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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海燕
寻找刘绍棠
[一]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先生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
他是北京通州儒林村人，死后葬在故乡的土地上。我多次去通州，想去祭拜这位大运河之子。一问乡人，他们说，那地方离通州几十里路呢。边走边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好打消前去祭拜的念头。
一年初夏，我给通州的朋友打电话，透露想到儒林村走一走的想法。朋友说，那不容易吗。他上网一查，说十分方便。在通州某处，下京沈高速，向南一拐，即是儒林村。这令我吃了一惊，从这条高速公路我走了不下几十次，没想到绍棠的故乡就在路旁。
/刘绍棠（1936~1997）当代著名作家。河北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人。1949年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2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并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到了儒林村，村口没有竖“儒林村”的牌子，而是写着“古沙堆旅游”。此村原名不叫儒林村，而叫古沙堆。儒林村这个名字是刘绍棠所取，因为他自己是著文之人，给自己的村庄贴上儒林之名。在古代，儒林学士，以其深厚的学识与卓越的品德赢得广泛的尊敬。儒林，二字是研究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学者社群，强调学术的传承性，指代致力于儒家学说学习和传播的儒生与读书人，起码形成一个读书人的圈子，才能称得上“儒林”。刘绍棠去世后，乡亲们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一个孤立的作家还构不成儒林的氛围，宁愿用古沙堆这个名字，也不用儒林村这个名字。
一条南北硬化的小路贯穿村中，路西的乡间屋舍十分规整。村里没有农家乐之类的小馆小铺，也没有可供游人观瞻的什么景物。只有几位大娘坐在路西的台阶上，说着笑着，拉着家常。她们告诉我，村里没有刘绍棠故居，也没有纪念馆之类的文物，儒林村的一草一木没有刘绍棠的任何印痕。
我听了心中有些悲凉，一位著名的作家，赤诚的大运河之子，在生他育他的故乡，却没有属于他的东西，也得不到他的有关信息，让人不可理解。这不能怪绍棠的乡亲们，农民生活不易，除关心他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没有能力，为绍棠做点什么。
反过来再想，中国的作家们也许不需要这些，他们来自平凡复又归于平凡，来自泥土复又回归泥土。活着，写那么多作品，都没有出人头地，死后，也别想去名垂千古。
我问村里的几位大娘，绍棠的墓地在哪里，我想去祭拜一下？她们说，沿这条路向南走，见一条向西拐的路，不远就是刘绍棠的墓地了。于是我循路而去，逢人便问，皆答不知。走了约3公里，见一个陵园，问陵园人，才知走过了，复又返回。再问，再找，还是没有寻见。回到儒林村，问乡人。乡人曰，你走过了，那个地方很不起眼，不注意，看不到。我复又返回。在汽车上，我看到一条下运河河堤的小路，其长度约10来丈远，小路尽头是乡民架起的铁丝网，铁丝网的那边，是一个果园。我说，可能就是这里。于是，沿小路走下去，见一个不大的小石碑，上写着“大运河之子——刘绍棠之墓”。石碑坐西面东，朝着河堤的方向。墓地则坐北朝南，一尊石头后，是一堆土丘，砖块将土丘围个半圆。在当今，这是一个简朴得不能再简扑的坟墓了。就是因为简朴，让我在这条路上往返几次没有发现它。我披着欲望的色彩而来，得到的却是一个失望的结果。
/当代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照片/
[二]
我与绍棠相识于1983年。一次进城到《北京晚报》去看王复羊，我向他提出拜访刘绍棠的要求，他立即答应，这好办。复羊与绍棠50年代就是好朋友，又是交心换胆的右派“派友”，复羊告诉我，绍棠住府右街光明胡同45号，就是中南海西门对门的那条胡同，进入后向北走，不远即是。告别复羊，我便冒冒失失地直闯刘绍棠的家。他那个院子，不是四合院，三间主屋，坐南朝北，北面无房，院中有东西两厢房、厨房，还有几棵枣树与槐树。显得有几分破败。就是这么一个小院，童年的我，在皖北平原上，像听天书一样，听说刘绍棠用一笔稿费购买了一座四合院。我想，那个四合院肯定是十分富丽堂皇的，没想到小院寒酸到这个地步。三间正房，中间的明间是客厅，东间是卧室，西间是书房。我在门外高喊：有人吗？
书房里有更高的声音传出：有，刘绍棠在此。这声音很有力度，带有温热的亲切感。哪怕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这一声回答，能给人带带甜甜的琼浆。
我坦然走进屋内，见一位肥胖的大个子男人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右手握笔，左手拿把大蒲扇，坐在一张破旧的写字桌前写东西。不用介绍，此人便是刘绍棠了。
我说，我是王复羊的朋友，今日慕名来访。我指着外面的院子说，小时侯，听说你用一笔稿费买了一座院子，就是这里吧？
/著名作家刘绍棠 著《青枝绿叶》（群众出版社出版）/
刘绍棠说，是。当时花了7000块钱。
他问我：在何处当兵？
我答：在青海，刚调北京不久。
他说，怪不得你认识王复羊，都是从雪山草地而来呵。
我说，我是从大漠而来。
绍棠说，你说慢点，我记在本子上。说着，他拉开抽屉，翻腾了一阵，抽出一个本子。他问一条，我答一条。他一一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我原想，绍棠应该是大江奔腾的性格，写起文章，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想不到生活中的绍棠，是如此细致，接触一个人，他便沿着这个人的生活与经历行走，像是沿着一条河流行走一样，放出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的敏锐思想。这一条，很可能是他走向一个成功作家的通道。
刘绍棠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1948年参加革命，1949片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从13岁的中学时代开始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那时，他立志要成为人民的作家。
绍棠的成名，离不开唐非。唐非是中国记协书记处原书记，是新闻界的领导与著名的报人。记得在一次记协的活动会议上，有人向我介绍唐非说：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报人，还是一位艺术的园丁。刘绍棠最初的小说，就是通过唐非编发的，后来刘绍棠成为著名作家。
为此事，我问过唐非。他说，确有此事。1951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任副刊编辑时，有一天，他收到一篇题为《红花》的小说，署名刘绍棠。他认为小说写得十分成功，便把小说推荐给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同志。柳青经与陈绪宗总编辑商定，这篇小说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并且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这篇小说，引起文艺界与广大读者的关注，刘绍棠由此获得团中央的重点培养，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梦乡。
由于刘绍棠受苏联肖洛霍夫和中国老作家孙犁的影响，他想过一辈子田园生活，住在家乡写乡土小说，以自己家乡为基地，写反映当时农村田园牧歌式的作品。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趴在儒林村荒屋寒舍的土坑上一字一字地写出长篇小说《地火》《青草》《狼烟》等。1979年重返文坛后，他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写出《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等27部作品，而且接连获奖，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些乡士文学散发着泥土的清香与优美，形成了他的艺术风格。
/著名作家刘绍棠 著《蒲柳人家》/
我对绍棠说，读你的《蒲柳人家》，让人感动，尤其是小两口洞房的那段对话，写得十分逼真，语言朴素，心理刻画细腻，富有诗情画意。男的说，他疼女的；女的说，疼我，你能为我做什么？男的说，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女的说，你那个手指头粗得像木头棍子，能给我绣花吗？
绍棠闻之大笑，说：看来，你真用心读了，记得这么清楚。我写小说，是受《红楼梦》的影响，《红楼梦》书中人人都有个性，王熙凤，够毒的；贾琏，够坏的；尤二姐，够贱的；平儿，够难的；宝钗，够阴的；晴雯，够俊的；尤三姐，够硬的。
绍棠说，通过对《红楼梦》的阅读与思考，借鉴与学习，我体会到，写小说必须追求个性语言，用个性语言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与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以人物在动态中的准确的细节描写，来描绘人物形象。
我问他，《红楼梦》你读了几遍？
他答，至少10遍以上。
他问我，你读了几遍？
我答，一遍，囫囵吞枣。再后，都是乱翻。
绍棠说，那不行，一年得读它一遍，当必修课来读。
说完，他拿刀切西瓜。切完，他给我捧一块。我的一块还没有吃一半，他三下五除二，已经吃掉两块了。他的嘴，仿佛像把锯子，西瓜从他嘴边一过，滋溜一声，把西瓜瓤锯得个一干二净。
吃完西瓜，他继续说，搞文学创作的人，不能骄傲，骄傲非栽大跟斗不可。这是他人生的经验之谈。1956年3月，经康濯与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他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批准，他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当时，他的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势。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大会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猛烈开炮。大会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一位领导要处分刘绍棠，可是胡耀邦不同意。出于爱护，胡耀邦严肃批评刘绍棠：今后少参加那些活动，除写作外，你就是读书，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有事向我汇报。
/著名作家刘绍棠 青年时期照片/
但是，年轻的刘绍棠没有听进去。1957年，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之际，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刘绍棠的言论，遭到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的帽子。
后来，胡耀邦问刘绍棠：为什么划你右派？刘绍棠给自己戴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帽子。胡耀邦说：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啊！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不允许骄傲的。骄傲有罪！
刘绍棠不禁愕然，在别人看来，他反动透顶，身上背着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在胡耀邦眼里，这一切都是个人性格的小毛病。他直楞着眼睛张大了嘴巴。胡耀邦送给刘绍棠一句话：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骄傲，仅仅因为骄傲而被打成右派的，何止是刘绍棠一个人，丛维熙，邵燕祥、白桦、公刘、王蒙，数不胜数。他们都是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因为想放射出自己个性的光芒，因为年轻气盛、颇具才华、敢说真话，而成为右派。有眼睛的人，居然不能在光明的坦途上行进，这世界还有目标之林吗？还有阳光明媚的广场吗？
在绍棠处，我们畅谈了两个小时。我起身告辞时，他将我送至大门口。我说，把门拴上吧。他说，不拴。说不定还有人要打上门来，来来回回开门浪费时间。
[三]
从绍棠墓地折返儒林村，我想和绍棠的乡亲们聊聊他们眼中的绍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问三五人，皆答不知。又问一位开小卖部的李姓老人，他说话十分难听，我不知道什么作家刘绍棠！
我说，绍棠打成右派，回村劳动20多年，你那时已是10多岁的孩子了，怎么不认识绍棠呢？
他回答的十分肯定，不认识。
我问，儒林村有多少口人？
他回答，400多人。
我心里默念道：400口人的村庄，绍棠返乡时，不过200多口人，平反时大约300口人。区区一个小村，怎么不认识刘绍棠呢？
一位约70岁的大娘说，你到路东刘绍进家问问，他是绍棠的堂兄弟。
按她的指点，我敲开刘绍进的家门，开门的是绍进的女儿刘佳。她说，爸爸上地干活去了，她不认识刘绍棠。
我说，你没读过刘绍棠的小说吗？
她说，没读过，只看过电视剧《运河人家》。
我觉得奇怪，绍棠的家族后人居然没读过绍棠的小说。说来又不奇怪，有人统计，世界上读书最多的国家是以色列，年人均读书67部，其次是日本，年人均读书48部，中国年人均读书仅为一部。一个年人均读一部书的国家，难道强求一个乡村女孩，必须去读绍棠的书吗？
再问，村里有无恢复绍棠故居或建立纪念馆之类的事，刘佳皆一问三不知。
/《刘绍棠纪念文集》张明·郑恩波 主编（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没来儒林村之前，我想，这个村因为出了刘绍棠肯定文风很盛。薄游一番之后，没有一点能证明该村是“儒林”之村。我在村里问数人，何年何月该村得儒林之名？众人皆答不晓。后来细查资料，方才得知上世纪50年代，才更名儒林村，大概是因为刘绍棠那支笔，让这个古老的村庄摸到这个儒雅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并未笼罩它的实质与未来。
刘绍棠的夫人曾彩美对儒林村曾表达过这样的感激之情，她说，没有儒林村的父老乡亲，就没有刘绍棠的文学成就。在刘绍棠最困难的时候，儒林村的老百姓保护他没有受到冲击。
这才过去多少年？儒林村的乡亲们怎么对这位著名的作家如此陌生呢？
告别儒林村，我到村西的大运河畔，这里距儒林村约一华里左右。大运河，是刘绍棠的母亲之河，他用一生的心血创作的乡土文学，都是献给大运河的，也因此被称为“大运河之子”。
大运河在儒林村一带已经干涸，没有流水，没有涛声，只是一段散发着异味的河床，河岸上没有杨柳垂岸，没有扁舟飞驰，当然，更没有什么蒲柳人家了。大运河在这里死了，它只是活在刘绍棠的文字里……
儒林村，多好听的名字呵，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留不下一个完美的轮印？
/《刘绍棠纪念文集》张明·郑恩波 主编（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没来儒林村之前，我想，这个村因为出了刘绍棠肯定文风很盛。薄游一番之后，没有一点能证明该村是“儒林”之村。我在村里问数人，何年何月该村得儒林之名？众人皆答不晓。后来细查资料，方才得知上世纪50年代，才更名儒林村，大概是因为刘绍棠那支笔，让这个古老的村庄摸到这个儒雅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并未笼罩它的实质与未来。
刘绍棠的夫人曾彩美对儒林村曾表达过这样的感激之情，她说，没有儒林村的父老乡亲，就没有刘绍棠的文学成就。在刘绍棠最困难的时候，儒林村的老百姓保护他没有受到冲击。
这才过去多少年？儒林村的乡亲们怎么对这位著名的作家如此陌生呢？
告别儒林村，我到村西的大运河畔，这里距儒林村约一华里左右。大运河，是刘绍棠的母亲之河，他用一生的心血创作的乡土文学，都是献给大运河的，也因此被称为“大运河之子”。
大运河在儒林村一带已经干涸，没有流水，没有涛声，只是一段散发着异味的河床，河岸上没有杨柳垂岸，没有扁舟飞驰，当然，更没有什么蒲柳人家了。大运河在这里死了，它只是活在刘绍棠的文字里……
儒林村，多好听的名字呵，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留不下一个完美的轮印？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