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子书院
车过松滋城北三里，忽然往南一侧身，一个缓坡的的下滑，便腾出一片平畴。红墙黄顶的巍峨就在绿野里蓦地升起来，黄琉璃瓦淌着釉光——像是楚地山河特意在此亮个打眼的特色，藏座浓缩的王色之堂。又像谁把半阙《离骚》砌成了砖石与飞檐，押着江山千年的韵脚。
到了，夏子书院。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西墙。红墙，黄门，黄顶和飞檐。
王夏先生的名字，就这样和这片红墙长在了一起。
王夏，文化人，老北漂。中国《时代报告》副主编。他来了——准确的说法是他回了。
这座石护的山，葬着王夏的父母。王夏接受了父母的荫护。王夏是孝子，王夏的孝是测绘仪、楚辞注本，以及建大业的几干万元本金。十年前这里的模样不可复述，也无复述的必要，自然的田园，哪里不是相似的景观？是王夏把掘业的心一寸一寸地夯进这片地基，才立起了眼前一亮的王室之雄。
图为王夏在门前迎接新春之季前来拜访的王建生(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站在这多重进的院落中，能听见两种回响：一种是搅拌机的轰鸣还在梁柱间嗡鸣，另一种，是屈原涉江时衣袂拂过芦叶的窸窣。
夏子书院由东侧所拍
红墙！那红，不是宫墙的朱砂色，倒像楚墓出土漆器的内里——岁月沁进去，成了暗沉的赭。阳光斜射时，墙体泛出淡淡的光泽，让人疑心这墙不是砌的，是铸的，用的是编钟熔剩的青铜。仿佛伸手抚摸，能触到工匠打磨时留下的温度。
十多开间的屋子，横呈着岁月的跨度。
开着十五扇时光的门。易学室的蓍草在青瓷缸里保持《周易》初诞时的弧度；古玩馆的青铜爵，沿口缺处，商代的酒渍凝成苔绿的铜锈。最动人处是西厢那架纺车——不知何人何时添置，棉线还绷着，仿佛刚有荆楚女子起身去灶间，未纺完的线团在日光里微微颤动。耕读馆外真有一亩三分地，清明才插的秧苗已蹿到小腿高。戴草帽的老农直起腰：“书院里的泥巴，比纸金贵。”他鞋底的湿泥，正和他身后古籍上的丹砂印，完成某种秘而不宣的对话。
黄昏登藏书楼，视野陡然开阔。长江在此处拐弯，把汤汤水声匀给两岸千村。东望不见白鹿洞，西眺难寻岳麓院，但四野的风吹过来，都带着竹简打开时的清冽气息。忽然明白这“中心节点”的深意——不在舆图标注的经纬，而在文明血脉的闸口。当巴山的巫唱、湘水的渔谣、中原的雅颂，都顺着江风在此交汇，这红墙便成了最耐心的听众，把楚音楚韵，都收进斗拱榫卯的缝隙里。
夜宿东厢房，月光竟有重量。从雕花窗格漏进来，在青砖地上浇出楚国云纹的图案。恍惚听见脚步声在回廊间响起，不是今人——是书院守护的魂灵们在巡夜。屈原的芒鞋，宋玉的布履，王粲的木屐，还有那些无名的佃农、工匠、浣衣女，他们的足音层层叠叠，在月光里晾晒白日的疲乏。而当代作家笔尖与纸张的摩挲声，正从陈列馆漫出，与千年前的竹简蛀蚀声，达成和解。
转入东厢，壁上有黑石浮雕二帧，尤为动人。一为“闻雷泣墓”：昔有孝子王裒，其母生前畏雷。每疾风骤雨，霹雳惊空，则必奔母墓，绕坟泣呼：“裒在此，母勿惧！”石上人物，悲怆之色穿透岁月，令人鼻酸。另一帧“芦衣顺母”，闵子骞单衣芦花，瑟缩风中，而不怨父，不责弟，但求“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其情其景，哀而不怨，孝之至也。抚此冰凉石刻，指尖所触，乃千年不曾冷却之温热。书院以此训蒙，是欲植孝道为根，仁爱为干，使文明之树，枝繁叶茂。
晨起时，露水正从瓦当滴落。守院人在扫落叶，竹帚划过青石，沙沙如春蚕食叶。他指给我看柱础上的刻痕：“这是搬迁时老匠人留的记号。”那些歪斜的符号，是另一种文字，记录着砖石从山野到殿堂的旅程。我想起王先生规划中的三十年——十年树木，此刻廊下的楠木幼苗才齐腰；百年树人，那田埂上读《楚辞》的少年，鬓角还未染霜。
离院时，卖茶老妪执意塞我一包炒青：“书院里的茶，吸过古人字墨的。”茶叶在掌心蜷缩如简牍，沸水冲下时，竟真的舒展成楚简上小篆的模样。回头望去，整个书院在晨雾中渐渐透明——红墙褪作山岩，黄瓦融成朝霞，而那些穿梭的人影，都变回江雾的一部分。
原来真正的“守江山”，守的不是砖石疆界，是这般：让每块砖都记得自己曾是山岩，每片瓦都知晓自己终将成土，而在砖瓦之间行走的人，能在某个清晨的茶香里，忽然听懂两千年前江水拍岸的节奏。那节奏，正从书院地底传来，应和着此刻长江的潮声，一声，又一声，不急，不缓，像心跳，像更漏，像文明本身绵长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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