,用它的文脉教我以深邃。它让我看到,中华文明的美,从不是单一的、扁平的。它有北方的雄浑激昂,也有南方的灵秀婉约;有黄土高坡上信天游裂云般的悲怆,也有沅水流域傩戏通神般的诡谲;有延安宝塔指向的宏大理想,也有凤凰古城供奉的微末人性。它们看似两极,实则互补,如同阴阳,共同构成一个丰盈而健全的文化生命体。
雨渐歇,东方既白。我收拾行囊,知道我将带回北方的,不止是几张照片、几件苗绣。我带走的,是一整个湿润的、绿色的、充满韧劲的南方梦。这个梦,将与我干爽的、土黄色的、辽阔的北方记忆,在我的血液与笔墨中,完成一次静默而深刻的交融。从此,我笔下的陕北,或许会悄然染上一丝沱江的水汽;而我心中的凤凰,也将永远矗立着一座延安宝塔的倒影。
沱江不语,只是流淌,一如历史,一如文脉。我来了,我见了,我将其纳入我精神的版图。这便是一个行者,所能企及的最大的收获。火车北去,窗外山水次第更换,而我的行囊已沉,内心饱满。我知道,我并非离开,只是将一次漫长的凝视,化为了永恒的对话。
2023年9月上旬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