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红楼梦》,是在初中语文课本里。那篇“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小沙弥,因庙里炸供失火,被迫还俗,在世间染缸里滚过七八年,竟成了衙门里精于世故的门子。他给贾雨村递上“护官符”,讲述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害。那时的我,只觉故事有趣——原来古代当官还有这等门道。这个故事便根植于心,一藏就是几十年。
直到退休后,闲来无事,终于在书摊前停下脚步,购回一套四大名著。第一次通读时,桌上摆着字典、笔和本子,逐字逐句地细读。新冠疫情期间被隔离在西安,近两个月时间,竟成了与《红楼梦》最深情的独处。后来几年又陆续读了几遍,才渐渐品出些滋味来。
少年读书,看的是故事;中年读书,看的是人情;老年读书,看的是命运。
《红楼梦》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从贵族夫人贾母到农村老太太刘姥姥,从千金小姐林黛玉到粗使丫头傻大姐,一个个活灵活现,仿佛要从纸上走下来。那位翻译《红楼梦》的国外学者说得真好:“这是我们欧洲文化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峰。”欧洲有莎士比亚,三十多部戏剧里总共创造了四百多个人物,而曹雪芹一书之力,堪与莎翁比肩。更不必说,莎翁笔下人物分散于不同剧作,而红楼众人,却同处一院,同演一戏,其驾驭之难,可想而知。
读王熙凤,我常想:曹公是怎样写出这样的人物的?
她是荣国府贾琏之妻,又是王夫人的内侄女。贾政夫妇不理家事,交给她两口子管理荣府。秦可卿丧事期间,宁府乱成一锅粥,她过去几天便治理得井井有条。可这样一个能干人,陪老太太玩牌时却“故意认输”——今人讲职场之道,还拿她作范例,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她泼辣、能干、有心机,却也歹毒,对尤二姐做尽做绝,致一尸两命。曹公写她,没有简单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才干与她的道德,可以如此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读贾母和刘姥姥,我看到了两种“大智慧”。
贾母是贾府的定海神针。看似整天和孙子孙女玩笑,实则家里大小事她一清二楚,只是放手让儿孙们历练。她称刘姥姥“老亲家”,刘姥姥称她“老寿星”——一个给足面子,惜老怜贫;一个心知肚明,配合演戏。待到贾府呼啦啦大厦倾时,正是这位刘姥姥,救出了巧姐。两位老人,一位在富贵中修得通透,一位在贫贱中练就侠义,隔着阶级的鸿沟,却完成了人性中最温暖的呼应。
读宝黛钗,我看到了曹公对爱情的终极想象。
这哪里是什么三角恋?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浇绛珠仙草,仙草修成女体,誓言“用一生的眼泪还他”——这份“缘定三生”的设定,古今中外的小说中,可曾有过?宝玉的人生是选择,黛玉的命运是还泪,而宝钗,则是那个带着金锁、身负母命、处处得体却终究“意难平”的局内人。曹公写三人,是一场聪慧者心灵的逐对厮杀,是人生道路的终极抉择。
读晴雯之死,时至今日,我仍不能自已。
她和宝玉,何等纯洁的关系。可当她将离开人世,咬下自己的红指甲交给宝玉,与他互换贴身小袄——那一刻的凄婉,直击人心。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晴雯之死,便是一例。而曹公的高妙在于,他把个人的死亡与家族的崩溃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见:大厦将倾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也没有一片雪花能够幸免。
有人问:《红楼梦》写的是饮食,还是文化?是社会,还是人情?
我想,它写的是全部。从茄鲞到小荷叶小莲蓬汤,从山药糕到豆腐皮包子,每一道美食背后,都是一个阶层的精致与空虚。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却又不止于百科——它把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情感方式、价值选择,统统浓缩在一个家族的兴衰里。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但《红楼梦》这样的书,每读一遍,悟出的不是同一个“义”,而是不同阶段的自己。
待到自己也经历了生老病死、离合悲欢,再翻开那泛黄的书页,那些人物便不只是从纸上走下来,而是走进心里,与我们自己的生命重叠、对话。
这,便是经典的魅力罢。
作者简介
曹亚玲,笔名玲彦,陕西扶风人,中医医院退休职工。生于1968年,年近花甲,热爱生活,笔耕不辍。平日喜写作、旅游、养花,坚持运动,常以太极、八段锦修身养性。以文字记录人生感悟,在烟火日常中寻得内心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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