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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海燕
穿越炮火的祭礼
[一]
一天，范长江先生的长子范苏苏给我打电话，问我认识一位叫方大曾的记者吗？我说，不认识。方大曾是哪个媒体的？
范苏苏说，我说错了。方大曾1937年9月牺牲了。他发稿的笔名叫“小方”。我说，是范长江写的《忆小方》的那个“小方”吧？范长江所编的《西线风云》曾选他两篇文章，一为《由娘子关出雁门关》，一为《血战居庸关》。人们知道“小方”，谁知道他叫方大曾呵。
范苏苏说，就是此人，他是抗战初期一位了不起的记者，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冯雪松先生编《解读方大曾》一书，书中收录他的照片和文章，请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根据这些照片和文章，写一些阅读笔记，请你也写一篇。
我回答，方大曾是用笔与日本鬼子“拼刺刀”的记者，我肯定要写，义不容辞。
随后，我从苏苏的邮箱里下载了方大曾的文章，央视冯雪松先生给我送来了他写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
打开书页，我走进炮火连天的岁月，我听到了一位记者为了民族存亡的呐喊与心跳，我走向战场，走向了方大曾构建的精神世界。
[二]
方大曾是一位卓越的杰出的战地记者。
方大曾的责任与使命中，站立着一个“民”字，这个民，就是民族与人民。
方大曾是一位有骨气和血性的记者。他的骨头是长城的砖头构造的，他的血脉中流淌着愤怒的黄河。
方大曾是全能记者，他的图片可与沙飞媲比。沙飞是鲁迅的崇拜者，也是为鲁迅拍摄遗像的人，后来参加八路军，他的摄影照片，构成中国半部抗战图片史；而方大曾所留下的800多幅摄影底片被国家博物馆所收藏，成为永续千秋，永远不死的文物。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1937年？)，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出生于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外交官家庭，1934年中法大学毕业，中国战地记者、摄影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拍摄《日军炮火下的宛平城》《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等作品，被公认为中国抗战“第一照”作者及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
方大曾的文字报道，堪与范长江相比。
诗人方殷称：见解独到，角度深刻，思想独立，风格明显，是驰骋长城内外，报道救亡爱国的名记者。他与范长江、徐盈同负盛名。
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说，范长江与方大曾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我以为方汉奇先生的评价还略欠精准。从方大曾所存留的文字报道看，他并不在范长江之下。只是因为闪电般的短暂生命划过天空之际，未等得人们认识，便消失了。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和大师水准的作品，基本完全沉入历史深处。客观而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还没有方大曾这样的摄影报道与文字报道不分伯仲的全能记者。文字是他的利刃，图片是他的火炮，都是中华民族图存救亡的利器。
他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抵临前线报道的记者，他是被摄影史家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的人。作家余华说他的作品“像是30年代后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说他用人类超前的眼光，看的是地球的居民，地球的环境。他拍的照片你看不到党派，只能看到中国人在为自己的生存和一个异族做斗争，摄影家就是那么简单，能呈现出这些就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摄影家对摄影家的定义。
而我要说明的，像方大曾这样的记者，才像是个中国式的记者，也只有像他这样的记者，才能代表中国与那些世界级的记者相提并论。
中国记者很多，有许多记者不像记者，有记者的皮，没有记者的胆量与勇气，没有记者的骨头与责任，没有记者的目光与定力，没有记者的胸怀与情感。方大曾这样的记者绝不会因为从某人手中获得一块面包，获得一点职务与名利，而失去自己的意志，而忘却人民的痛苦，什么样的荣华富贵都换不去他心中珍藏的那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什么样的语言诱惑，都不能收购他的良心。
中国记者很多，而在人民心中站立并站立久远的记者不多，而方大曾在老百姓心中站住了，并和伟大的抗战史一道，永远活在一个国家的记忆里。
/方大曾 图文报道《卢沟桥事件》，刊载于《良友》杂志 1937年7月号/
穿越历史的炮火硝烟，我们向他致以庄严的祭礼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为了深沉的怀念，更是呼唤一些有良心的记者们，能像我们的先辈方大曾那样，在当下做一个让老百姓满意的记者，让人民记住记者是人民的记者。
[三]
方大曾不是由于战争而一举成名，可以说没有战争他注定是一名好记者，他是干记者的一块好料。他自己受过系统的训练，有这方面的知识技能；另外，他是个天才，在这个基础上，他必定会成为这领域的全能型记者。
除此之处，解读方大曾的成功，我以为有必要从几个节点上去把握和探索。1935年，方大曾虽然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人成立了“中外新闻学社”，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但那时鲜有文字报道见诸报端。他真正的新闻生涯始于1936年，结束于1937年9月18月，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有几个节点，标定他人生情感和信仰的坐标，使他认识了做一个杰出记者的标准、形象与格调。
其一，是在1936年，他邀请高尚仁看他翻拍的斯诺访问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拍摄的照片。在国民党统治的华北，他的这一行动，显然是在极其秘密下进行的。从斯诺的照片中，他看到陕北高原动人的异彩，看到了共产党人描绘出的那一条新鲜的风景线。斯诺的笔和镜头说服了世界，自然也说服了方大曾。虽然他和斯诺还没有接触，但从斯诺的作品里，他知道了什么是记者的反应机敏与野视广阔，当什么样的记表既是时代潮头的瞭望者，又是历史风云的记录者，坚定了他做斯诺这样记者的信心。
其二，以国难与人民的疾苦作自己的教科书，写出当时的国事国情，民生民怨。特定的国情，决定了他特定的世界观与思想感情，并以此作为认识、分析、鉴别事物的能力，从而对问题有深刻精辟的见解。如他1936年所写的《矿区杂记》《绥远的鸦片问题》《冀东视察记》《张垣一瞥》《晋北煤业状况》《从大同到绥远》诸文中，都体现了他观察社会，认识世界，居高临下鸟瞰世界的认识能力与高远目光。流泪的山河，苦难的民生，是他报道的背景与深景。笔下涌出的东西，哪怕是苦难的，但有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倒逼着中国人喊出：“中国必须站起来！”对他的这些作品，不仅是作新闻作品来读，更重要的是在读中日开战之前，一个承载战争的沙盘地形图。在一个鸦片泛滥、妓女猖獗、民不聊生、国难当头的时刻，即将爆发的战争，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怎样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方大曾从人们这些司空见惯、置若罔闻的事实中发现新闻，并较快地从这些似乎与战争不搭界的信息中判断出新闻的价值，掂出新闻的分量，能够让读者在以后所变动的事实中，比较出预见的准确，以及发现事物的来龙去脉及其内部的必然联系。读方大曾的作品，仿佛在用双手抚摸流血的国土，让人压抑，让人痛苦得喘不过气来。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市赵家坝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领导者和新中国新闻事业开拓者。/
其三，方大曾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和范长江的相识。范长江向方大曾传授了什么独门秘籍，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但他和范长江认识后，他的水平与文风大有改观与提升。1936年12月初，方大曾离开北平到绥远前线进行了长达43天的抗战初期著名的“绥远抗战采访”，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写成《绥东前线视察记》等战地通讯，这期间，他与著名记者范长江相遇。
此前，方大曾的文字报道不能说不好，但没有好到一种极致。他的一些报道，就像有枝无叶的树木，虽有事实，但缺少一种灵气与生机，材料堆积过多，字里行间涌动不起激情的波涛。
与范长江相识后，他的文风大变，叙事风格颇像范长江，如《卢沟桥抗战记》《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血战居庸关》等报道，如果不署名“小方”，大多数人会认为出自范长江之手。他以精湛的技法，把战地新闻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淋漓尽致。他的通讯，写得真正达到了“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境界。
因为绥远的相遇，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他与范长江在华北战场再次相见时，范长江推荐他担任上海《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范长江是方大曾人生道路上的伯乐。真正的第一个范长江新闻奖的得主不在20世纪90年代的记者中，而是被30年代一个叫方大曾的人摘取了，他用生命践行和诠释了范长江精神。
其四，方大曾的成功，源于他超人的新闻嗅觉。他的新闻嗅觉之灵敏，超乎一般记者。1936年11月8日写成的《宛平之行》一文，便可见端倪。这年10月20日，方大曾作宛平之行，这个时间距“七七事变”还有8个月。他写道：
“日军营位站东，所以从北平来，第一个印象，即是首先见到一片红色的崭新的营房，军营的正门，面向西开，遥对着车站，太阳旗飘荡在高矗云表的白杆上，守卫兵的附近，放着几个铁刺架子，这是障碍设备。”
这里揭示了日军侵华已有了准备。他写道：
“走进这条唯一的商业街，就可见到所谓浪人也者的生物了，比如穿着蹩脚西装的，大而破的皮鞋，又有马裤其下，鸭舌帽猎装其上的……奇怪的是他们到能和中国的官民人等和平相处。”
/冯雪松 主编《解读方大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里揭示了“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人的虚伪。他采访我军的一位守卫排长，排长说：“现在咱们友邦天天找机会要造是非，不是在25号又要大演习了吗？”排长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正现在全国人民都监督着政府对日的外交，所以不至于向他们太让步了……反正是不能让他们过去卢沟桥。”这里，揭示了战争已有前奏，且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何时发生，那仅是时间问题了。
《宛平之行》可以看出，方大曾是一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子，他洞察先机，早在8个之前，向世界报道了山雨欲来的战争形势
记者不是为写表扬稿为己任，而是追求事实的真相。客观事物千变万化，揭开事物真相，记者身上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那么，什么时候最能见证记者的真实本领呢？这是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看他能不能像战士抢占高地一样，率先向世界报道事实的真相。
一位富后经验的记者说，如果一生能得到三个独家新闻，就是大记者。称不上“独家新闻”的或能算上“大新闻”也可以。一条消息轰动與论，举世瞩目，这样的新闻即使写上一条，也遂了记者的平生之愿。方大曾做到了这一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当即骑着自行车赴现场采访，首次全面地报道了卢沟桥战事，这一条也就够了，足以让他走进中国新闻史的册页之中，足以让他站在当代名记者的行列里。
其五，方大曾的成功在于干记者不是为了任何经济利益，他有独立的人格。他家境很好，完全可以不到处去跑。他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方家在北平有一处四合院的老宅子，家底殷实，生活富裕，他当时应该属于富二代。但是为了实现图存救国的伟大抱负，方大曾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成为一名视死如归的战地记者。他不以个人的私利而苟活于世，更不以权宜的短见而掩盖历史是非，而是以生命作笔，勇敢地担负地记录历史的崇高职责。
[四]
犹如说方大曾是记者，不如说他是战士。
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似展翅的雄鹰，高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
请看他的时间安排：7月10日在卢沟桥采访，《卢沟桥抗战记》一文7甲23日由北平寄出；
7月28日，抵达保定，7月30日写出《保定以北》；
8月11日在保定写出《前线忆北平》，这期间又写了约6000字的通讯《保定以南》；
9月4日在大同又补记了《从娘子关到雁门关》；
9月7日，在大同又补记了《血战居庸关》，而血战居庸关的时间是8月8日至8月20日。
读这些通讯，令人感到惊讶，方大曾难道有三头六臂？难道分身有术？一会北一会南，一会东一会西，他是怎样穿越日占区而达到我军阵地的？另外，方大曾肯定置身于战场，绝不是凭汇报和现成的资料而写成报道的。在《血战居庸关》一文中，他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日本一队骑兵前来搜索，但是他们不敢进来，只停在山坡下面，很滑稽地向我们的阵地喊：喂！有人没有？我们的弟兄们都隐蔽在山头上，大家觉得非常好笑，一个弟兄忍不住地回答了一声：没有人！这个不合逻辑的回答，也不知道他是故意和敌人开玩笑呢，还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而不加思考地说出来呢？不管怎样吧，敌人一听到有人声，吓得拨转马头就跑，拼命地飞奔回去了。
/中国战地记者 方大曾/
方大曾对战斗的现场细节描绘，写得张弛有度，时而扣人心弦，时而一马平川，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深切动人。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感受了那种气势，体验了那段经历，体会了那种感情。
他写汤恩伯，写得实在精彩：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的确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民族抗日战争的火线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所见到的那种状态，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维持着。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领，原来一定是合适的，但现在看去已经特别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只手去。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些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他到前方指挥，对着兵士沉痛地说，你们好好地打呀！他只能说出这样简单的话了，他简直就不会再说第二句话。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里就充满了泪水，怎么能流出泪来呢，只好从鼻子里噎了进去。兵士们见到这样一个人，猛然间是认不得他是谁了。噢，这是军长！
在方大曾笔下，把这个像鬼一样的高级将领，还原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而多少年来，总有一些记者把这类民族真正的人，写成鬼，写成魔。对照一下方大曾，当下的报道，如何改变逞意悬谈，腾其口说，一人杜撰，万报誉写的吠影吠声的报道，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五]
1937年9月18日，在河北蠡县，方大曾寄出他的最后一篇报道《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之后，再也没有了消息。这一年，他年仅25岁。
他是一颗出膛的子弹，当命中鬼子的身躯之后，他或许穿行在苍茫的宇宙之中，很难再寻找到他运行的轨迹。
/冯雪松 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
好在，央视一位叫冯雪松的人，辑佚钩沉，用他16年的时间，把一个匿影在战火硝烟中的生命，重新点亮，将一位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方大曾又拉到时代面前，让我们与这位英雄的记者得以面晤与交心。他对时代的忠实记录，他对人民的悲悯鼓舞，他用生命换回的近千张抗战的图片与文字，对我们这个民族与未来，是极其的弥足珍贵，不仅复苏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弥补了一份家国的记忆，还给当下记者提供了一种参照，提供了一种力量。
阅读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和范苏苏提供的方大曾的文稿，我竟然在梦中梦见了方大曾。
我问他，到哪里去？
他答，到百灵庙去。
我问，怎么去？
他答，骑马去。
几个人一路？
他答，还有个马伕。
你带什么东西去？
他答，就是身上带的一点。
醒来，觉得可笑，这不是当年范长江与方大曾的一段对话吗？怎么变成我送别方大曾了。噢，这个老前辈，看来是在教我这个后来者如何做人，如何做文。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