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重读浩然
张兴源
我是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长大的，沟壑纵横的土地教会了我沉默与坚韧。小时候家里穷，书少得可怜，但凡能借到一本小说，便如获至宝，夜里点着煤油灯也要一口气读完。记得第一次读到浩然的《艳阳天》，是在大队夜校的图书角里翻出来的，纸页泛黄，边角卷起，却像一束光劈开了我少年时的蒙昧。那时还不懂什么叫文学史，只觉得书里的萧长春、焦淑红、韩百仲这些人，仿佛就住在我们村头，他们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态、吵架时甩出的狠话，都和我爹我娘我姑我姐们一个样。
后来才知道，浩然不是在“写”农民，他本身就是农民。这话说起来简单，实则重如千钧。赵树理是文人下基层，柳青是干部蹲点，周立波是南下干部体验生活，他们都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去观察、记录、提炼农民的生活。而浩然则不同——他生在河北宝坻一个贫苦农家，童年失怙，少年流浪，在京郊农村扛活谋生，种地、推车、挑粪，哪一样没干过？他的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不是从书斋里抄起来的。他写的不是“农民题材”，而是“农民本身”。这一点，决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位置。
我们这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读书人，谁没有被浩然照亮过精神的角落？谁不曾把《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当作通往文学的第一级台阶？我记得当年有几个文学青年聚在窑洞里讨论写作，一人说：“你想写出真东西，就得像浩然那样，脚踩在泥土里，心贴在百姓身上。”另一人接着说：“可现在都说他是‘政治作家’，作品要过时了。”我当时没说话，只是翻开随身带着的笔记本，上面抄着《金光大道》里高大泉的一段话：“咱办合作社，不是图个热闹，是要让穷哥们儿翻身做主人！”那字迹歪歪扭扭，却是我青春岁月最郑重的信仰刻痕。
今天重读浩然，已不再是少年时那种热血澎湃的阅读，而是一种沉静下来的回望与省思。我想问自己：为什么在经历了那么多文学潮流更迭之后，浩然的作品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为什么当许多曾经喧嚣一时的文本早已湮没无闻时，浩然的小说仍能在民间口耳相传？答案或许只有一个：因为他牢牢抓住了生活的主脉，因为他始终站在人民中间，而不是站在高处俯视人民。
一
先说《艳阳天》。这部发表于1964年的长篇小说，以京东一个普通村庄——东山坞为背景，描写了1957年春夏之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斗争。表面看，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叙事框架，围绕着是否走集体化道路展开激烈冲突。但从文学内部细察，我们会发现，浩然真正着力刻画的，并非政策宣讲或路线辩论，而是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情感逻辑、道德选择和生存意志。
萧长春这个人物，常被人批评为“高大全”的典型。但我以为，正是在这个看似理想化的人物身上，浩然完成了对中国农民精神世界的深度建构。萧长春不是空降的干部，也不是外来的指导员，他是土生土长的贫农儿子，母亲早亡，父亲病逝，靠吃百家饭长大。他对集体的忠诚，不是来自上级命令，而是源于亲身经历的苦难记忆。他深知单打独斗的个体农民如何被地主盘剥、被灾荒吞噬，因此他坚信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出路。这种信念，不是口号，而是血泪凝成的生命经验。
更重要的是，浩然没有将萧长春塑造成一个冷峻的革命机器。他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有犹豫，在面对恋人焦淑红的感情时有羞涩，在教育弟弟萧万才时有无奈。这些细节使人物立体而真实。尤其是他对弯弯绕、马之悦等对立面人物的态度，并非一味打压，而是试图理解其心理动因。比如他对马之悦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聪明，可你把聪明用错了地方。”这句话里没有胜利者的傲慢，只有痛惜与惋惜。这正是浩然高出一般公式化写作之处：他写斗争，却不煽动仇恨；他写立场，却不取消人性。
《艳阳天》的艺术力量，还体现在它对乡村日常生活图景的精细描绘。从春耕秋收的劳作节奏，到婚丧嫁娶的风俗礼仪；从生产队开会时的争执吵嚷，到婆媳之间的琐碎摩擦——浩然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北方农村社会生态。他笔下的语言更是地道的农民口语，干净利落，富有节奏感。比如描写暴雨来临前的天空：“黑云像锅底扣下来，风刮得树梢子直叫唤。”这样的句子，既具象又传神，完全是土地孕育出来的语言。
二
如果说《艳阳天》是一幅浓墨重彩的现实主义画卷，那么《金光大道》则是浩然试图构筑的社会主义理想蓝图。这部四卷本巨著，时间跨度从1949年解放初期到1955年高级社成立，展现了中国农村从土地改革走向全面集体化的全过程。相较于《艳阳天》的紧凑结构，《金光大道》更具史诗野心，人物更多，线索更繁，思想容量更大。
主角高大泉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萧长春的精神延伸与升华。如果说萧长春还带有较多个人创伤记忆的影响，那么高大泉则更多体现出一种自觉的历史担当。他是党员，是村干部，但他始终坚持劳动第一线，“手不离锄头，脚不离田埂”。他常说：“干部要是脱离了劳动，就会变成老爷。”这句话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
值得注意的是，浩然在《金光大道》中并未回避前进道路上的艰难曲折。他如实描写了部分农民对合作化的疑虑、抵制甚至破坏行为，也揭示了基层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苗头。但他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判断：尽管过程充满矛盾，但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方向是一致的。这一判断的背后，是他多年深入农村所积累的真实感受。他曾多次讲过：“我写这些事，是因为我亲眼看见多少穷苦人通过集体化改变了命运。”
当然，《金光大道》也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备受争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极左路线的反思，这部作品一度被打入“政治文学”的冷宫。有人指责它美化斗争、拔高英雄、压制个性。这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但我们必须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浩然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也是参与者。他不是事后旁观的历史评判者，而是正在洪流中奋力划桨的弄潮儿。他的局限，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的局限。然而，若因此否定其全部价值，则未免过于轻率。
试想，如果没有《金光大道》这样敢于正面书写重大历史进程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史岂不只剩下逃避与嘲讽？难道文学只能解构，不能建构？只能揭露黑暗，不能礼赞光明？浩然的存在提醒我们：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应当允许多种声音并存，包括那些愿意为理想呐喊的声音。
三
再说《西沙儿女》。这部中篇小说分为《正气篇》和《奇志篇》，创作于1974年，取材于1974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与前两部农村题材作品相比，这是浩然唯一一次涉足军事与海洋题材。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作品采用了半纪实半传奇的写法，情节紧张激烈，充满英雄主义色彩。
初读此书，可能会觉得夸张乃至荒诞：渔民驾船冲向敌舰，妇女持枪守岛，老人引爆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但若了解当时的国家处境与民众心理，就能理解这种浪漫化处理的深层动因。那是中国积贫积弱百年后首次在南海亮剑，全国人民压抑已久的民族尊严在此刻爆发。浩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这场精神动员。他要用最炽热的文字告诉国人：中国人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拼死保卫国土！
《西沙儿女》的艺术价值或许不及《艳阳天》，但它体现了一位人民作家的责任感与时代敏感度。浩然虽长期扎根农村，但他的心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他知道，在民族危难之际，作家不能袖手旁观。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写作，加入战斗。这种“在场”的姿态，本身就具有道德重量。
有意思的是，即便在这部高度政治化的作品中，浩然仍未放弃对普通人情感的细腻刻画。他写渔家少女阿芬对战士的爱情，含蓄而真挚；写老船工临终前叮嘱子孙“守住祖宗海”，悲壮而不煽情。这些片段证明，即使在最严峻的叙事任务下，浩然依然保持着对人性温度的尊重。
四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浩然的创作迎来了新的转折。他不再担任《北京文艺》主编等行政职务，主动请求回到故乡三河县落户，重新过起半农半文的生活。这一举动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当许多人争相涌入城市、追逐名利之时，他却选择回归土地，回归本源。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苍生》《乐呵爸和他的儿女们》《圆梦》等。其中《苍生》尤为值得关注。小说通过冀东一个小村庄几十年的变迁，反映了农村改革带来的深刻社会转型。与早期作品相比，《苍生》少了些昂扬的号角声，多了几分沧桑与思索。人物也不再是是非分明的“好人坏人”，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性格光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玉敏。她曾是公社时代的积极分子，改革后却一度陷入迷茫。但她没有沉沦，而是带领村民发展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新路。这个形象体现了浩然对新时代农民的期待：既要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又要具备开拓创新的勇气。
《苍生》的语言更加质朴自然，叙述节奏舒缓从容，显示出一位老作家的成熟定力。他不再急于表达某种结论，而是耐心呈现生活的本来面貌。这种转变，不是思想的退缩，而是艺术的深化。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现在写小说，不像年轻时那样想改变世界，只想把看到的人和事诚实地写出来。”
五
回顾浩然一生的创作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生活。始终是生活。他从未把自己当成高于生活的启蒙者或审判官，而是甘愿做生活的学生、记录者和歌者。他曾说过一句朴素却深刻的话：“我写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哪怕添枝加叶，也离不开那个根。”这个“根”，就是他赖以生存、呼吸、思考的农民世界。
这也正是浩然与其他农村题材作家的根本区别。赵树理是“文人写农民”，柳青是“干部写农民”，而浩然是“农民写农民”。他的视角是内生的，不是外来的。他不需要“深入生活”，因为他就在生活中。他不必“体验民情”，因为他就是民情的一部分。这种身份的同一性，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无可替代的真实性与亲和力。
有人说，浩然的作品因过于贴近政治而失去了独立品格。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涉及政治，而在于作家是否真诚地面对生活。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无不与时代政治密切相关。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狄更斯写《双城记》，鲁迅写《阿Q正传》，哪一部不是深深嵌入历史洪流之中？重要的是，作家能否在宏大叙事中守住人性的底线，能否在集体话语中保留个体的声音。在这方面，浩然虽有不足，但仍有闪光之处。
更进一步说，所谓“去政治化”的文学幻想本身就是可疑的。任何写作都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都不可避免地携带意识形态印记。真正的文学勇气，不在于逃避政治，而在于直面现实，在复杂境遇中坚持良知与正义。浩然或许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他至少努力做到了“不撒谎”。他写他所相信的，写他所看见的，写他所热爱的。这份诚实，依然值得今天的读者尊敬。
六
改开初期，文坛上确实刮起一股否定柳青、贬低浩然的风潮，说什么“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作品将成为历史垃圾”。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事实如何？柳青的《创业史》依然是高校中文系必读书目，浩然的《艳阳天》仍在不断再版，连年轻一代读者也开始重新发现他的价值。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植根于生活深处的作品，不会因一时风向变幻而消亡。它们像老树一样，纵使经历严冬，只要根系尚存，春天来临便会再度抽芽。
我曾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听到一位青年评论家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浩然那样的作家了，我们需要的是卡夫卡、是博尔赫斯。”我听了默然。不错，我们需要多元的文学营养，需要现代主义的探索精神。但我们同样需要那种脚踩大地、心系苍生的写作传统。没有后者，前者很容易沦为空中楼阁。文学的参天大树，既要有伸向星空的枝干，也要有扎进泥土的根系。浩然，正是那棵根系深厚的树。
今天的中国乡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城镇化加速，人口流动频繁，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面临解体。新一代作家中，还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还有多少人愿意长期蹲在一个村庄里，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二手资料、新闻报道甚至网络段子来“想象”农村时，浩然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浮躁与浅薄。
七
我不是主张所有人都去模仿浩然的写作模式。时代不同了，文学形式也在演变。但我坚信，浩然所代表的那种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诚写作——永远不会过时。一个作家，只要你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只要你是生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只要你能把握住生活的主动脉和大方向，而不是只看到某一面、某一瞬，那么你的作品，就可能获得大多数读者永不厌倦的阅读、理解、发展和重构。
这，就是浩然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
夜深了，我又一次翻开早年那本破旧的《艳阳天》（我现在已经有了多种版本的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窗外，延河静静流淌，月光洒在黄土坡上，恍惚间仿佛看见年轻的浩然背着铺盖卷，走在通往东山坞的土路上。他步履坚定，眼里有光。我知道，那束光从未熄灭，它只是沉入岁月深处，等待被重新点燃。
而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接过这支火炬？
1995年8月，买到由京华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金光大道》一年后初稿，
2025年5月，纪念《讲话》发表81周年时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