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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过年
作者:欣然
当今过农历新年,常听人说年味淡了。每次听到这样的感叹,我便不由得想起四十多年前,在马陵岗下的那个小村里,自己还是个孩子时的过年情景。
那时过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最实在的盼头就是能吃点好东西。俗话说“穷年富节气”—平日里难得见着的白面馍、稀罕的大肉片,到了年关,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吃上几顿。记得有一年生产队分麦子,每人分了六十来斤。这点白面是要吃一年的,蒸白面馍只能在几个大节日,而春节是其中最隆重的,能敞开吃上两三天。至于大肉,每人全年不足一公斤(大多是肥肉),也主要留到中秋节和春节。
一进腊月二十,家家便开始洒扫。清贫之家,过年也要有个新气象。室内要把梁上蛛网、灶间烟尘彻底清除一遍;室外从大街小巷到门楣院落,乃至草堆粪坑,都要用黄土轻覆一下,扫得干干净净。扫罢屋子,这才轮到蒸馍的事。
腊月二十六七,是蒸馍的日子。这是一项大工程,单靠自家的小锅小灶不行,得借人口多、有风箱的人家的地锅。母亲早早起来,和好一盆面,用被子捂严实了,放在煤火台发着。面开了,便端着面盆,抱一捆棉柴,带着我往村西头三大娘家去。她家的厨房大,锅台能坐下两三个人。火点起来,风箱呼哒呼哒响,灶膛里的火苗一蹿一蹿的,映得人脸上红通通的。
说是蒸白面馍,其实大多数人家蒸的还是黑面、黄面、杂面馍多。但为了改善口味,母亲总会把这些非白面的面蒸成包子——我们那里叫菜角。有玉米面包的红枣、红薯丁包子,有红薯面包的豆腐渣、红薯渣、黄豆芽包子。不管什么面,当锅盖掀开的那一瞬间,那股碱面发酵后的新馍香味儿,混着腾腾的白气扑过来,真叫人陶醉。这时,母亲会在灶火门后边放一碗水,并不许小孩子乱说话。我问为什么,她只说“规矩”。后来才知道,那是敬灶王爷的,怕小孩口无遮拦,冲撞了神灵。

肉,主要是大肉,需要到集市上去割。家家户户都养一头猪,但极少有人家杀了自家吃,大多在腊月二十前后赶到食品站卖掉,换几个钱过年。即便杀猪,也只留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卖了。偶尔在村头碰见杀猪的,远远就听见猪的嚎叫。等凑近了,只见操刀的已经给猪吹足了气,圆滚滚地躺在案板上,正用刮子一下一下地刮毛,旁边是一大盘盘着的肠子。小孩子站在一边,想看又不敢看,捂住眼睛从指缝里偷着瞧,既觉可怕,又觉新鲜有趣。
我们家过年割的肉,除了剁饺子馅,还会炸些麻辣肉、小酥肉,更要蒸几块肉方(供祭祀神灵和祖宗用)。那时没有冰箱,生肉搁不住,所以炒肉片、炒肉丝是从来没有的。十六岁之前,过年我只吃过猪肉,鸡肉、羊肉没见过,牛肉、鱼肉更没影儿的事。除了蒸馍、割肉,还得置办些别的吃食。村里种白菜、萝卜,不缺,但莲菜、海带、花椒、八角这些,就要到十几里外的集上去买。打酱油、打醋也是一项专门大事,往往选定在某天专门去办。小孩子最乐意干这个——为的是能赶一趟集,在集上吃一碗五分钱的丸子汤。那丸子是用杂面做的,炸得焦黄,泡在撒了芫荽的汤里,热乎乎喝下去,能从嘴里一直香到心里。有一首顺口溜,小孩子都会唱:“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去打醋;二十六,打酱油;二十七,去赶集……”如今想来,那醋和酱油,其实也只是散装的,用自家的瓶子去打。村东头有个挑担游乡卖醋的,每次到了村口,就亮开嗓子,拖着长腔喊一声:“打——醋——哎——”那声音悠长,从村东传到村西,在冬日的空气里能飘荡好一会儿。
大年三十,便进入了真正的美食季。中午熬大锅菜,白菜粉条焖子豆腐一锅炖,热气腾腾的。晚上包饺子,一家人围在案板前,有说有笑。半夜里还要再吃点点心,算是守岁的加餐。
那时守岁,尚未通电,在长年点的煤油灯之外,为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新买几支红蜡烛。蜡烛火苗跳跳的,映得满屋影子晃来晃去。一家人磕着瓜子,说着闲话,聊今年的收成,聊明年的打算。快到半夜了,父亲会烧几叠纸,算是敬祖宗。然后,就早早睡了。也有不睡的,到邻居家串门,或者在巷子里放鞭炮。鞭炮声零零落落的,响一阵,歇一阵,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大年初一那天,破天荒要吃四顿饭——凌晨和早晨各吃一顿饺子,中午熬大锅菜,再拌上两个凉菜。凉菜里,除了莲菜片,就是合菜。合菜是用红萝卜丝、菠菜、粉条烫熟了,捞出晾凉,拌上蒜泥、香油、醋,清清爽爽的一盘。为什么叫合菜?是把几种原料合在一起的意思。也有人写作“和菜”,取生活和美的好口彩。这道菜,年年都上桌,成了我们那儿春节的标配。
马陵岗一带的风俗,大年初一早上,要起五更,放鞭炮,吃饺子。饺子煮好了,先盛一碗敬天地,再盛一碗敬祖宗,然后才能轮到人吃。敬祖在堂屋正中牌位前进行,祭神在院子里进行的,也有不少人家到村东南五里远的土地庙烧香祭拜的。第一顿饭下锅的饺子里,要包一枚硬币,谁吃到这个包有硬币的饺子,便预示着全年的福气。但令人悲伤的是,一九七三年春节,重病的爷爷吃到了这个饺子,却仍在年后不到两个月便去世了。今天想来,这个并不应验的饺子,是否是父亲为了安慰爷爷而提前做了记号,捞到他老人家的碗里的呢!这饺子,一头连着生者的祈愿,一头连着对长辈的敬念——整个正月,便在这样一种与祖先对话的庄重里,缓缓铺开。
饺子始终是春节的主角。初五包“破五”,把“五穷”包起来送走;初七包“七杂”,这天也叫“人日”,要吃长寿面;初八包“八杈”,是“谷日”,祈祷五谷丰登。老人们说,包“七杂”“八杈”也是把一年的烦乱、辛苦都包起来,吃下去,就消化掉了。过了初八之后,饺子馅便渐渐用完了,不然就会变馊变酸。
那时过年,尽管小村人家并不富裕,但常有外地的逃荒要饭者前来乞讨。他们站在门口也不多言语,只伸着碗。几乎每家都接济过。少者给他们一块馍,多者还要施一碗汤,甚至自家吃什么好饭,也要分给他们一杯羹。这成了喜庆氛围里令人无奈的一幕,也让人感慨。
正月里,除了自家吃,还得待客、走亲戚。我们家亲戚不多,只一桌客,十个菜左右。肉还是猪肉,素菜还是青菜。有的人家亲戚多,要待三桌客,就得提前到街坊邻居家借桌椅板凳,借碗碟筷子。那时候各家各户的家具都简陋,缺东少西是常事,互相借着用,也成了一种乡邻情分。
小孩子在自己家满足不了口福,就盼着随大人去串亲戚。我最爱去姥爷家。姥爷家在马陵岗西边,离我们村五六里地。那虽然是一个比我们村更小的村子,但姥爷家院子却很大,有两进院落,三间堂屋,东西厢房。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黑漆漆的,桌面磨得光亮。我第一次见到八仙桌,就是在姥爷家。厨房里垒着高灶,安着一口大锅。舅舅们围着围裙,有的烧火,有的切菜,有的掌勺,忙得脚不沾地。尤其是姥爷家每个新年蒸的扣碗,成为客人们年年盼着的独特风味。等到菜上桌,盘子摞盘子,碗挨碗,满院子都是香味。临走时,姥爷总要把我们带的馒头取出十来个,给我们留下几个;把两盒点心取出一盒,给我们留下一盒。最让我惦记的,是在留下的馒头上,用刀切开一道口子,夹上一片肉。姥爷疼我,有时会多夹一片,说:“正长身子呢,多吃点。”
走亲戚有讲究。正月初二,是新媳妇回娘家;初三,是闺女去父母不全的家,要去坟上烧纸,给故去的亲人拜年;初四到初六,走的是关系稍远的亲戚。通俗地讲,初二去姥爷家,初三去父亲的姥爷家,初四去母亲的姥爷家,初五我还去过姨姥娘家。那几天,乡间小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走亲戚的人。那一篮一篮提着的,岂止是点心与馒头,更是平日里攒着、只等过年才拿出来的人情与牵挂。大人们㧟着篮子,篮子上盖着白毛巾,毛巾底下是点心盒子和几个馒头。小孩子跟在后面,或者也帮着㧟一会儿。帮大人㧟篮子,不全是为了分担重量,更是为了能趁大人不注意,从点心盒里抠出一粒点心渣,或者从馒头缝里偷拈一片肉。这几乎是那时农村孩子走亲戚路上的保留节目,谁家孩子没干过呢?
那时候,全村一百多户人家,有自行车的不足十户。我们家没有,走亲戚全靠两条腿。近的五六里,远的十来里,走着去,走着回。路是土路,冬天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咯噔咯噔响。路两边是枣树林和麦地,一行行枣树光秃秃的,枝桠交错伸向天空,像一幅水墨画;麦苗贴着地皮,灰绿灰绿的,像笼着轻纱的梦。过了马陵岗,就能望见姥爷家村子的那片柿树林了。
吃的说完,再说喝。那时过年,喝的根本谈不上享受。没有果汁,没有饮料。酒,我们家每年只买一斤,留着待客。条件好点的人家,买两三瓶而已。没见过成箱买的,其实根本没有装酒的纸箱,不仅没有纸箱,连酒盒也没有,酒瓶子都是光溜溜的,顶多用尼龙绳捆一捆。我们家连瓶装酒也没买过,是拿空瓶子去供销社打散酒——本地酒厂出的红薯干烧酒,叫“马陵大曲”。那酒辣,呛嗓子,我偷偷尝过一回,差点没咳出声来。

吃是这样,穿呢?大人们很少做新衣服。小孩子过年能添一件新衣裳,就已经很知足了。那衣裳,是自家织的粗布,拿到染坊染了,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颜色无非是蓝的、黑的,样式也简单,但对襟一扣,穿在身上,能美上好几天。我上初中那年,才第一次在供销社扯了一块洋布,到集上用缝纫机做了一件外罩。那外罩是灰蓝色的,穿在身上,里头套着的,还是那件穿了三年、露出破套子的旧棉袄。

玩乐,是春节的另一桩大事。乡亲们劳累一年了,难得有几天闲工夫,可以好好放松放松。那景象,真有点中原农家狂欢节的意思。大人们荡秋千、打扑克、打麻将,小孩子则满村跑着做游戏。秋千是年前就搭好的,两边各用两根粗木桩,交叉绑成人字形,稳稳扎进土里,上头横一根梁,拴两条绳,底下吊块木板。人站在板上,用力一荡,能荡得老高。有时候几个年轻人比赛,看谁荡得高,看谁花样多,引得一群人围着看,喝彩声不断。大多数人就是在大街上闲逛荡,或蹲在地上烤火,聚群谈天说地,看大街上过往的来人,特别是逗新女婿。

文化娱乐也有,是去苑陵故城、清凉寺、孙子庙赶庙会。远远就听见锣鼓家伙响成一片,咚咚锵锵的,把人的心都敲热了。挤进人群,只见踩高跷的打扮成各色人物,个个腿上都绑着五六尺高的木跷,就那么晃晃悠悠地走着,时不时还来一个劈叉,看得人捏一把汗。玩狮子的更热闹,两个人钻进一张狮子皮里,前头一个举着绣球逗引,那狮子便扑过来扑过去,滚绣球、上高桌,有时还故意往人多的地方冲,吓得小孩子们哇哇叫着往后躲,却又忍不住探出头来看。戏台搭在庙前的空场上,唱的是河南梆子和曲剧。台边上有卖糖葫芦的、卖花米团的,还有扛着草把子插满糖人的,小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东瞅瞅西看看,满街都是年的气味。

而其它大部分时间呢,就是串门。谁家有收音机,那家就热闹。一个小村一百多户,收音机不足十台。我家没有。晚饭后,我常跟着父亲去邻居家听收音机。那台收音机是木壳子的,正面有几个旋钮,中间一块玻璃,玻璃后头有一根指针,拨动旋钮,指针移动,能收到不同的台。主人小心地调着,刺刺啦啦的声音响一阵,突然就清楚了——是唱戏的。大家围坐一圈,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听,一直听到播音员说“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才起身告辞。对我来说,最大的乐子,是亲手参与写春联。那时候,新华书店卖的印刷对联还很少,大多数人家是买红纸请人写。我们后街上,能写春联的有三位:一位是年近七十的老乡贤,一位是教师,一位是医生。他们各人有各人的字体,老乡贤的字敦厚,老师的字清秀,医生的字利落。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他们家门口就排起了队,拿着红纸等着。我那时上小学三年级,看着眼热,也想试试。那年不巧,正感冒,头上裹着防风布巾,坐在桌前,铺开红纸,蘸饱墨,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副:“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新山新水新气象,新人新事新风尚”。一副贴在住室门上,一副贴在厨房门上。因为是第一次写,不懂得统筹折叠布局,结果上边挤得满满的,下边空出一大截。“早”“迟”“象”“尚”四个字,都悬在纸的下半截,像是要掉下来似的。来串门的人看了,有的夸,有的笑,成了那几天的一个话题。我自己倒不觉得难为情,反倒挺得意——到底是我自己写的啊。上初中以后,写得顺手了,不仅自己家的春联包了,还给邻居写,虽然现在看来仍幼稚,但那点赤诚,是真的。
伴随门上贴春联,还要写一些吉言嘉语,如“新衣满箱”“清水满缸”“春光满院”“小心灯火”“槽头兴旺”“日行千里”等红色小条幅,分别贴在衣箱、水缸、檐下、灶台、牛槽、架子车上面。到处是一派红火喜庆的崭新景象。
除了写春联,每年还要买一张年画。新华书店的柜台上,摆着一卷一卷的年画,卷成筒状,用纸绳扎着。我踮起脚,趴在柜台上,一张一张地看。那几年买的,有《沙家浜》,有《奇袭白虎团》,还有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画拿回家,贴在墙上,茅屋土墙、柴扉纸窗,一下子就有了光彩。那画面,至今还在脑子里清清楚楚的。
上了高中之后,过年的心思,渐渐从吃穿移到了别处。学校墙报要出《新年特刊》,我便写文章。假期里,也不闲着,围着乡风民俗、村情家史、家乡风貌,记日记,写文章。那时候写的,现在看自然是幼稚肤浅的,但在心里,却刻下了深深的印痕。那时过年,小孩子还能得些压岁钱。守岁,或者大年初一给同族长辈磕头拜年,或者去亲戚家,一般都能得到一角钱,顶多两角。一年积攒下来,也能攒个两三块钱。那钱,装在口袋里,沉甸甸的,摸了又摸,舍不得花。
那时过年,除了吃喝玩乐,还能互相交流信息。小村几百口人,大多在地里刨食,在外面工作的寥寥无几。但通过待客、走亲戚,总能听到一些新鲜事——谁家的孩子学习好,谁家的亲戚去乡级机构或县里的工厂上班了,哪里的集上东西便宜,哪里的庙会热闹。这些信息,在生产、生活、学习上,都有用。
过年更是说亲的好时机。不少年轻人订婚,就定在正月里。媒人领着小伙子去姑娘家相亲,姑娘躲在里屋,隔着门帘偷偷看一眼。如果中意,便点点头;不中意,便摇摇头。那情形,有点像戏文里唱的。有时候在街上,会碰见穿戴整齐的小伙子,身后跟着媒人,往谁家去。人们看见了,便悄悄议论:这是去谁谁家相亲的。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年味儿,确实是浓的。可这浓,是相对于平时的淡而言的。有一个笑话,是讽刺一位好吃懒做的妇女的,说她“过了大年盼小年,过了小年没啥巴。忽然想起个二月二,一下子笑了个仰八叉”。这笑话,虽是取笑懒婆娘的,却也道出了一个理:正因为盼着,所以才有味道。那时候,白面馍、大肉片、收音机,都是稀罕物,平日里见不着,攒到过年一块儿享用,自然觉得格外香,格外乐。

今天呢,白面馍天天有,大肉片顿顿吃,收音机早没人听了,换成了电视、手机、互联网。若是以当年的标准来衡量,那真是天天在过年。可天天过年,反倒觉不出年味了。这是不是有点怪?细想想,也不怪。年味,本就不全在吃穿上。年味,是盼头,是仪式,是团聚,是乡愁。这些东西,不管时代怎么变,只要心里有,就淡不了。
愿今天这种看似淡实则浓的年味,永远醇厚、美好而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