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谁呀？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名字？就我所知，记得的人似乎不多。其实，历史告诉我们，这真的是一个应该被牢牢记住的名字！

 

梅汝璈，江西南昌人，斯坦福大学文学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现代著名国际法学家，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首席法官，新中国外交与法治事业的重要参与者。

 

二战结束后，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设立，由中、美、英、苏、法、澳、加、新、荷、印、菲11个遭受日本侵略的同盟国派员组成。法庭人员包括11国法官、检察官及日本战犯辩护律师团，被起诉的28名甲级战犯均为二战时日本军政核心人员，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

 

当时，美国有100多人参加，苏联有70多人，美日联合组成的日本战犯辩护律师团有130多人！而中方包括翻译等工作人员在内仅17人，其中主审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濬，1947年增派倪征燠增援，另有10余名助理及翻译等工作人员。

 

1946年3月29日，梅汝璈先生抵达东京。时任政府教育次长的顾毓琇恰在日执行公务，特设宴为他接风。席间，顾毓琇赠梅汝璈一柄宝剑，寄语他代表中国人民与千万死难同胞赴日严惩战犯，堪称“壮士出征”。梅先生接剑立誓：一定秉持法理、据理力争，依法严惩战犯！此后审判期间，梅先生一直将宝剑置于住室案头，作为精神寄托与克难支撑。

 

5月2日，开庭前一日，法庭进行预演。庭长韦伯爵士（澳大利亚大法官）宣布入场与座位次序为“美、英、中、苏……”，将中国排在英国之后，美、英分坐庭长两侧，中国实际位列第四。梅先生当即提出：中国抗战最久、牺牲最大，应排第二；且按受降书签字顺序，中国亦应居第二！韦伯说：“梅博士，这只是件小事。”梅汝璈正色回应：“这绝非小事！我代表的是四万万受害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中国人民，座次关乎国家尊严与民族荣誉……”韦伯劝道：“别为这点小事闹得不愉快。”梅先生答道：“我来日本，不是为了愉快而来的！中国受日本侵略荼毒五十余年（自甲午战争算起），审判日本战犯是严肃任务，绝不是轻松愉快的工作。”他当场脱下法袍：“若如此安排，我唯有不参加预演，回国提请辞职！”韦伯辩解：“这只是预演……”梅先生坚决回应：“预演？见报即为既成事实！若这样排序，我惟有回国辞职，甚至跳海以谢国人！”他要求立即表决，愤然离席。韦伯追出劝说未果，让梅先生等候商议，一次未决，再等十分钟。梅先生坚持不退，直至韦伯第三次返回：“梅博士，你赢了！我为中国有你这样的斗士而自豪！”梅先生平静答道：“我不是斗士，我只是个法官，中国法官！”

 

然而，庭审困难重重：首先是美国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主张惩治部分战犯，另一方面极力庇护日本天皇等皇室成员，出于自身战略利益选择性追责，意图日后扶植亲美反共势力，更包庇731部队战犯与日本财阀；其次，受审战犯气焰嚣张，松井石根当庭否认南京大屠杀，叫嚣“我不承认！”“全部都是诬蔑！”，辱骂中方证人，还质问日方证人田中隆吉“你是日本人吗？”。庭长韦伯质问东条英机：“如果释放你们，还要重复做过的事吗？”东条英机答：“是的！”“你们还会发动侵略战争吗？”答：“是的！”战犯猖獗至极，更有人装疯卖傻。为战犯辩护的美日联合律师团势力强大、手段狡猾，利用语言陷阱与威胁手段，企图扭曲审判方向……

 

“好辛苦，好艰难啊！”庭审间隙，梅先生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私下谈心，不禁感慨。向哲濬是湖南人，鼓励他：“湖南有个说法：只要打不死老子，老子就站起来！”想起案头宝剑与出征誓言，梅先生应声而起：“那好，老子就站起来！”

 

九百多个日夜的坚守与抗争，九百多个日夜的质证与辩驳，终于迎来1948年秋。最后两个多月的量刑阶段，11国法官因本国立场、个人认知与信仰差异形成对立，核心分歧集中于主犯是否适用死刑。印度、法国、新西兰、荷兰等国法官或以“佛与基督不主张死刑”、或以“战争非个人行为，判死刑不公”为由反对死刑。眼看两年多的抗争可能付诸东流，正义或将落空，梅先生寝食难安。

 

向哲濬等人再次为他鼓劲：“急有什么用？行动！拿出你的行动来呀！”

 

“是啊，着急何用？需要的是行动！”梅先生冷静研判局势，针对性施策：

 

首先，他在全体法官量刑评议会上作核心陈词，以扎实专业功底，针对轻刑派观点，围绕法理、事实、正义与战争预防，系统阐述死刑适用的必要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犯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根源与总和，带来屠杀与暴行，必须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他以事实与逻辑阐明，日本从“田中奏折”到全面侵华，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犯罪，中国受害至深；日军在中国的烧杀掳掠、斩首活埋等暴行，比欧洲奥斯维辛集中营更为残忍！

 

说着，梅先生轻声示意工作人员端来一杯清水：“先生们请看，这杯中水如同文明，杯子如同生命，是文明的载体。”随即抬手将杯子摔碎在地，一声脆响：“载体不存，文明焉附！严惩战争罪犯，就是捍卫生命与文明！”

 

梅先生义正辞严继续陈词：“日本侵略中国、菲律宾、美国、英国……战犯所犯，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若放过这些战争首恶，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再次挑起战争？！”想起东条英机“是的”的狂妄回答，在场法官无不动容。

 

“破坏和平罪是源，属侵略性质；反人类罪是流，属极端暴行。二者叠加，构成甲级战犯适用死刑的双重法理与事实依据，其罪行与死刑完全匹配。”

 

“先生们，这里不是大学课堂，也不是宗教寺院，而是法律的殿堂！我们到此，就是要秉持法理，严惩侵略战争首恶分子！……”

 

梅先生的陈词逻辑严密、有理有据。此外，他多次在庭下与庭长韦伯磋商量刑，以“非如此则无颜见江东父老”表明坚定立场；为争取中间票，他与苏联、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法官沟通协调、统一口径；对法国、加拿大等摇摆不定的法官，反复沟通说服，暂放次要战犯争议，锁定7名首犯，强调“首恶必办”，全力争取中间力量支持。

 

针对印度法官帕尔“全体无罪”的极端主张，梅先生提交书面抗辩意见，多次补充举证，强化死刑适用的法律与事实依据。

两个月转瞬即逝，11月4日正式投票表决日益临近。经前期密集沟通铺垫，投票前夕，梅先生作终极陈词：“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我中华民族素来宽以待人，但为防止再出战争狂人，必须严惩这些战犯！非如此，不能告慰千万冤死同胞；非如此，不能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若不能严惩主要战犯，我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陈词承载民族重量，兼具法理温度。末了，他郑重说道：“现在我们可以投票了。为了让那些死难者瞑目，请各位慎重！”

 

11月4日投票，最终以6票比5票的微弱优势，判处7名主犯死刑。长达1213页的判决书，宣读耗时整整7天。

 

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惊心动魄、艰苦卓绝！最终，28名被起诉者无一人无罪：除2人审讯期间病故、1人精神失常外，2人判处有期徒刑，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判处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执行。

 

东京审判后，梅汝璈先生拒绝国民党司法部长任命与赴台安排，毅然投身新中国建设，在北京外交部、法律司任职，历任全国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历经数次政治运动，他坚守初心、笔耕不辍，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著，搜集整理大量日军罪证，反复强调“忘记过去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灾祸”。1973年10月17日，梅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梅汝璈先生本是一介书生，却以非凡勇气与法治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矗立起不朽丰碑！2011年，国家在江西南昌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竖立他的雕像，重修故居，建成纪念馆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9月25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宣部等九部委联合授予他“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表彰其卓越贡献。

 

梅汝璈，是国家的英雄，是民族的英雄！

 

梅汝璈，历史让我们牢记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