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革命理想就是他的第二天性

——忽培元长篇传记《群山》主人公性格分析

张兴源

    苏联文学批评家、语文学博士维·米·奥捷罗夫在分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之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时说过：“这个人的意义不在于他有什么官衔或称号，不，这个人的意义在于他的世界观、感情和行为，以及他的性格的令人惊异的完整性。”奥捷罗夫认为保尔性格的最主要特征是共产主义党性。党性使他的思想和行动之间没有任何分裂，使他的性格保持高度的完整性，使他的英雄主义成为“终身的英雄主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外国文学评论选》下册第464页）。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一部外国小说，与作为当代中国之传记作品的《群山》似乎不存在多少可比性。但笔者仍然要为通过奥捷罗夫的论述终于找到了概括“马文瑞性格”的适当方式而庆幸和惊喜。的确，马文瑞似乎从一踏上革命征途起，就已经是一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重大责任和远大理想的职业革命者。他的这种“思想与行动之间没有任何分裂”的统一完整、平凡朴素而又光彩照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那种不温不火、恰到好处的政策水平，尤其是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分寸之把握上。刘景范同志的《赤安（三边）事变》一文中写道：“原来的政策，是按照剥削程度处理土地问题，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对于地主，只要不和敌人勾结，也给他留一份土地，让他自食其力。对于富农，只动他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于他们的工商业，一律不动。但是‘土地工作团’到后，一切都变了，把土地多的，没有剥削的，也当成地主富农对待。把富农划成地主，把中农划成富农，甚至把有些贫下中农也划成地主或富农。记得甘洛县的葡萄沟有一家人，土地虽多，劳动力太少，打的粮食不够吃，全家人真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按土地数量把他们划成了地主。那时划成地主可不得了，按王明路线政策，是要赶到山上吃草的，要肉体消灭的。用这种划成分的方法，农民中有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被划成了地主或富农。”作为农民的儿子，马文瑞深知“政策”的厉害。一种合乎实际、顺应民心的政策就会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的大提高；反之，一种脱离实际、违背民心的政策不仅会极大地破坏生产力，极大地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而且说不定就会有多少无辜者因为这祸国殃民的政策而人头落地呢！因此，马文瑞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的分寸，这既是对百姓利益的朴素认知与首肯，更是对党的形象的自觉维护和珍视。想想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顾国家大政方针之严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常常凭个人好恶，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弄得老百姓终年劳碌而无所适从，有时也便难免要愤怨，要骂娘。这样的结果，岂不是走向了党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百般抬爱和高度信赖的反面去了吗？

    “马文瑞性格”之高度统一和完整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始终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错误“肃反”被纠正以后，周副主席找他谈话，问他愿意到哪里去工作。“回想起‘肃反’中的冤情，他此刻心情有些复杂。无凭无故，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当他面对着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说，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又觉得不该用个人的小事耽误周副主席的时间”。“他沉吟了一小会儿，轻声说：‘周副主席，工作由组织确定吧。’”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主持“肃反”的少数坏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而在“肃反”中遭殃受害的革命同志却有不少人被“降级使用”。对此，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全都服从大局，没有一个人因为闹“待遇”而影响工作和战斗。作品第93章写马文瑞受命去三边检查土改工作，途经子洲县冯家渠乡歇息在马家岔村一家客店，马文瑞的远亲冯三给他诉说马文瑞家乡“闹土改可闹儿啦”的情形。“把好人和坏人斗到一搭里啦。拿咱冯家渠来说，连你大姑（冯文江的母亲，马文瑞的姑母）那么好的人也不放过，斗争会上连拉带打……”，“你大姑上了岁数，受屈不过，她说不活了，几次要跳脑畔。你大表哥冯文江在家里养病，也遭批斗，他们都天天盼你能回来，说句公道话哩。”须知，马文瑞少年时代“殁了妈”以后，大姑曾把母亲般的温暖与关怀倾注于他，而大表哥冯文江又是马文瑞走上革命征途的引路人。此刻，只要这位“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马文瑞的一句话，即可挽狂澜于既倒，解恩人于倒悬；但同时，如果他真说了那句“公道话”，那么，党的路线和政策，组织的威信和力量就会受到怀疑与挑战，地方工作也就会乱了阵脚。一时间，公与私，个人与组织，党性与良心……像一对对赤膊上阵的小人儿，在他的内心痛苦地纠扯与战斗着。斗争的结果，马文瑞终于没有廉价地充当衣锦还乡的封建士大夫为亲友之私利而逞能护短的不光彩角色，而是坚决地走向三边地区，做那些“更急迫，更重要的事情”去了。

    安泰离不开大地。马文瑞的成长以及“马文瑞性格”之形成，不仅有党的教导和栽培，更与人民群众的孕育与滋养密不可分。马文瑞出身农家，来自社会底层，但又是受过科学文化和革命理论教育和洗礼的青年革命者，所以，不仅普通老百姓会成为他的知心朋友，他在这些群众中生活和工作殊觉亲切和幸福，如鱼得水，而且社会上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只要不与人民和革命事业为敌，马文瑞都与他们建立了广泛而又真诚的人际关系。而这一点，恰是他做好地方工作最是牢固坚实的社会基础。“马文瑞看见老谢同农民在一起的情形，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一掬黄土投入高原，才能化作不朽的存在。”显然，马文瑞这段“见贤思齐”的内心独白，也正是他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人民用小米和咸菜，不，是用生命和心血哺育着革命，革命者永远都不能忘记这小米和咸菜”啊！这，就是革命者“安泰”和他的深厚而广漠无垠的“大地”。

    “马文瑞性格”的本质特征，我觉着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清醒认识和执着追求而表现出的坚强不屈、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勇往直前。小时候读《革命烈士诗抄》，“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样的诗句，那时只觉着几多豪情，几多自信。但在《群山》的世界中生活与思考过后，想想那些烈士们的呐喊，更觉着几分血泪与几分沉重。生命属于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只有一次，但马文瑞却曾有多少次面临生与死的最后抉择。每当这生死抉择的最后关头，他想的又绝不只是自己个人生命的安危祸福，而常常是同志，是战友，是事业与理想。作品第36、37两章写道，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少同志被捕，敌人的白色恐怖愈益残酷，革命者的处境日益危险。此刻，马文瑞不顾可能累及家人的安危，决心渡过无定河，去到葭县南洼一带，“联系别的同志，准备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但“好几次脚一下去，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冲，心中只念叨着‘冲过去、冲过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被捕的同志们等着组织营救；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还需要贯彻；各地秘密联络站得尽快通报事变情况，以便设法防范……有好一阵儿，他的口鼻已被淹入水中，只能凭着脚尖奋力一跳才得以呼吸一口充满泥腥味的空气。后退一步是生，前进一步也许就是死亡。”但为了同志，为了事业，为了革命，他仍然决定“哪怕是遭到灭顶之灾，也要奋力冲过去！”这是与自然的搏斗，但却是基于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的搏斗。马文瑞在奋力一搏中终于战胜了无定河，从而为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作品第42章，写马文瑞为了搞兵运跟着敌人骑兵由三边“跑”到庆阳。“好几天没吃上一顿热饭了。野菜嚼糠炒面，把他的嘴和喉咙完全抗烂了……这时候，远远地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再也站不起来，永远留在这空无一人的荒山旷野……这次长途急行军，给马文瑞留下了终生腿疾。”连“文革”中的造反派在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也不得不承认“马文瑞是豁出命来干革命的”。错误“肃反”时，当狱中的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惊奇地发现院子四周挖了许多土坑”并意识到“挖这些坑，看来是要活埋咱们”时，他决定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要把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设法去交党费。“他盘算着，得找一张纸或一块白布，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交纳最后一次党费的留言，用这纸或布把银元包着藏到墙缝或是地铺下面。”想想这些为党的利益，为革命的事业，在与敌人的严酷斗争中九死一生却终于活下来的坚强战士，此时此刻很可能就要死在他们为之奋斗的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中了，我们的心禁不住与灵魂一起痛苦地颤粟！“环县事变”（第75章）中，为及时镇压叛军，马文瑞又一次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亲临现场，解除危难。“有些坏人把黑乎乎的枪口悄悄对准了这个共产党在陇东最大的‘头子’……其中有些家伙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怀有刻骨仇恨的血仇分子，有些是地主恶霸，他们同红色政权不共戴天。”

    请记住：“死亡”之威胁，在这里绝不是艺术，而是血淋淋的生活。事实上，马文瑞的不少战友，如刘志丹，如谢子长，如任志贞，如无定河上英勇的六烈士，他们已经在革命斗争中走向了另一个世界。马文瑞之“生”与他的战友——其实不过是另一些马文瑞——之“死”，原本不过半步之遥。更何况马文瑞所面临的远不只是“死亡”，还有革命陷入低潮时的痛苦和遭受各种误解与委屈后的尴尬以及个人感情与革命事业发生冲突后的无奈。而所有的这一切，马文瑞都令人感动地以平常心平静对待，默默忍受。这使我们深深感觉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已经成为马文瑞生命的组成部分，成为他生存本能之外的“第二天性”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忽培元先生与马文瑞那一代革命者有着相近的心理素质，相似的社会理想，相同的人生追求。否则，他绝不可能把那些远年的人物与事件写得如此自然贴切，深刻感人，并具有如此不容置疑的真实性和如此鲜明突出的浮雕感。

                               2021年3月14日于延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