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周律师起诉建设银行山东东营城东支行一案，已于2月4日正式开庭。

       周律师明确提出两项核心诉求：请求法院判定建行东营城东支行构成侵权，要求该行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道歉；而建行方面的回应是，柜员对其开展问询，是因监测到交易存在诈险特征，目的是保护客户财产安全，属于合规履职，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目前，案件尚未迎来终审判决，更多细节尚不清楚，需进一步核实，但单从事件逻辑和法律权责来看，这场诉讼从一开始就存在核心主体认定错误，周律师的维权方向走偏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全民反诈、反洗钱工作添了堵。

一、先还原事件：一场因反诈问询引发的诉讼

整件事的起因并不复杂：周律师前往建行东营城东支行支取4万元现金，柜员监测到其交易存在可疑特征，按照反诈与反洗钱履职要求，询问了资金用途并核实过往相关转账记录。

     这位律师认为柜员的盘问侵犯了自己“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权利，双方产生争执，银行方为防控诈险还联系了当地公安反诈中心，现场未达成一致后，周律师提起诉讼。

      此事发酵后，舆论分成两派：有人觉得银行过度干预客户支配自有资金，支持律师维权；也有人认为银行是在守反诈底线，没必要上纲上线。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银行的反诈问询，从来不是自作主张的“找茬”，而是在履行法定的强制义务。

二、银行反诈问询：不是“私定规矩”，是法定履职

      很多人误以为，银行追问取款用途、核实交易背景是自己定的“土政策”，而事实恰恰相反。

      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反洗钱法》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是金融反诈、反洗钱的核心执行端口，必须对可疑交易、高风险业务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核实交易用途、资金来源，这是法律给银行下达的硬任务。

       监管部门对银行的反诈履职有严格考核，一旦银行未按规定排查可疑交易，导致电诈资金流转、洗钱行为得逞，将面临五万到五百万不等的罚款，相关责任人还要被追责；反之，正是银行一次次看似“啰嗦”的问询，每年能拦截数十万起电诈案件，帮老百姓守住数十亿养老钱、血汗钱。

       至于这位律师提及的“取现4万就被盘问，违反5万以上登记规定”，这里也有明确的监管逻辑：5万元以上是强制登记的额度线，而可疑交易排查则无金额门槛。

        哪怕是取现几千元，只要交易流水、资金流向触发风控模型的诈险预警，柜员就必须问询核实——这不是银行擅自加码，而是风险防控的法定要求，换做任何一家银行，遇到同类可疑交易都得这么做。

三、根本误区：要告也该告监管，起诉银行完全告错了对象

      这位律师这场诉讼最大的问题，是从根上找错了追责主体。

      银行在反诈工作中，扮演的是一线执行者的角色：反诈的制度设计、规则制定、标准划定，是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安反诈中心等部门的职责；银行只是按照上位法律和监管要求，落地执行具体的排查动作。

      打个最通俗的比方：交警贴违停罚单，是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你觉得违停认定规则不合理，该向交通管理部门提异议，而不是起诉贴单的交警。

       同理，周律师如果认为银行反诈问询的标准过严、流程不合理，正确的渠道是向央行、金融监管总局投诉建议，推动监管规则优化，起诉作为执行端的银行，本质上是“找错人、办错事”，即便庭审辩论再充分，也偏离了问题核心。

      就像周律师自己所说，希望推动银行反诈工作规范化，但方向对了才不怕路远，起诉主体都搞错了，这场诉讼的实际意义又何在？其背后想要达成的目的，难免让人产生“自我炒作”的猜想。

四、身为律师，更应扛起反诈义务，而非纠结个人不便

      作为法律从业者，周律师本该比普通人更清楚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更应带头履行公民的反诈、反洗钱法定义务，可他在整个事件中，只强调个人取款的自由权利，对配合反诈的法定义务只字不提，这完全不符合法律职业者的责任担当。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金融活动中，都有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反诈、反洗钱调查的义务。

      配合银行的合理问询，不是“谁给谁添麻烦”，而是每个公民守护金融秩序、打击电诈犯罪的责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场诉讼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不少银行柜员反馈，现在客户看到相关报道后，对反诈问询的抵触情绪明显加剧，要么拒不配合，要么直接拿这个案例怼柜员，导致一线反诈尽调工作难上加难。

      要知道，银行柜员每一次被拒绝的问询，都可能成为电诈分子可乘的漏洞，周律师的行为，客观上给银行的反诈工作设了障碍，往重了说，确实有沦为电诈、洗钱犯罪“间接帮凶”的嫌疑。

五、客观说：银行有优化空间，但绝不构成侵权

       凡是都应该讲求客观，我们这里也不回避银行在服务中存在的问题：部分柜员的沟通方式生硬，没有主动向客户出示反诈排查的政策依据，只是单纯盘问，容易引发客户反感；部分网点对监管标准的解读和告知不够透明，让客户误以为是“故意刁难”。

      诸如这些服务层面的瑕疵，银行确实需要改进优化，但这和“侵权”完全是两码事。

银行的反诈问询，始终是围绕着“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核心目的，没有泄露客户隐私，没有阻碍合法交易，更没有谋取不当利益，完全在合规履职的范围内。

     周律师以“侵权”为由进行起诉，要求银行公开道歉，既没有法律依据，也忽略了反诈工作的公共利益属性。

六、写在最后：反诈是全民责任，别让履职者受委屈

     电诈、洗钱犯罪是全民的公敌，反诈工作从来不是银行一家的事，而是公安、监管、银行、公民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

      银行是守好金融端口的第一道防线，只有公民配合合理排查，才能真正筑牢客户资金安全的屏障。

     周律师的这场诉讼，不但提醒了银行要优化反诈服务的沟通方式，让客户清楚“为何查、查什么”；同时也更提醒所有人：维权要找对主体，履职要被尊重，公共利益不能让位于个人情绪。

     身为法律从业者，更应站在法治和公共利益的角度，去推动反诈规则的完善，而非通过起诉一线履职机构来博眼球、炒热度。

    最后，也希望大家能明白：银行柜员的每一次追问，都是在帮你守住钱袋子；配合一次简单的问询，就是对反诈工作的最大支持。真的，别让守护我们的人，反而成了被苛责的对象。

编辑｜柴士增

来源｜微信公众号  常常吾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