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吴桦源/文

马前炮与马后炮：从修辞游戏到制度之问

2月12日，《都市头条》一篇题为《马后炮，固然需要，马前炮，更为必要——也谈“马后炮”的修辞学》的杂文，至次日阅读、转发量猛超30万。

30万，不是流量，是共鸣。不是作者有魔力，是读者太压抑。

当“早干什么去了”成为落马新闻下的固定刷屏，当每一次“雷霆出击”都伴随着“为何不早雷霆”的灵魂拷问——这30万次点击，是沉默者用指尖投出的选票。他们投给的不是一篇杂文，而是一个迟到太久的追问：我们的制度，为什么只奖励倒下的靶子上的神枪手，却保护不了站着的权力面前的吹哨人？

一、马后炮：安全的高地，迟到的正确

马后炮，象棋术语，残局杀着。挪至舆论场，成了“事后诸葛亮”的体面别名。

复盘每一份落马官员的“双开”通报，几乎都能找到这样的注脚：此人早有举报、早有传闻、早有问题。同僚知情，下属知情，甚至组织部门年度考核亦有模糊反映。然而，在纪委带走他的前一刻，所有人默契地保持了沉默。直到通报发出、铁窗冰冷，“马后炮”们方才登场——痛批者义正词严，剖析者鞭辟入里，感慨者语重心长。

这些分析，往往深刻，往往专业，往往正确。

唯独晚了！

晚了的正确，是不是正确？是。但晚了的正确，不是及时的纠偏，而是事后的站队。扁鹊见蔡桓公，四谏四拒，非医者不尽力，乃听者不纳谏。今日多少落马者，在“腠理期”时，身边未尝无扁鹊；只是那些扁鹊们，早早学会了沉默。

《周易》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已将“马前炮”刻入治理哲学。今人非不能也，是不敢也；非不敢也，是无保障也。

二、马前炮：稀缺的不是勇气，是安全

马前炮难在哪？难在风险前置。

马后炮对着已倒之靶，炮声再响，靶子也不会还击。马前炮对着还在位的人，权力未被褫夺之前，仍可调动资源、左右局面、定义敌我。向权力开炮，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它需要的不是道德勇气——那是戏剧化的英雄叙事——它需要的是制度性的安全兜底。

贞观之治的底色，从来不是李世民天生爱听骂声，而是谏官制度为“马前炮”划定了合法边界。魏徵一生进谏两百余事，多在决策之前、任上之时。他敢放炮，不是因为骨头比旁人硬三寸，而是因为制度告诉他：此炮合法，受炮者不可反击。

反观今日，制度设计的“兼听”机制不可谓不全——民主生活会、巡视巡察、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渠道纵横如血管。但问题不在“有没有通道”，而在“通道尽头有没有安全区”。实名举报者被打击报复的旧闻从未绝迹，民主生活会上一团和气的现象从未根除。若马前炮响过之后，放炮者反被炮轰、被穿小鞋、被“组织调整”，这炮，谁还敢放？

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成本问题。

三、沉默的螺旋：为什么“早该说”总在“晚来说”

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概念——“沉默的螺旋”。当某种观点被感知为“少数派”或“高风险”，持此观点者倾向于沉默；沉默愈多，该观点愈显边缘；愈边缘，愈沉默。

落马官员的“身边人”，是沉默螺旋最精密的样本。他们不是不知道，是不敢第一个知道；不是没看法，是不敢当那个“出头椽子”。每个人都指望别人放炮，自己坐享清朗；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放炮，成为被清朗的对象。

明代万历年间，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权树党”，被廷杖、夺职、流放。刘台是张居正的门生，其弹劾发生在张居正如日中天之时——这是标准的“马前炮”。结果是炮手重伤，被劾者纹丝不动。四百年前的血色教训，沉淀为中国官场文化中最顽固的基因片段。

今时今日，法治昌明，监督体系日趋完善。但文化惯性的消解，比制度搭建漫长得多。一个社会需要多少起“刘台案”的平反，需要多少次“举报人受奖”的公开案例，才能让“刘台们”相信：时代真的变了？

答案写在一天30多万阅读、转发里——还没有。

四、网民需要的不是“解气”，是“解题”

长期以来，每逢官员落马，舆论场便掀起“马后炮”高潮。深扒贪腐细节、渲染奢靡生活、感慨辜负组织，成为标准化产品。这些内容并非无意义，它有警示教育作用，也满足公众知情权。

但知情的终点，不应该是“解气”。

网民真正想读的，不是“他果然坏透了”，而是“他本可以不坏”；不是“组织终于清理门户”，而是“当初谁能阻止他滑向深渊”；不是“又一个老虎落网”，而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谁推倒的”。

前者是马后炮的战场，后者是马前炮的使命。前者回答“他该死”，后者回答“他如何可以不至此”。

遗憾的是，后者太稀缺。稀缺到一篇探讨“马前炮为何稀缺”的杂文，一天能获30万点击。这不是杂文的胜利，这是新闻的失职、评论的缺席、制度追问的长期空窗。30万人点开，不是想学修辞，是想知道：下一次，能不能有人在他还站着的时候，开那第一炮？

五、从修辞到制度：让马前炮有膛线、有靶场、有退路

马后炮与马前炮，本质不是修辞高下，而是制度优劣的投影。

一个好的制度，不应只奖励“倒下的靶子”上的神枪手，更应保护“站着的权力”面前的吹哨人。这需要三重重构：

其一，容错权。马前炮未必每发皆准，有时判断失误，有时信息不全，有时时机的确“尚早”。若无容错空间，人人只求自保，炮口自然转向已倒之靶。允许“善意的误判”，是制度自信的表现。

其二，反制权。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不能止于“严肃处理”四字公文，必须有具象化的惩戒标准、可追溯的问责路径、可感知的案例公示。保护不显影于个案，就等于不存在。

其三，褒扬权。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应将“是否敢于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纳入评价维度。当马前炮成为政绩加分项，而非仕途减分项；当“这个人当年反对过错误决策”成为履历亮点——沉默螺旋才有望真正转向。

这不是对道德的期许，这是对制度的刚性要求。

六、炮声当在冲锋前

《都市头条》那篇杂文，标题写“修辞学”，落笔在制度学。30万读者读懂的，不是修辞技巧，是制度渴望。

马后炮当然需要。它是对过去的清算，是对规则的确认，是对公义的迟来慰藉。没有马后炮，历史无法定性，教训无法总结。

但马前炮更为必要。它是对未来的预警，是对错误的拦截，是对制度的压力测试。没有马前炮，每一次“雷霆出击”都只是清理现场，而不是阻断灾难。

炮声当在冲锋前，而非阵亡后；当在疾患初起时，而非病入膏肓日。

让马前炮不再稀缺，让放炮者不再孤独，让“早该说”不必等到“晚来说”——这不是对文人的期许，这是对治理现代化的定义。

毕竟，真正的制度文明，从来不取决于“亡羊补牢”有多迅捷，而取决于“未亡而补”有多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