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元
当《收获集》面世时，朋友圈会有点评：“好家伙，某人先后出版了《求真集》《践行集》《收获集》三本书，这可是高、大、上的‘三部曲’啊！”“人称‘十年磨一剑’，他退休后未到三十年，已磨出三柄剑来了。”对此，诚谢朋友们的关心和过誉。其实，这三个集子的撰写和出版，绝非预设方案的实施，而是由几个“偶然”在某个“必然”的点、线、面上相遇之结果。
26年前，当我准备出版第一个集子时，在书名的问题上颇费一番周折，虽有几个拟设名字，却迟迟敲定不下。一次，文友樊国栋老师为书中一幅插图（区烈士陵园假山亭上那座刻有《淮安革命斗争史碑记》石碑）拍摄时，我顺便征求书名，他启发式地问我“书中哪篇文章最有份量”？当然是《周恩来求真意识在其人生观确立过程中的地位和特征》。这篇文稿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江苏省委联办的研讨会上发言，收于《周恩来思想和实践》一书中，后又被编入《人民日报》称之为“大型资料工具书”的《人民总理周恩来》中卷“哲学思想编”。该稿曾获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需提示一下的是，这篇论文题目中的“求真意识”是核心，是硬核，而它又直接源自周恩来说的那句话——“我求真的心又极盛”。
樊老师的开导起了重大助推作用。恰巧这当儿，又从媒体上看到淮阴师院第一附属小学校训上的三句话：让真情在这里延续，让真谛在这里感悟，让真理在这里闪光。这“三让”“三真”进一步推动我最后敲定书名为《求真集》。
十年后，由于笔耕未辍的惯性使然，又积聚了40多万字的文稿，它们分别登载于各类报刊。一次，在老友何杰主任（已于前年作古）家里闲聊，提及要出第二本书的事。此时，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情景，口中念念有词：行动、实行、实践……“《践行集》如何”？何老听后稍作凝思，猛地拍响了桌面：“好！求真集伴着践行集，兄弟集并行。”《践行集》就这样定下了。
又过了六、七年，由于其间经历中共建党百年、车桥战役八十年、抗战胜利八十年等重大历史节日，不禁有所写作。《追析华中分局鹅钱乡土改试点中的群众工作》等文稿，我在多次相关活动中做过宣讲，在2021年7月间的中央电视台4频道《国家记忆》栏目上，先后播放了四次。这几年，还结识了一位泰斗式人物——中国地方志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志开创编纂理论体系形成的拓荒者李明先生。围绕李老，我先后用多种体裁写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足有十多篇文稿。更有一批存稿——出版《践行集》剩余文字八万多（当时出版社同志嫌书本过厚，挤掉如许篇章）。这样一来，出版第三集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用何书名？不免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学读书时曾看阅过的一种双月刊大开版文学杂志《收获》，以登载长、中、短篇小说为主。窃以为，“收获”二字，原本是一个自然界和社会上最受欢迎的喜庆字眼。而承接“求真”“践行”之后的“收获”，自然具有其契合性、完整性、逻辑性，它们之间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的“闭环”式体系。到了这步，把第三集的书名定为《收获集》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收获集》有什么特点呢？与前两个集子相比，在很多方面大体相似。也有不同处：一，在体裁上少了“短笛”，多了“其他编”。该编中有两篇关于多年来写作成果的篇目辑录，这意味着本集系作者封笔之著；二，用列表方式撰编《中国历史上“爱情殇”举例列表》十九例，从氏族社会的“牛郎织女”，到民国年代的“碧落黄泉”。以此，对当今社会上的片面恋爱观和订亲婚嫁陋习予以鞭笞；三，本集中的《阿爸十题》及其所附“读感链接”，从内容到写法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亮点。该篇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写、要写、未写却终于写就的心爱之作。那十二篇“读感链接”又给《阿爸十题》添光增彩，让虽逝去多年仍总在人们心中惦记着的阿爸形象“活”了起来；四，本集收录的三篇序言《养眼养心养天年》《“字海泛舟”阅李明》《老翁“三有”便是仙》也是出彩之作。其三部书的作者都系耄耋之辈，三人平均年龄已达“米寿”八十八岁，皆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五，“后记”之后再加一个“附录”，那是一组不能上台面的“书法”拾零，乃作者自产自销自享用的几片“边角料”，一块“小天地”，不妨视此为一种创新吧。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册文集，就像我人生路上的三盏明灯：从“求真”出发，以“践行”开道，最后在晚霞满天里迎来“收获”。这没有预制的脚本，靠的只是笔端跟着一颗赤诚之心，不断地去回望，去探索，去开掘，去拓展。于是，诞生《求真集》《践行集》《收获集》，成为最珍贵的馈赠。
本稿落笔时忽地想起，三十年前所撰《关心·信任·谅解“三部曲”》，曾发表在浙江省政协《联谊报》，后收录于《求真集》。试想，彼小“三部曲”为人际关系而奏，此大“三部曲”为人生奋斗而奏。二者，恰似在呼应，在涅槃，在升华。
以上所述姑作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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