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元
当《收获集》面世时,朋友圈会有点评:“好家伙,某人先后出版了《求真集》《践行集》《收获集》三本书,这可是高、大、上的‘三部曲’啊!”“人称‘十年磨一剑’,他退休后未到三十年,已磨出三柄剑来了。”对此,诚谢朋友们的关心和过誉。其实,这三个集子的撰写和出版,绝非预设方案的实施,而是由几个“偶然”在某个“必然”的点、线、面上相遇之结果。
26年前,当我准备出版第一个集子时,在书名的问题上颇费一番周折,虽有几个拟设名字,却迟迟敲定不下。一次,文友樊国栋老师为书中一幅插图(区烈士陵园假山亭上那座刻有《淮安革命斗争史碑记》石碑)拍摄时,我顺便征求书名,他启发式地问我“书中哪篇文章最有份量”?当然是《周恩来求真意识在其人生观确立过程中的地位和特征》。这篇文稿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江苏省委联办的研讨会上发言,收于《周恩来思想和实践》一书中,后又被编入《人民日报》称之为“大型资料工具书”的《人民总理周恩来》中卷“哲学思想编”。该稿曾获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需提示一下的是,这篇论文题目中的“求真意识”是核心,是硬核,而它又直接源自周恩来说的那句话——“我求真的心又极盛”。
樊老师的开导起了重大助推作用。恰巧这当儿,又从媒体上看到淮阴师院第一附属小学校训上的三句话:让真情在这里延续,让真谛在这里感悟,让真理在这里闪光。这“三让”“三真”进一步推动我最后敲定书名为《求真集》。
十年后,由于笔耕未辍的惯性使然,又积聚了40多万字的文稿,它们分别登载于各类报刊。一次,在老友何杰主任(已于前年作古)家里闲聊,提及要出第二本书的事。此时,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情景,口中念念有词:行动、实行、实践……“《践行集》如何”?何老听后稍作凝思,猛地拍响了桌面:“好!求真集伴着践行集,兄弟集并行。”《践行集》就这样定下了。
又过了六、七年,由于其间经历中共建党百年、车桥战役八十年、抗战胜利八十年等重大历史节日,不禁有所写作。《追析华中分局鹅钱乡土改试点中的群众工作》等文稿,我在多次相关活动中做过宣讲,在2021年7月间的中央电视台4频道《国家记忆》栏目上,先后播放了四次。这几年,还结识了一位泰斗式人物——中国地方志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志开创编纂理论体系形成的拓荒者李明先生。围绕李老,我先后用多种体裁写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足有十多篇文稿。更有一批存稿——出版《践行集》剩余文字八万多(当时出版社同志嫌书本过厚,挤掉如许篇章)。这样一来,出版第三集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用何书名?不免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学读书时曾看阅过的一种双月刊大开版文学杂志《收获》,以登载长、中、短篇小说为主。窃以为,“收获”二字,原本是一个自然界和社会上最受欢迎的喜庆字眼。而承接“求真”“践行”之后的“收获”,自然具有其契合性、完整性、逻辑性,它们之间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的“闭环”式体系。到了这步,把第三集的书名定为《收获集》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收获集》有什么特点呢?与前两个集子相比,在很多方面大体相似。也有不同处:一,在体裁上少了“短笛”,多了“其他编”。该编中有两篇关于多年来写作成果的篇目辑录,这意味着本集系作者封笔之著;二,用列表方式撰编《中国历史上“爱情殇”举例列表》十九例,从氏族社会的“牛郎织女”,到民国年代的“碧落黄泉”。以此,对当今社会上的片面恋爱观和订亲婚嫁陋习予以鞭笞;三,本集中的《阿爸十题》及其所附“读感链接”,从内容到写法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亮点。该篇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写、要写、未写却终于写就的心爱之作。那十二篇“读感链接”又给《阿爸十题》添光增彩,让虽逝去多年仍总在人们心中惦记着的阿爸形象“活”了起来;四,本集收录的三篇序言《养眼养心养天年》《“字海泛舟”阅李明》《老翁“三有”便是仙》也是出彩之作。其三部书的作者都系耄耋之辈,三人平均年龄已达“米寿”八十八岁,皆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五,“后记”之后再加一个“附录”,那是一组不能上台面的“书法”拾零,乃作者自产自销自享用的几片“边角料”,一块“小天地”,不妨视此为一种创新吧。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册文集,就像我人生路上的三盏明灯:从“求真”出发,以“践行”开道,最后在晚霞满天里迎来“收获”。这没有预制的脚本,靠的只是笔端跟着一颗赤诚之心,不断地去回望,去探索,去开掘,去拓展。于是,诞生《求真集》《践行集》《收获集》,成为最珍贵的馈赠。
本稿落笔时忽地想起,三十年前所撰《关心·信任·谅解“三部曲”》,曾发表在浙江省政协《联谊报》,后收录于《求真集》。试想,彼小“三部曲”为人际关系而奏,此大“三部曲”为人生奋斗而奏。二者,恰似在呼应,在涅槃,在升华。
以上所述姑作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