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情报站是县大队编制序列之内的一个小队，即十三小队。八个区队分为一至八小队，四个连队分为九至十二小队，情报站编为十三小队。区队升级，大队仍有4个连队，一连队为一中队……四连为四中队，情报站编为五中队。

情报站是县大队情报站，县情报站为情报总站。总站下设四个分站，分站的序列是一分站、二分站、三分站、四分站。分站下设联络组、联络点。每个据点均有内线一人、外线一人。平时内线人员将敌人的活动和敌情的变化每天告知外线人员（口头多，书面少），外线人员将得到的情况，书写好或口头报告联络组、联络点，做到随时交送，昼夜不住，雨雪不误。后来发展到在敌人内部发展可靠的人做内线情报工作。

县情报站组成人员：队长一人，指导员一人，副指导员一人（后来调走未配），内勤一人，司务长一人、通信员、情报员20余人，炊事员一至三人。各分站人员的组成：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文书一人，通信员、情报员7至10人。各分站的通信人员不等，有的多，有的少。分站有的有联络组、联络点，有的有联络组没有点，有的有二三个组和若干个点。分站人员的多少，视情况而定。全县组、点共有几十处。

县站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常活动在滚球山的周围。抗日末期和三年自卫战争初期，县站活动在孙家庄、务子、大彦一带，三年自卫战争的中末期活动在马山周围。一分站在四区、五区境内活动，二分站在三区、六区境内活动，三分站在二区、一区的东南活动，四分站在七区、八区境内活动。

县情报站的人员配备情况是：多数人员是从地下党和基层干部中选配的，尤其是组、点、线人员均从地下党员中确定，部分干部是上级派来的。县内情报工作在县站组建以前就有了。那时情报收集是鲁超同志搞的，人员不多。鲁超同志骑着小毛驴常到四区、五区、三区一带活动，群众说他是牛经纪，鲁超同志的打扮就是那么个样子，他了解敌人、掌握敌人、监视敌人的动态。在那时，凡是鲁超同志署名的情报，政府部门尤其是部队是信得过的，准确及时。

县情报站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组建和健全起来的。1938年前后，长清县被日军侵占、县境内分为敌占区、接敌区、根据地。与此同时，我县的地下党就活动起来了。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部队逐渐地发展和壮大的。紧接着区政府、乡村政权相继成立，各村的群众组织也纷纷成立，各村的群众抗日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敌人闻风丧胆。

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上半年，长清县根据地的大多数村庄有了党的组织。这是情报站建立与发展，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较好成绩的关键。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央明确指示，要加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发动群众。  

1939年至1940年，长清抗日武装进入到一个大发展时期。县成立了独立营（后改为县大队特务连），各区有区小队。在我峰山驻的部队，有机枪营和部队独立营，机枪营营长刘致远。各区成立了区小队。长清县根据地的各种群众组织，农会、工会、自卫队、妇救会、青年团、儿童团等组织都建立起来了。有了人民的武装，情报人员就有了依托；有了群众组织，情报人员就有了掩护。

长清县人民政府成立时，党把全县的各政界人物组织在政府和各部门工作。如七区五乡刘家口的刘某某（名字忘记了）任抗日副县长，长清二区小屯的杜益三任县参议员。七区一乡河东的李善堂，还有孟光田，二区夏庄的陈玉甫等人均有任职。这些人员我县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出现了抗日不分阶级、工作不分男女的新气象。

1940年，日寇、伪军、汉奸、特务集中兵力向根据地进攻，实行分隔紧缩、铁壁合围、碉堡政策、保甲制度、反复"扫荡"，妄想以毒辣的手段来消灭我们，实现他们所谓"以华制华"的野心和目的，我们根据地的人民、政府、军队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党中央针对敌人这一毒计采取了比较灵活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方针的具体做法是：精兵简政、化整为零、隔帘战术、麻雀战等，打破了敌人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形势逐渐好转。

县情报站是随着以上形势变化而发展和建立的。敌人安一个据点，我们就组织人员监视一个；敌人安两个，我们就监视两个；敌人安多少个个据点，我们就监视多少个。在这种碉堡林立的情况下，党要求我们以灰色的面目出现抓两面政权工作，给敌人办事是虚的、给人民办事才是真的。这些人员都是在困难的环境里去完成党交给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这期间、县站人数发展到100多人。

第一是情报站的所有人员，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传送情报要迅速、及时。情报人员拿到情报时，做到立即行动，昼夜不住，雨雪不停地传送，直至任务完成后又立即返回本部以备再送。有时一天送几次。传送情报人员是比较辛苦的，困难比较多、在敌人的内部、在敌人的周围工作、随时都有危险发生。县情报站任务完成的是比较好的，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县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受到了上级的鼓励和表扬。

第二是传送情报的行动，要隐蔽，确保传送安全。传送情报人员执行任务时走的不是大路，不是平路，不是直路、走的是小路、山路、弯路、坡路（这里说的坡路是农民下地干活的路）。举儿个实例：总站驻芯村铺南大河东，四分站驻北坦山。北坦山距河东走直路不超过7.5公里。传送情报人员不能走这7.5公里的路，此路不安全。只好从坦山向东走，翻过马西西山过马山，再翻过核桃园东山至总站驻地。再说一下肖庄（段家店）有个联络组、联络人员到总站驻村徐家大沟。走平路不过10公里，但他们不走，得翻过三座山：帽子峪东山、地楼口子北山、再过滚球山到总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级对情报人员有严格的要求，要确保安全，丝毫不能大意。一个人受损失、有失误说是个小问题、暴露秘密和情报来源是个大的問題、所以只走远路，不走近路。

第三县情派入员传送情报时、要机智灵活、随机应变，我们三分站的同志说过这么一个事情；从二次区到三区总站去、要横穿长肥公路、往石岗子辛北头通过。这时芯村铺据点的伪保安队10余人在岗子辛庄买香烟，（日后知道的）、我们情报人员已经看到敌人了。在这紧要关头，该村有一农民见此光景、就立即从路旁搬一个秫秸给我们的同志。情报员扛着秫秸安然过了公路，完成了程务。有一次、四分站的同志到八区的下巴村了解情况、遇上石岗据点的敌人（10余人）在下巴催粮要柴。下巴有一农民牵着牛下坡耕地、农民见此情况、把牛给了我们的同志，牵着牛往坡里去，就这样脱险了。

肖庄情报组的同志、也谈过一件事、情报组的同志到六区送信、神佛站的敌人北去经刘庄时，我们的同志与敌人相遇了。敌人向北、我们同志向东走、在不能回避的情况下、该村几个农民在村头装车推粪、一个农民见此情况、当即将锨给了我们的同志，我们情报人员挥锨往车上装粪。等敌人过去脱险后，我们的同志才顺刺完成了往务。仅举几例、以此看出我们的情报人员是离不并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

第四是敌人"扫荡"环境恶化时、机关部队转移、留有部分同志坚持工作、了解情况、做些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寻找敌人的空隙做工作、敌人"扫荡"完返回，我们就夜间插人村里工作：敌人到我们地方来、我们到它驻地去。敌人走、我们来、敌人来、我们走。

第五是各据点敌人的增减变化情况。据点属于哪个分站的、有哪个站限期查清、增的敌人是哪里来的（包括人数、武器等）、减的敌人到哪个地方去了、直至搞清为止。本县范围内的增减之敌、可以说是比较容易查清的。不属于本站的增减之敌有县站与有关站联系查清、一般的说敌人的举动我们是比较清楚的。

第六是县站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变化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中期、碉堡林立、在工作环境极其艰苦、极具困难、人民生活最困难之时、全县情报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不但未受挫折、而且人员增多了、工作加强了、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抗日战争未期、数人实行的碉堡政策被我们粉碎了，据点一个个的被我们摧毁了。在这种形势下、县站的人员不断地减少。四分站撤销了、点线人员中身强力壮的调往部队、有的复员或做其他工作去。二分站的工作、因沿铁路有敌人、人员也相对减少。

抗日战争胜利后、县情报站的工作没有中止。1947年还乡团到处杀人、抢劫、无恶不作、根据地的群众组织、领导者被杀的可以说每村都有。我们县站的情报人员、有的也被还乡团杀害、有二区东马庄的赵盛华同志、王其元（是否是这个名字不能肯定）同志、六区张夏的崔某某同志、青杨村的魏登州同志、三区山王峪的李应臣同志、张夏西峪的郭某某同志。县情报站长邵洪营（七区红庙人）同志、贾家庄的贾某某同志、学城庄的顾某某同志被敌捕去尸骨未见、满并峪的孟兆盈同志被捕、详细情况不明。三年自卫战争时被捕的还有：县情报站的队长王兴吾同志、邵洪营同志、司务长魏某同志。1948年济南解放后，县站调往鲁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