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峰山学院的异木棉又开了，一树粉红像倒挂的云霞。付水生搁下钢笔，望向窗外——这些南国的树，与他老家那些挺拔的松柏全然不同。岭南的城里，多的是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再就是这开得正盛的异木棉。

书稿《我的常务岁月轨迹》摊在桌上，墨迹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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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该从九十年代那个闷热的午后说起。

县政府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念完文件，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蝉鸣。付水生——当时还是省城某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科室主任——听见自己的名字和“DB县副县长”连在一起。

“付县长。”散会时有人这么开始叫。

他怔了怔才反应过来。在高校，在科研院所，副教授，副研究员，大多没人会加上那个“副”字。此刻那个“副”字被省略得自然，就像村里人叫他“水生仔”时省略了姓氏。

三年后，“付副县长”变成了“付常务副县长”，多了两个字。

起初听着别扭，像是某种昵称。但很快他就发现，在基层，“常务”这两个字有种奇妙的魔力——它比“副县长”多了份实权，又比“县长”少了些压力。下乡检查，书记们老远就喊：“常务来啦，常务来啦！”那声调里的热乎劲儿，是把他当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自己人。

有次协调完灌溉纠纷回城，土路颠簸，司机小陈笑着说：“常务，现在各镇都知道，找您办事，不叫县长叫常务，显得亲切。”

付水生望着车窗外掠过的棕榈树，嘴角微微扬了扬。

他忽然想起老家村口那棵大榕树。它不算最高，但树冠最广阔，气根垂地成林，三伏天能荫蔽半个村子。也许“常务”就像那棵树——不必是山林之巅的青松，但一定是人们需要时就能找到的荫凉。

调令来得很突然。

他将上任某市M职业学院的副院长，这是晋升为正处级了。听起来是好听，但谁都知道从政府到高校意味着什么。报到那天正值木棉花开，办公室主任领他参观校园，一路“付校长”“付校长”地叫。

“听惯了常务，叫校长反而耳朵生。”付水生玩笑道。

一年后，老校长退休，他成了“常务副校长”。学院里的“常务”和县里不同——这里没有“付常务”的叫法，文件上规规矩矩写着“常务副院长付水生同志”。但他渐渐发现，这个头衔在高校里也有它的妙处：学术会议坐主席台，他的名字牌总在校长旁边；引进人才时，对方会说“常务副院长亲自来，可见重视”；就连学生社团申请经费，也知道“找付常务比层层报批快得多”。

他办公室的窗台上，慢慢多了几盆兰草，和从县政府带过来的那盆仙人掌并排摆着。有时深夜改材料，他看着这两样植物——一样是岭南常见的幽雅，一样是北方带来的坚韧——会想自己到底算是哪里人，又算是什么身份。

也许“常务”的好处就在这儿——它让你既在这个系统里，又不必被单一身份框住。

调回省城GC职业学院时，付水生已经五十三岁了。

还是常务副院长，还是正处级。老同事恭喜他“杀回省城”，他笑着摇头：“换个地方继续当常务罢了。”

这话说得轻松，心里却明白——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职业生涯的终点了。他像一棵移植多次的老树，知道什么时候该伸展枝叶，什么时候该深扎根系。学院的女书记曾说：“有老付在，我放心。”这话比任何表彰都让他踏实。

退休欢送会那天，工会做了个视频。看到最后，付水生自己都笑了——从青丝到白发，从县政府到高校，照片视频的标注永远离不开“常务”二字。背景音乐是岭南丝竹《雨打芭蕉》，倒是应景。

“付校，”人事处年轻的何处长敬酒时说，“您这‘常务’当出禅意了。”

他举杯：“哪里，就是棵老榕树，给大家遮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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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安排，付水生华丽转身，换了个阵地。从公办到了民办HL学院，都是高职，都是副职。他想，领一分工薪，发一分热，培桃育李，他已熟路。这次没有“常务”的加持。

HL学院毕竟离广州有些距离，干了一年多，也算既无风雨，也无鲜花的日子。他在学院微信群留下一段话，感谢同事，祝福学校，便安静地离开了那里。

帽峰山学院是他人生的意外篇章。

民办高职学校，机制活络，帽峰山学院的老板是客家老乡，见他闲赋在家，总是写些往日的“辉煌”，便请他去“发挥余热”。校长古乐天比他小两岁岁，是公办高职退休了的，见面就握着他的手：“付校长，有您协助，我就敢探索了。”

于是他又成了“常务副校长”。

这里的“常务”更有意思——学院原本没这个职位，纯粹为他设的。同事们的称呼也随意些，有时叫“付校”，有时叫“常务”，有时干脆叫“博士”。他喜欢这种氛围，像回到了县里，大家不那么见外。

古校长辞职得很突然，说是应邀要去做教育科技创业。老板找他谈话：“付校，您先主持工作吧。”

那天黄昏，他一个人在校园里走了很久。三十多年了，第一次真正成为一把手，虽然头衔前还挂着“常务，主持工作”这个有点拗口的称呼。异木棉的落花铺了一地粉红，他忽然想起研究院的老领导说过：“水生啊，榕树气根落地成干，看似多干，实则同根。”

也许自己就是这样——看似多个职务，实则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承上启下，荫蔽一方。

搬进校长办公室那天，他特意交代：“门牌不用换，还是挂常务副校长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刘丽萍有些不理解：“付校，这……”

“就是个办公的地方，叫什么不打紧。”他说。

其实心里在想：木棉花开得再盛，也要落的。

这个想法半年后就应验了。

文华院长到任的消息传来时，付水生正在看新学期的实训安排。他们都是以前打过拖拉机和掼蛋的老熟人。

刘主任小心翼翼地问：“校长办公室……要不要提前收拾一间？”

他摆摆手：“该怎样就怎样，按规矩办。”

文华院长来了，人很客气，坚持要付水生继续用大办公室。两人在接待室里推让，像极了茶楼抢着买单的老友。最后还是付水生赢了：“规矩就是规矩，校长就该在校长办公室，我这老常务最讲这个。”

搬回原办公室那天，他在旧办公桌上发现一纸便签，不知哪个老师塞的：“付常务，谢谢您批准我们的荔枝直播项目。”后面画了棵硕果累累的荔枝树。

他把便签收进抽屉，和那些“付县长”“付校长”时期收到的感谢信放在一起。抽屉合上时，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像给一段日子画上句号。

文华院长确实开通，到底是在公办本科院校做过多年领导的，第一次班子会上说：“付校长是学校的老领导了，咱们学院的‘常务’就是‘常在’，大家有事要多请教他。”大家笑起来，气氛松快。

但付水生注意到，从那以后，校领导办公室门口的牌子全部更新。文件上的“常务副校长”再没省略过“副”字。他理解——新领导需要确立章法，这是常情，也是规范办学。

年终总结表彰会上那一幕，后来成了学院里流传的佳话。

主持人恰恰是付水生自己，当他念到“请常务副校长付水生同志颁奖”时，他一时不知所措。停顿了几秒，他起身走到台前，礼仪学生递过获奖证，他才发现——获奖项目正是他本人主持的“岭南文创基金项目”，而一等奖作品的名字栏，赫然写着《榕荫下的学堂——主持人付水生》。

他愣了两秒，然后真的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榕树的气根舒展开来。台下先是安静，随即爆发出掌声和欢笑。连文院长都忍俊不禁，对他说：“看来我们付常务是实至名归，自己种树自己乘凉啊！”

那一刻，付水生站在南国的烈日下，忽然觉得三十多年的“常务”生涯，所有的平衡、协调、妥当，都值得了——就像榕树的气根，看似依附，实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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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院长将离职的消息传来时，付水生正在医院排队拿药。

他拿着药在走廊坐了半个钟。窗外一棵大榕树正长得郁郁葱葱，医生的话还在耳边：不能太累了。然后他给老板发了条信息：“身体原因，我决定辞去常务副校长职务。”

老板立刻打来电话：“付校，文院长刚也辞职了，您常务正好可以……”

“该让更年轻的人上了。”他温和而坚定，“我这老榕树，也该在院子里静静晒太阳了。”

辞职手续办得干脆。最后一次整理办公室，他从书架深处翻出一张老照片——三十出头的自己，站在江边大榕树下，身后是绵延的珠江。那是他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那天，他太太拍的。

他把照片夹进《常务的岁月轨迹》的手稿中，作为最后一页。异木棉的花瓣从窗口飘进来，正好落在“岁月”二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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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书稿完成，叠在桌子上。

出版社温编辑来过电话，说题材特别，尤其“常务”这个视角很岭南——“像煲老火汤，慢慢熬出真味”。“老县长，”温编辑说，“您这本书，其实写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批像榕树一样的干部——不显山露水，但荫蔽一方。”

付水生没想过这么大命题。他只是写自己的日子，写那些被称为“常务”的晨昏。

今天天气晴好，他决定去白云山走走。出门前，习惯性地检查手机、钥匙、降压药——三十多年养成的“常务”习惯，考虑周全，不忘根本。

山道上，正巧见到几个退休老同事在亭子里喝茶，曾老书记看见他就喊：“付常务，来饮杯普洱！”

他笑着摆手：“退休了，不是常务啦。”

“在我们这儿，你永远是常务！”老书记斟满一杯茶推过来，“像这单枞鸭屎香，越陈越醇。”

他在石凳上坐下，看山下的城市在午后的阳光里舒展。忽然想起D县的老部下，想起职业学院的学生，想起帽峰山的荔枝木烧鸡。这一生，他待过那么多地方，当过那么多次“常务”，像榕树的气根，触地成干，荫连成片。

也许“常务”的真谛就在于此——不必追求木棉的一树火红，也不必羡慕异木棉的满枝云霞，就做一棵榕树，在需要的地方扎下根须，撑起一片实实在在的荫凉。

日头偏西时，付水生慢慢走下山，回到萝岗那套虽然不大却清净的小屋。

手机响了，是帽峰山学院现在的张常务副校长——一个四十岁的后生，请教当年产教融合的一桩事。

付水生耐心地说了一刻钟。挂电话前，年轻人说：“谢谢付校，您真是我们永远的常务。”

他笑了，这次是彻底舒展的笑。

是啊，他想，有些身份就像榕树的气根，一旦落地，就与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而他的年轮里，刻满了这样的日子：

常务的晨昏，在岭南的榕荫里，舒展成一片不必言说的荫凉。

书稿的最后一页，他添了首五律：

《榕荫》

气根扎厚土，

冠盖展穹苍。

未慕花争艳，

偏宜叶送凉。

禾青田垄润，

岁晚鬓丝霜。

莫道栖非凤，

书声荫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