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吴有恒，是多视角、多维度的历史回望。衡量一名领导者的水平与远见，最关键的标尺，便是在历史转折、沧海横流的紧要关头，如何判断、如何抉择、如何行动。吴有恒正是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以罕见的政治定力，力排众议、坚守正确方向，在南粤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史料记载，中共七大结束后，吴有恒与大批革命干部随军南下返回广东。1946年夏，他受广东区党委委派，先后担任南路副特派员、南路特派员，就此踏上华南革命斗争的新征程。

吴有恒（右二）家中留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迎来新的关口。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局面，积极与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集团蓄意发动内战，悍然撕毁协定，于1946年6月26日发起全面进攻，大举进犯解放区。此时，广东东江纵队正按照协议实施北撤，华南革命形势陷入空前险恶。面对危局，不少人陷入悲观，认为广东将迎来“十年八年的长期黑暗”，公开武装斗争已无可能，主张遣散部队、停止发展，仅留下少数人员长期隐蔽、保存火种即可。

       而吴有恒抵达南路后，立足形势发展变化，倾听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呼声，毅然作出决断：不仅要恢复公开武装斗争，更要大力发展武装斗争。这便是粤西、粤中革命史上“大搞吴”的由来。

       可惜的是，广东区党委部分领导人未能认清客观形势，将这一正确决策错误定性为“左”倾冒险主义，对吴有恒予以批判、撤职，并将其调回香港。但历史自有公断，实践最终证明，“大搞吴”完全符合华南革命实际，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

       “大搞吴”的成效，体现在革命斗争的方方面面：

      吴有恒在粤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将队伍从小规模发展到1.6万余人。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正式成立，他担任司令员，率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牵制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在他领导下，粤中纵队配合南下大军作战，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多次“扫荡”“围剿”，作战360多次，毙伤俘敌3000余人，争取敌军起义投降30余起共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1949年10月，粤中纵队协同野战大军追歼南逃之敌4万余人，为解放粤中、解放广东全省作出重大贡献。

       他领导建立多处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推动减租减息等民主改革，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赢得人民衷心拥护，筑牢了革命政权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

       他坚定果敢的斗争姿态，极大鼓舞了粤中军民的革命士气，凝聚起更广泛的革命力量，为华南地区解放奠定了坚实根基。

       综上所述，“大搞吴”在武装发展、根据地建设、配合主力作战等方面成效卓著，为粤中乃至广东解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彰显了吴有恒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卓越的领导才能。尽管他当年蒙受错误处分，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历史正式还原其决策的正确性。实践雄辩证明：国民党撕毁协定、发动内战后，吴有恒在南路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完全正确，当年的错误指责，终被历史彻底纠正。

        为何在众说纷纭、迷雾重重的历史转折关头，吴有恒能始终保持清醒、站稳立场、作出正确抉择？

      究其根本，除了他在革命圣地延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获得了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外，更在于他一生坚守、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他不盲从脱离实际的主观判断，不被一时的悲观论调左右，不照搬不切实际的工作指令，而是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精准把握南路、粤中的敌我态势、群众基础与斗争条件；坚持一切从南粤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地方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革命理想与现实条件相统一。正是这份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让他在复杂形势中辨明方向、在压力面前坚守正道，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正确决策。

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精髓，也是吴有恒在沧海横流中定力如磐、行稳致远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