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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25 22:59:35 1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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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口碑

孙运宋

爷爷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2个年头了。但是在我们沙窝村甚至我们临沭县白旄镇，只要提起孙家利这个名字，许许多多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我至今还保存着的爷爷的一件遗物，那是爷爷生前留下的一个笔记本。每当想爷爷了，就把笔记本拿出来，看上一阵子。爷爷没上过一天学，却能认、能写很多的字，那都是他年轻时，特别是在担任村干部的几十年间自学的。笔记本是父亲从爷爷的抽屉里找到的，要我作个念想，好好珍藏着。笔记本的第一页上写着：“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后边的几十页里，写着我们村的大事记，烈、军属和五保户名单，村中街道整修安排，以及村庄规划发展远景设想……可以想见，这都是那时候爷爷挂在心头上的一些重要的事儿。

在我们村，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些老人，常常说起我爷爷担任大队书记的时候，为群众办的一些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儿。

现实生活中，人们眼里都有一杆秤。每当议论起历届村干部时，都说我爷爷好，说他当支部书记的时间最长，干得最拔尖儿。爷爷从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就当村干部，连续干了37年。时间跨度上，不仅在本村，就是周边的村子里，也是独一无二，至今没有超越的。我常听爷爷说：“当干部要长久，叫人们说好，最要紧的一条要记住，就是别为自已，多为老百姓考虑。”我常常想，如果爷爷在位上不清白、不公道、不尽力，不为群众干实事儿，群众和上级也不会叫他一届接一届的连着干，干得那么长远。在我们农村，这样的现象比较多，有的担任村干部一年半载就下去了，甚至有的干部因贪污腐败被查办，蹲了监狱。人们议论说：“这跟咱家利老书记没法比，要是跟老书记学着点，还能混得这样丢人现眼了。”

当年有一件事，让爷爷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那是爷爷在抗洪救灾中，带领党员干部向党旗宣誓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我们那个地方，至今还被人们被津津乐道，成了党员上党课的宝贵资料。我们村紧挨着沭河。1974年6月25日夜，因连降暴雨，沭河在上游决口，汹涌的洪水涌进村里。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爷爷把全村党员干部集结到村办公室大院里。在齐腰深的洪水中，爷爷喊出“人在旗在”，他把党旗从即将倒塌的办公室抢出来，悬挂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上。爷爷与党员干部们都打开了手电筒，齐刷刷地照耀在党旗上，面向党旗高高举起拳头：“我们向党保证，党员在，乡亲们就在，党员在，村庄就在。”在爷爷带领下，党员干部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分头行动，把乡亲们和生产队的牲畜转移到地势较高的东大沙滩上去。爷爷带领几个青年，挨家挨户地转移烈属、军属和五保户。经过一夜奋战，全村所有群众和所有大牲口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在当年春节之前，又为一百多户倒塌房子的人家全部建起了新的住宅，农业生产也很快恢复起来。在灾后，村里人都说“咱家利书记亏大了”。人们所说的亏大了，是指两件事：一件是爷爷把自家刚被洪水淹死的三百多斤的大猪收拾收拾，一分钱不要，分给乡亲们吃了；另一件是爷爷一直奔波在抗洪第一线，泥里水里的，被折腾得病倒了。

村里人都知道，爷爷和那时的临沭县委书记赵立修有过患难之交，被传为佳话。那是在1969年秋的“特殊时期”，县委书记赵立修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爷爷拍着胸脯，以自已的脑袋作保证，把赵立修和夫人、孩子，暗中接到村里保护起来。赵立修从1961年就开始担任临沭县委书记。战争年代他曾经在滨海地区当过侦察员，也当过区委书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在三年困难时期，赵立修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先后不止一次到沭河沿岸的乡村调研，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深受群众爱戴。殊不知，我爷爷的父亲，即我的老爷爷，也是从沙窝村走出去，与赵立修同时期的党的干部，在从郯城秘密返回村里开展革命工作时，为保护上级党的干部，而遭到敌人逮捕杀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文革”时赵立修之所以能放心到我们沙窝村避难，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村在战争年代是出了名的铁打的“红色堡垒”，也知道爷爷的为人。爷爷选择了几个党员干部，作为暗中保护赵立修的特别人员，并商量出“一要保密，二要安全”的防范措施。爷爷把赵立修一家安排到靠近“金沙粟海”的小学教师、党员孙友苏家中。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赵立修一家在爷爷的严密保护下，安全地住了六个月，直到县里形势有些转机了，才离开这里。在村里发生特大洪灾后，己调任费县工作的赵立修，没有忘记曾经保护过他的爷爷和乡亲们，他拿出自己的积蓄，用汽车送来了大量的水泥，煤炭，化肥，以及瓷碗等许多生活用品，帮助我们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爷爷曾先后多次去看望过赵立修书记，赵立修和夫人，也先后多次带着孩子到外面村看望爷爷和乡亲们。村里人说：“家利书记与赵立修书记，交情深着呢。”

村里人经常感慨说，“家利是滴酒不沾的书记。”有些知道底细的人说，爷爷不是没有一点酒量，而是怕守不住关口，喝了公家的酒，喝了乡亲们的酒，落下个多吃多占、吃吃喝喝的坏名声，所以才坚决不喝酒的。在那个年代，村里来了上级领导等客人，也少不了打壶酒，炒上几个菜招待一下。但爷爷从不陪客，也规定其他村干部不能陪客上桌。爷爷怕冷淡了客人，就蹲在一旁，抽着自卷的旱烟，陪着客人拉呱儿。客人叫他上桌，他就推辞说：我不能喝酒，一喝就过敏，弄不好还得上医院。”如果有吃剩下的酒与饭菜，爷爷就掏出他的笔记本，查看一下，对大队会计说，这次该送给哪个五保户了。这是爷爷立下的规矩，村里招待客人剩的东西，任何人不能动，必须送给五保户。村里还流传着有关爷爷的一个歇后语：谁谁告的那个状——没影儿。这是说，爷爷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只有一封人民来信是告他的，还告错了。村里有一对夫妻闹离婚，爷爷不想拆散这个家庭，就三番五次地做女方的工作。女方娘家支持离婚，就怀疑是爷爷喝了男方的酒，才去偏袒一方，就写人民来信把我爷爷给告了。村里人听说了这件事情，都笑了，说告状也不会告，告什么不好，非告他喝酒，谁不知道他滴酒不沾。

在许多年里，有好多有关爷爷的宣传报道，爷爷的事迹刊登在了省里的报纸上。前不久，从老家调到省城工作的刘廷銮，在济南出版社出了一本《白旄楼》的散文集，书里有篇《魅力》的文章，就是专写我们沙窝村的。文章写到了我爷爷的故事，写爷爷“的确是个人物，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爷爷来说，这个评价，乃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