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少年

王慧仙

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藏着独一份的滋味吧？我的少年时代，却像极了未熟的苦瓜，那苦味重得让我不敢轻易去尝。常听人说“人生路上先苦后甜”，可我的少年时光，却是先尝了甜，再坠入苦涩的。

我家住在山大沟深的农村，父母为了让姐姐能上正规学校，把她送到十里外、需翻一座大山的城里住校。等我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便让姐姐带我在城里的女子小学就读，吃住都由姐姐照料。姐姐大我五岁，对我百般疼惜，那段日子真是幸福。甘肃的冬天格外冷，那时既无暖气，学校也没有火炉和火炕，姐姐便在做晚饭时烤一块砖头，热了就塞进我的被窝，给我暖脚。

刚入学时，城里的同学总欺负我这个乡下孩子——她们嘲笑我，排挤我，还在我的作业本上乱涂乱画。有一次，班里霸道的王琴故意把我绊倒在地。姐姐知道后，找班主任刘雁鹤老师说明了情况。后来，她们虽不再明目张胆地欺负我，却仍用歧视、鄙夷的眼神看我，让我一度不想在这知识的殿堂待下去。

姐姐察觉到我想退学的念头，便和班主任沟通。在老师的建议下，姐姐每晚都教我认生字、默写，帮我做算术题，我的两门主课成绩很快直线上升。现在想来，老师怕是有意帮我——他常叫我到黑板上写生字、回答问题，还当众表扬我。到三年级时，我被选为中队长，四年级又升为大队委员，小学毕业前每次队会都由我做记录。同学们的歧视，竟成了我成长的催化剂，让我感到开心又充实。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整风运动开始，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在绰苏学校当老师的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后来又因所谓“社会关系问题”被戴上帽子，当作替罪羊逮捕劳改。1960年，就在他即将无罪释放前夕，却因痢疾去世了。从此，苦涩的日子再次降临。

姐姐去了离家较远的师范学校读书，弟弟妹妹还小，奶奶也快八十岁了，家里家外全靠妈妈一人操持，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我看妈妈忙得顾此失彼，实在辛苦，便打算辍学帮她照顾弟妹和奶奶，一连两周没去学校。父亲的一位老友看到后，问清缘由，劝我继续上学，还建议母亲赶紧送我回校。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每人每天只供应二两粮，我去学校没带够口粮，父亲的这位老友是生产队保管员，每周我回家时，他都会多给我分些主粮。放学后，我就挖点野菜，和着不多的粮食凑合着吃，就这样坚持读完了小学，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学！

雪上加霜是，母亲种田时拉牛，不慎摔下一房高的悬崖，动弹不得，只能躺在炕上。我只好休学，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家。第一天劳动是给土豆围土，几个少男少女挤眉弄眼，我虽看在眼里，却不知其意，只顾低头给每棵土豆秧铲土。不知不觉间，抬头一看，我竟比她们落下了好长一段距离。一位婶婶过来帮我赶进度，我才明白她们是在看我的笑话，想欺负我。接下来一段时间，无论干什么活，我都只管认真做自己的事，不理会那些目光。尤其是收麦时，我不会割麦子，怕把麦粒撒在地上，所以割得很慢，连生产队长都歧视我。全靠和母亲交好的嫂嫂、婶婶帮忙，才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不如她们这些长期劳动的人有经验、有能力，所以把她们的嘲笑和歧视都抛在脑后，也没时间去计较。我明白，生活虽苦，但只要心中有希望，就有前进的路。我只盼着母亲的伤早日好起来。经过一年的护理，加上母亲自身的坚强锻炼，母亲的身体慢慢恢复，能参加劳动了。在母亲的催促下，我终于复学了。

复学后的日子，比想象中更艰难。落下的功课像座小山压在肩头，尤其是代数，那些陌生的公式和符号让我头晕目眩。每天放学后，我先帮母亲做完家务，就坐在煤油灯下啃课本，直到灯芯结出厚厚的灯花。眼睛熬得发酸，就用冷水洗把脸继续。有时遇到解不开的题，急得直掉眼泪，可一想到母亲躺在床上时的期盼，想到父亲老友偷偷塞给我的粮食，就又握紧了笔。

班里的同学起初仍有些异样的目光，但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怯懦。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课堂上拼命记笔记，课后追着老师问问题。渐渐地，我的成绩一点点回升，数学老师还在全班表扬我进步快。到初中毕业时，我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高中。

后来我才明白，少年时代那像未熟苦瓜般的苦涩，其实是命运给我的馈赠。它让我在最脆弱的年纪学会了坚韧，在歧视和困境中找到了向上的力量。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苦味里竟渗出了淡淡的甜——那是成长的滋味，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骄傲。原来“先苦后甜”从不是一句空话，那些吃过的苦，都成了后来人生路上最坚实的基石。

苦涩的少年时代虽已远去，却留给我无尽的财富和力量。它让我懂得：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属于自己的光明。我如今的幸福生活，正是少年时的苦涩换来的。

作者简介

王慧仙，退休教师。爱好写作、绘画、旅游等。早年创作，有作品见诸报端，《上海“母亲陵”》曾获奖。近年来，相继在《茌平文苑》发表散文、诗歌若干，2025年被评为都市头条优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