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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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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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描写具体人性的一个典范

——王火的《战争和人》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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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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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序：我最近从网上获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老先生仙逝的消息，享年103岁，不胜感慨！早在2007年我刚退休时，已故著名作家鲁之洛先生建议我撰写有关王老小说的评论。经他介绍，我有幸获得王老多次指导，并赠我《战争和人》、《〈战争和人〉论集》、《霹雳三年》、《过客—蓦然回首》、《东方阴影》、《海天奇缘》等大作。我选择他的代表作《战争和人》，撰写了《历史地描写具体人性的一个典范—王火的〈战争和人〉新论》，发表于《当代文坛》和《邵阳学院学报》等期刊。并收入我于2009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旗帜与当代意识》论文选集中。现在再次转发此文，以表我对王老的崇敬和怀念。（202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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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过60年了。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我国抗日战争起动最早，结束最迟，牺牲极大，贡献极巨，而且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取得的惟一彻底的胜利。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的审美反映的产物，很多具有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作家，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反映了这场战争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社会面貌。然而，有的学者在有关“抗战文学作品的现状与反思”中，竟认为由于“解放区的文学或建国后的文学，几乎少有对二战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历史和人性进行深入剖析的作品”，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1]。

　　我国抗战文学中是否真正没有对“历史和人性进行深入剖析的作品”呢？我认为仅以王火的《战争和人》为例，即可解答这一重要课题。因为，《战争和人》既不是未亲历过抗日战争的作家，仅凭资料和想象的创作，也不是亲历过抗日战争的作家，没有经过沉淀和反刍的创作。而是原稿起笔于1951年，完稿于1962年，重写稿起笔于1980年，完稿于1990年，时间跨度长达40个春秋，完全可以说是一部经过深思熟虑、去芜存菁，能够高瞻远瞩、精雕细刻的作品。正因为作品重新创作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不仅政治思想已经拨乱反正，而且文学观念也已正本清源，还有创作方法正在中西交融，所以《战争和人》才能突破建国初期“红色经典”的模式，具有新质和新貌。

　　一部小说是否能够称为经典，当然必须经受群众的淘洗和时间的涤汰，亦可见仁见智。一部小说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其成因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题材、主题、情节、结构和语言等多种要素。然而，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感情学、人的性格学、人的命运学、人的关系学等。因此，作为第一和主导要素的主人公塑造得成功与否，就是决定一部小说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王火塑造的童霜威这个由国民党的中间派逐渐演进为国民党的左派人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生活中确实大量存在，在以往的作家笔下并未出现，却是在《战争和人》中才首次塑造出来的“熟悉的陌生人”。这就使得《战争和人》在我国文学史上既具有一种独特的、首创的美学地位，也是这部作品深受群众欢迎而多次再版重印，深得评论界青睐而给予极高赞誉，深蒙众多老中青评委喜爱而连获大奖的主要根源。因而重点评析作家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对于解读这部作品具有析脑剖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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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战争和人》是否也“缺少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入剖析”呢？在评析童霜威这个人物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人性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命题进行适当的辨析。诚然，在今天的中国，谁也不会、谁也不敢否定全人类存在普遍的、共同的人性。人的自然属性，大家公认基本上是普遍的、共同的。但也会由于基因的不同和基因的变异所引起的生理和心理的转化而导致人性的不同和变异。人的社会属性则更为多样和复杂。因为人类的历史长河存在传承性，同一社会也存在统一性，所以人性必然存在普遍性、共同性。又因为人类的历史长河在不同社会存在差异性，同一社会也存在矛盾性，所以人性必然出现各别性、独特性。我们既不同意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说，也不赞成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说。我们认为人的思想、感情、性格，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人在社会实践中，必然同时受到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影响，只不过在各人身上的各种影响，既存在量的多少，也存在质的区分而已。朱光潜说：“人不像木石只有物质，而且还有意识，有感情，有意志，总而言之，有心灵。西方还有一句古谚：‘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魔鬼固诡诈多端，仙子也渺茫难测。”所以“世界事物最复杂因而最难懂的莫过人”[2]。若要分析“最复杂”、“最难懂”的人，归根结底，还是得遵从我们老祖宗马克思的教导：“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假如人性是一张照相底片，在社会实践中，就必然被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党派的、家庭的、朋友的、传统的、异域的、学历的、职业的等一切社会元素感光。何况各种元素感光程度的浓淡不一，排列组合的形式各异，从而叠印到每个人身上的“总和”，必然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这是黑格尔为什么要求文学创作必须写出“这一个”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学评论必须分析“这一个”的基本原则。所以说人性是从全人类各个人身上抽象出来的共性，但是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只能是历史的、具体的个性。《战争和人》开始描写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前的“西安事变”，此时的童霜威已是年近半百的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在他那心灵的底片上，早已叠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元素，无论显意识，还是潜意识，他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已建构了独具的模式和框架。

　　童霜威原来是一个著名律师、著名教授和著名编辑，已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妻方丽清也带来了丰厚的嫁妆，担任司法行政部秘书长和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更获得一份高额薪金。一家三口定居南京潇湘路时，住的是自建的洋房，行的是自备的轿车，喝的是“西洋参茶”，穿的是“绸缎皮袍”，不但有专任秘书和专职司机，还有门房、厨娘和丫环专门服侍。流寓南陵江家，奉为上宾；寄居孤岛方家，亦为贵婿；甚至被囚于苏州寺庙、南京旧居和上海医院时，也有“冷面人”照顾生活。在研究阶级社会中的人物时，应注意物质条件对思想意识的影响，这是无需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他曾说过：“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在香港，本可直奔重庆，在孤岛，亦可尽早脱身。只因经济大权被其妻方丽清控制，加之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坐车应坐“头等卧车”，乘船“不能坐四等舱”，才一再迟滞，致使身陷困境。然而，早在1913年他参加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的密探侦捕时，却能“急中生智，脱了上衣和长裤，翻阳台到隔壁”，然后“赤膊短裤趿鞋”，“到码头混到一只日本商船上，亡命日本”。两相对照，何其鲜明：早年，是那样无牵无挂、敢作敢为；后来，竟这样顾左顾右、畏首畏尾。童霜威作为年龄上的中年人、政治上的中间派、经济上的中产阶级，同一般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相比，其心灵的转变必然艰难、痛苦，其前进的步履必然沉重、蹒跚。作家开始如此细致地揭示出人物的身份、地位、年龄等对其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就为后面描写他复杂而曲折的转变历程，作了广泛而充实的铺垫。

　　然而，童霜威这个国民党的中间派，终究转变为国民党的左派，其转变的内在根据，只能从他的出身、教养和经历等社会因素中去探寻。这是作家塑造这个转变人物的原始依据，也是这个人物之所以能够转变的遗传密码，作家如果不能检测出其DNA的独特结构，这个转变人物不可能说是成功的塑造。首先，从童霜威的出身来看：他的父亲既是一个有儒学功底的“秀才”，又是一个长期悬壶济民的“医生”，曾教导儿子：“言谈要谨慎，遇事要三思，爱国莫为人后，趋利莫在人先。”童霜威不仅“常常记住老父的教诲”，以此严格律己自省，同时也以父亲的遗言教育子弟。其次，从童霜威的教养来看：他虽然曾经留学日本，但“自幼熟读孔孟”，“又研究过宋儒之学”，“深知成仁取义，是做人之道”。同时，“他是个爱以文人雅士自居的人”，跟当时许多沉溺于吃喝嫖赌的中枢要人不同，虽稍沾烟酒，但既不赌钱扶乩，也不寻花问柳，要讲嗜好，就是“读读诗词，种种花草”。整部小说描写童霜威个人吟诵、手书、谈论和创作的诗词，就达200来篇次。尤其在面临节操问题时，他总是以有关屈原、苏武、岳飞、陆游、辛弃疾等的诗词自警自励。比如，当谢元嵩于上海背着他在汪伪中央委员会名单上签字后，他立即奋笔疾书文天祥的《正气歌》，并辗转寄给远在重庆的于右任，以显示自己的耿耿忠心和铮铮铁骨。又如，他被汪伪囚禁于南京旧居时，也作诗明志：“沉沉黑暗嗟夜雾，灿灿光明盼晨星。囚居秣陵羡飞鸟，哀思降幡哭新亭。”再次，从童霜威的经历来看：他在青年时期，就自觉地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之中，是一个置生死于度外，视功名于敝屣的爱国志士。后来，他办报纸、当教授、做律师，宣传、论述、教育的都是法治的思想观点。他作为“学法执法”的法学权威，理所当然地“对是非抉择清醒”，无论宪法，还是民法，或者刑法，热爱祖国，坚持操守，抗击侵略，维护独立，乃是每个公民应尽的首要和起码的神圣义务。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作家因为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描写了童霜威思想性格中的基调和底色，也即揭示了他潜在的具体人性，所以后来表现他由中派转变为左派，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正因为童霜威有此免疫系统，他才能在日本特务何之蓝劝降时而坚守气节，在汉奸商人季尚铭利诱时而坚决抵制，在蒋系爪牙叶秋萍企图利用他暗结日寇时而坚持原则，在汪系魔头李士群妄想逼使他附逆叛国时而坚贞不屈，在翻云覆雨的同僚谢元嵩越俎代庖时而坚韧不拔，在自私堕落的妻子方丽清死缠硬磨时而坚定不移，始终“坚守”住了“最后一道心上的防线”，“保持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应有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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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何事物的转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如果已经具备内因，外因就成为事物转化的必要条件。童霜威原本是国民党的中间派，其意识内部必然存在尖锐的矛盾。因为中间派是最不稳定的阶层，在不同条件下，既可能滑向右派，也可能进到左派。从宏观的外因来看，假若没有爆发抗日战争，童霜威即使因无派无系而暂时受到排挤，以后仍有可能东山再起，继续在中枢“鬼混”。小说就描写了他在丢掉双料“秘书长”之后，汪精卫还是安排他当上了“国大代表”。退而求其次，他也可能同江怀南合伙在吴江经营“威南农场”，仍然享受那养尊处优的生活。小说的总标题为“战争和人”，每个人在战争之中，灵魂无不受到拷问，人生无不需要选择。抗日战争这一外在的历史条件，既改变了童霜威的命运，也转变了童霜威的思想。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令他深积怒火，颠沛流离让他备尝艰苦，汪伪魔窟使他饱受摧残，这无不增强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另方面，中原大地的天灾人祸，陪都重庆的醉生梦死，湘桂战役的丢城失地，这又无不泯灭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些微希望。与此同时，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的力促和平解决，在“皖南事变”时的力主团结进步，在“重庆谈判”时的力求共同建国，更让童霜威看清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他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不可能不认识到自己应该奔向国民党的左派阵营，投身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献智出力。

　　邵荃麟认为，“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因为“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4]。童霜威在抗战时期作为一个中间状态的人物，就必然既是右派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又是左派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在他的周围存在着右翼和左翼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并同他发生各种各样的瓜葛和碰撞，这既在他身上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他转化的外在条件。他的妻弟柳忠华作为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是他人生历程中的引路人：在苏州监狱里，为他树立了坚贞不屈的榜样；在武汉轰炸下，给他指明了长期抗战的方向；在上海囚居时，将他从汪伪魔爪里搭救出来；在长途跋涉中，带他历尽艰险奔赴大后方……尤其是指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中间派”，要求他作出“正确的选择”，希望他“做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等忠诚告诫，像警钟经常督促他严格自律，像鞭策经常推动他向左靠拢。他的学生和秘书冯村作为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则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促进者：不仅无私地给他安排生活，向他通报信息，为他联系各界，劝他投身抗战，帮他出版专著，更以自己的英勇牺牲，促使他彻底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的卑劣性和残酷性，是他放弃中派立场，转向左派观点，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捩点。此外，作家还在第三部描写了冯玉祥、黄炎培和程涛声等左翼人士的进步言行对童霜威的帮助，以及他直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指引。正是因为在他的周围多种革命力量拧成了一股无比强劲的拉力，才使他最终走进了国民党的左派队伍，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与此相反，同他相联系的还有汪派的李士群、江怀南等死心塌地的卖国贼，蒋派的叶秋萍、张洪池等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以及在蒋汪两派之间翻云覆雨的谢元嵩、管仲辉等变色龙。他们对童霜威既笼络利诱，又威逼囚禁。应该说这些反动势力也拧成了一股拉力，妄图把他拉向为虎作伥的黑暗深渊。不过，因为他具有“决不能做国家民族的罪人”的民族气节，几股反动力量不仅没有成为向右的拉力，反而变成向左的推力，促使他进一步认清汪精卫等的卖国本质和蒋介石等的独裁面目，加速了他奔向抗击侵略、痛恨腐败和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的光明大道。

　　在童霜威的家庭成员中，前妻柳苇和后妻方丽清，也是直接影响其转变的重要因素。跟“晶如钻石”的柳苇是因爱情而结合，跟“艳如桃李”的方丽清则因钱财而结合，两次婚姻原本就存在不同的基础。柳苇虽然早已牺牲，但他经常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尤其是在身处困境和面临选择时，总是看到她那“美丽的眼睛”，听到她那“动人的箫声”。在他的心目中，“她纯洁得像一片雪花，像一泓清泉，像一片芳草”，如“秋瑾式的巾帼英雄”不断召唤他前进。反之，“拿柳苇同方丽清来比，就像是拿凤凰同鸡来比了”。对于方丽清，他虽然曾经“欣赏她的外形美”，但是在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和蜇居囚禁中，方丽清不但在经济上卡压他，在生活上刁难他，在婚姻上背叛他，而且在政治上逼迫他叛国投敌，因此他才更“厌恶她的心地丑恶，同她的分手有一种甩掉重负的轻松感”。两相对照，柳苇像一股无形的吸引力，方丽清像一股有形的排斥力，同方丽清的决裂，标志着他开始沿着柳苇走过的大道而前进。同时，他从儿子童家霆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战斗行列里的革命青年的经历中，也“深感时代在前进”，因而他“从反对到支持，又从支持到指导策略”，父子终于“都为一种新的信仰和追求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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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任何事物矛盾斗争的转化都有一个运动过程，长篇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则“应是人物性格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主题的巧妙显现的过程”[5]。作家是否能够充分展现主要人物思想变化的轨迹和性格发展的经历，既是塑造成长人物和转变人物的必要和基本的手段，也是衡量一部作品艺术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梁斌的《红旗谱》原计划写五部，但“文wen革”后，只对第三部略加修订即结束全书。原因正如他在《烽烟图》后记中所说：“当时，我还没有掌握写长书的经验。在我修改这部原稿的过程中，感觉到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已完成。再往下写，生活是熟的，但人物和性格成长不能再有所变化，只有写故事，写过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王火的《战争和人》也放弃了第四部写解放战争历史的计划，“三部曲”在塑造童霜威这个转变人物时，就自始至终通过他在抗战时期曲折的人生道路，多方揭示了他立场观点的艰难转化历程。

　　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方面，童霜威的抗日思想是一贯的，抗日意志是坚定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心里面，有一面抗战的旗子，我心外面，有一条民族主义的防线。”但是他采取的态度和采用的方式，却有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抗战爆发前，他因为已经“有了南京潇湘路的公馆和花园，有了一家大小，有了吴江太湖边上的湖田和计划中的庞大事业”，所以“变得虽有爱国之心，又害怕战争，只想苟安一时”。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抗战前期，他不但没有积极投入，反而消极逃避。先是到南陵“做躲避乱世的隐士”，继而到武汉认为可以“进退方便，来去自如”，接着到香港成为“高级难民”，后来“自以为得计”地回到上海孤岛，幻想“闭门不出，养晦读书”。只是由于被日伪辗转囚禁于各地，“等于上了刀山、下了油锅、走了奈何桥”，“实在忍无可忍”，他才断然冒险采用“苦肉计”，逃离沦陷区，越过封锁线，跋涉五个省，直奔大后方，真正决心投身抗日洪流之中。待到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而直指重庆时，他甚至准备同大学生一起到华蓥山坚持抗战，并写下“何不原地打游击，碧血丹心耀华岗”的诗句以明心志。他那早年投身革命时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闪光品质”，此时不但业已复归，而且更为坚定。童霜威在抗日道路上，由消极逃避，到被动抵制，再到积极脱逃，最后主动投入的艰难人生历程，也是“这一个”曾经长期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的痛苦心灵历程，因而更突出了这个人物思想性格转变过程的独特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

　　在对待国民党方面，童霜威自从担任双料“秘书长”后，直到抗战中期，他几乎同国民党左派没有联系，“确实也没有急切想做什么国民党左派的要求”。他在派系倾轧中受到冷落和排挤时，虽常有“一种狐狸没有吃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复杂心理”，但总认为自己“既已参加了国民党，而且它是执政的党”，“就不能不混在大家中间跑”。所以他自残逃出沦陷区，冒死奔赴大后方，不仅认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认为中枢“一定会体谅我的初衰，赞誉我的坚定”，并安排一个职务以施展抗日的抱负。但“流水送走官场梦，空余豪情心却寒”，除得了几个“委员”的空衔外，可悲到只能靠“海上闻人”杜月笙施舍的“车马费”度日。何况他这样一个逃离“人间魔窟”，穿越“人间地狱”，决心到大后方献身抗日的志士，竟然时时被特务盯梢，处处遭特务监视，岂不“好像老是被人用凉水一盆盆地浇泼”。还有，自己最亲近的秘书冯村和儿子最亲密的恋人欧阳素心，分别落入特务的魔掌之后，他虽然求过于右任和居正等高官，找过叶秋萍和陈玛荔等特务，然而，冯村终被摧残致死，欧阳素心也被蹂躏崩溃。这怎不使他“对国民党是看透了”，而且体会到“温和派和中间派都是软弱无力的，也都是时代不需要的”，从而决定“用佛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来做个正直的党人”，毅然参加国民党左派组成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童霜威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认识和态度，由自命清高、实则依附的中间偏右派，到心存幻想、藕断丝连的中间派，直至分道扬镳、勇敢斗争的左派的转变过程，既是“这一个”作出的人生选择，更是当时大批正直的国民党人作出的历史选择，不但在政治上极具代表性，而且在艺术上极具典型性。

　　在对待共产党方面，童霜威原本“既无好感，也无仇恨”。北伐战争期间，他虽“拥护过国共合作”，但认为共产党“激进的阶级斗争的做法”，既“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我的胃口”，“使我望而却步”。大革命失败后，他尽管“反对剿共和血腥屠杀”，但“噤若寒蝉”，加之既“主张中庸”，又“明哲保身”，竟与身为共产党员的柳苇离了婚。 “西安事变”以后，他虽又“赞同国共合作抗日”，对共产党却是敬而远之。即使在设计逃出日伪魔窟时，也要舍近求远、弃易就难，宁肯长途跋涉去重庆，也不就近求易去新四军的苏北和淮北根据地。他认为：“共产党的地区，我没有根基，难以安身立命。不但没有根基，我去那里，是将我已有的根基全部毁弃。”此时，他仍对国民党心存幻想，对共产党心存疑惧。实际上当历史进入抗战中期，共产党已经发展、壮大、成熟，已经“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且不说前妻柳苇的英灵经常在眼前闪亮，也不说秘书冯村的身影多处在近旁伴随，更有妻弟柳忠华总是在人生关口进行指引。他同柳忠华关系的变化，可以看作他同共产党关系发展的一个缩影。大革命失败后柳忠华被捕，童霜威因“怕受牵连”而远离他，直至抗战开始时才关心他，以后逐渐在思想上信任他，在感情上亲近他，在历险时依靠他，在久别时思念他，甚至想到应尽力保护他。至于对共产党的整体看法，由于既看到了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又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谈话，所以清醒地认识到，若要“克服中国落后腐败，消除民族屈辱”，只能对共产党“寄予希望”。这说明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从离心离德，到若即若离，直至同心同德，自觉地成为了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童霜威在整个抗战期间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的转变过程，既是他顺应了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也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胜利。

　　王火在《战争和人》第一部第一卷的“创作手记”中说：“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这部被邓友梅称为王火的“玩命”[6]之作，就是通过童霜威的一家人，尤其是通过童霜威这个人，在抗战期间的曲折生活轨迹、坎坷人生道路和艰难思想历程，既生动地记录了“光明同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同反动对垒”[7]的社会风貌，又形象地论证了那个时代的趋势和那段历史的结论：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必然崩溃，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必然诞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绘出了一幅独具丰彩的历史长卷。

　　王火还在《战争和人》每一部的扉页上反复地说：“我只愿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并没有遵循任何模式。但我确实写了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正因为作家从“深层结构中”历史地描写了童霜威的具体人性，所以成功地塑造了“这一个”人们“熟悉的陌生人”。当然，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不同的典型人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十八般武器，在不同的武术行家那里，只要得心应手，用其所长，都可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虽然不能说王火塑造转变人物的方法，是必须遵循的惟一模式。然而，作家如果能够像王火在《战争和人》中这样，既深入地挖掘人物转变的内因，又全面地表现人物转变的外因，还充分地展示人物转变的过程，也即历史地描写出人物的具体人性，那么，“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会在这个人物身上得到系统的体现，使这个人物成为鲜活的典型，从而避免某些作品在刻画转变人物时，由于转变根据不足和转变过程太快，致使转变人物不够真实可信的弊病。这正是这位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为抗日战争文学，也为中国新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提供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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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读书报》2005年9月7日第6版。

[2] 朱光潜：《谈美书简》第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下册，第504页、51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7]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6] 邓友梅：《王火王火，非同小可》，《文艺报》199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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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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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男， 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当代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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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