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态度（随笔）

                   毋东汉

       我从16岁开始在县报发表小诗，坚持到现在，已快70年了。写作态度源于写作动机。开始是课余爱好，闹着玩，没想到还有稿费。后来参加农业劳动，写作是副业。我要学习农民诗人王老九，扬言要当“长安的王老九”，羡慕他的名声。文革中批判“三名三高”，我才认识到写作应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虽然没有了稿费，我仍乐此不疲。从写小诗发展到散文诗、叙事诗，又写革命故事。虽然仍没有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不小，我被县文化馆视为典型扶植，每次照相都被安排到靠前居中，还在许多场合让我“介绍创作经验”，我享受了不少荣誉，穷欢乐。在小峪水库工地，我体验了战天斗地生活，写了长篇小说《水有源》，被列入出版计划。由于里边没写走资派，政审未过关；后来遵命增加了走资派，政治形势变了，又因有走资派描写而不能出版。看来，配合政治是必须的正确的，但跟风写作是不相宜的。

       汤房庙小学校长王步藩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招聘我进校园当民办教师。我把体验生活基地移在校园，学生是我工作对象、服务对象和研究对象。我爱学生就多了一个层次。我发现用忆苦思甜和用领袖教导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审美疲劳时，琢磨出讲小故事寓含大道理的办法。效果还不错，积累多了，我出版了《育圃寓言》，陈忠实仁兄题写书名，候雁北老师写序。我班的学生雷爱玲，又怪又灵。她周日挖水芹菜，跌到泉里淹死了。她的作文写得好。我为了纪念她，以她为原型启发，塑造一个少先队员成长过程，写了长篇儿童小说《怪灵外传》，先在《学生作文报》连载，过半以后出单行本，赵熙先生为我题写书名，挚友樊耀亭作序，何少南插图。我还把业余创作和作文教学紧密结合，出版了《作文教学刍议》，还参与主编了《王莽乡师生文选》，得到领导支持和同事好评。我的业余文学活动得到上级和同事的帮助，省市县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和省市县报社老师的扶植。省艺术馆呂毅老师为我和惠德普修改革命故事《心红胆壮闯虎穴》，给我画相，教唱京剧《红灯记》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他的孩子叫“吕东东”，也带个“东”字。市文化馆的李翠荣老师，是我出第一本书《风雨灯》的责任编辑，（翟曜作序），她还介绍我加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县文化馆的高如岳老师把我列入业余作者队伍，我参加多次创作会。郝贵钟老师用自行车带我去斗门参加故事会，我在会上介绍“创作经验”。卢恺老师与《西安日报》丹舟老师把我调到报社，我当了五个月临时助理编辑，我学会了编辑校对和画版。为后来当省《学生作文报》、小峪水库《水利战报》编辑作了铺垫。其间我加入了市作协、省作协、县作协，充当县政协文史员，参加省、县柳青文学研究会，我参加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当选副秘书长、副会长和《东方红》诗刊副主编。后来，参加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是《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他平易近人，和我合影时手牵手，还叮咛拍照人把手照上。我凭论文入选参加年会三次，两次发言。借此类机会见到著名诗人贺敬之、毛主席秘书张玉凤、高智，见到了毛新宇将军。高智同志为我题写书房名：“樵仙居”，贺敬之同志为我题词：“抒人民之情”。我深受鼓舞。

        2003年我从王莽中学退休，也从长安政协退届，县关工委主任何斌魁老师收编了我，我从事关工委工作，至今二十年。我的写作与关教工作相结合，倾向儿童文学，作品有育圃系列（《育圃儿歌》《育圃童谣》《育圃童话》《育圃拾英》等），还有《同窗俊友》。在王作兆主任和各级领导齐心合力下，我们创建长柞工委纪念馆，我以长柞游击队寨沟起义为生活原型，创作长篇小说《热土情焰》，又以知青农青学大寨修水库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学稼苦趣》，还以老年人坚持信仰献余热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秋枫情殇》，是为“人生历练三部曲”，得到董颖夫会长支持，由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同时也在《书海网》《长安诗文》等网络平台发表。我把近五年发表的诗文，结集为《樵仙居秋歌》也出版了。我已共出20本书，加入中国作协是梦想。我已加入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和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都有相应的拙著。我不能沦为鲁迅在遗嘱中说的那种“空头文学家”，力求名副其实。

       我态度是：不胡写，不乱写，不停写。以写光明为主，为巩固人民江山社稷写，为歌颂公有共富写，为抒人民之情写。我作品获奖都是政府行为渠道，不收参赛费的，视缴参赛费为奢侈。我出书只赠亲友，或捐给母校。我不会辍笔，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即写作。我的经济收获就是把写作当脑保健操，心情愉悦，节省了医药费用，疾病见我绕道走。

   2026.2.13.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