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全国城市GDP数据陆续公布，一幅喜忧参半的经济图景徐徐展开：上海以5.67万亿元、北京以5.2万亿元的规模跻身“5万亿俱乐部”，万亿之城扩容至29座，中国经济的头部动力持续强劲 。然而，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区域发展的失衡问题愈发凸显——南北经济总量“南升北降”，内陆与沿海的发展鸿沟尚未根本弥合。
当29座万亿之城中有19座集中于南方，当沿海城市群贡献全国85%以上的GDP，这种差异已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禀赋所致，而是关乎中国经济长远韧性的战略性命题。改变，刻不容缓。 区域发展不平衡并非新鲜话题，但最新GDP数据揭示的差异维度与深度，正呈现出新的演变特征。无论是南北分野还是内陆沿海格局，其差异已渗透到经济总量、产业动能、人口流动等多个层面，形成系统性失衡。 南北经济的分化已从单纯的总量差距，演变为发展质量与增长动能的全面失衡。从经济大省分布来看，全国10个经济大省中南方占据8席，2025年前三季度广东、江苏两省GDP均突破10万亿元，而北方经济龙头山东、河南的总量分别为7.7万亿元和4.9万亿元，差距显著 。在万亿之城的分布上，这一分化更为直观：29座万亿城市中，南方城市19座，北方仅10座，且北方城市多集中于京津冀、山东半岛等少数区域，而南方则形成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多个增长极 。 更值得警惕的是动能转换的“南快北慢”。南方地区凭借市场化先发优势，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抢占先机：深圳的新能源汽车、杭州的数字经济、苏州的高端装备制造，均已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第三产业占比普遍超过60%。以上海为例，202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44958.70亿元，增长6.0%，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而北方多数城市仍受制于传统产业转型阵痛，以资源型产业、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难以快速调整，新旧动能转换面临技术、人才、机制等多重制约。东北地区作为传统工业基地，尽管大连新晋万亿之城，但其5.7%的增速仍低于南方多数万亿城市，人口流失态势未得到根本扭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总人口较2010年减少1101万人，进一步加剧了发展后劲不足的困境 。
如果说南北差异是“横向分野”，那么内陆与沿海的差距则呈现“纵向梯度”特征，且这种差距已从经济总量延伸至产业生态与发展机遇。沿海地区凭借港口优势与开放先机，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城市群，构建起“1-2小时交通圈”和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内可完成新能源汽车所有配套零部件供应，这种产业协同效率是内陆地区短期内难以企及的 。 数据显示，沿海省份的经济密度远超内陆：2025年，江苏、广东、浙江的人均GDP均突破12万元，而中西部内陆省份中，除四川、湖北等少数省份外，多数人均GDP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产业结构上，沿海地区已形成“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双轮驱动格局，而内陆地区仍以资源型产业、传统制造业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以贵州江口县为例，尽管依托茶产业实现了县域经济增长，但相较于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效应，其抗风险能力与增长潜力仍存在差距 。更关键的是，沿海地区通过多年积累，形成了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与创新生态，吸引了全国70%以上的高端人才与外资，这种“软实力”差距比经济总量差距更难弥合。 无论是南北还是内陆沿海，区域差异的底层症结都指向县域经济薄弱与跨区域联动不足。县域作为“城尾乡头”的枢纽，其发展能级直接影响区域协调质量。目前，全国县域经济规模虽持续增长，2024年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但这些千亿县多集中于沿海省份——江苏、浙江、山东的千亿县数量占全国六成以上，而北方内陆与中西部内陆的县域经济仍以农业或初级加工业为主，缺乏特色产业支撑 。 同时，跨区域协同机制的缺失加剧了发展失衡。北方地区内部存在行政壁垒，资源要素流动不畅；内陆与沿海的产业转移存在“梯度断层”，部分内陆地区因基础设施滞后、营商环境不足，难以承接沿海地区的高端产业转移，只能被动接受低附加值环节，进一步固化了“沿海高端、内陆低端”的分工格局。尽管国家推动“硬联通”建设，“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基本贯通，但“软联通”的不足——如公共服务标准不统一、要素市场分割、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等，仍制约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度推进 。
区域发展差异的形成，是资源禀赋、历史机遇、体制机制等多重因素长期交织的结果。但在新发展阶段，单纯的地理区位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制度创新、产业升级、开放程度等“人为变量”，正成为加剧或缓解差异的关键。
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战略布局。作为最早开放的区域，沿海地区凭借政策红利、港口优势与海外市场对接，快速形成了外向型经济模式，积累了资本、技术与人才优势。这种“路径依赖”使得沿海地区在市场化改革中持续领先，形成“开放-创新-增长”的良性循环。而北方与内陆地区受历史分工影响，长期承担着能源供应、粮食生产、重工业基地的功能，产业结构偏重、市场化程度较低，在市场经济转型中面临更大的调整成本。 进入新时代，南方地区再次抓住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战略机遇，而北方与内陆地区则因传统产业包袱过重，未能及时跟上转型步伐。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依托科技创新资源，快速布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而北方部分资源型城市仍在为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困扰，战略机遇的错失进一步拉大了发展差距。
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区域发展失衡的核心症结。南方与沿海地区已形成“三二一”的现代化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普遍超过60%，且以高端服务业、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为主导，具有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特征。深圳的华为、腾讯，杭州的阿里、海康威视等企业，不仅是行业龙头，更是创新生态的构建者，带动了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相比之下，北方与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仍以“二三一”为主，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资源型产业占比过高，第三产业则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缺乏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动力。这种结构差异导致北方与内陆地区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上明显落后：2025年，北京、上海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均超过25万元/人，而东北地区多数城市仍低于15万元/人。创新能力的差距进一步固化了产业鸿沟，南方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普遍超过3%，而北方部分省份仍低于2%，高端人才流失严重，形成“创新不足-产业落后-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
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区域发展失衡的关键制度因素。南方地区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完善的产权保护、高效的政务服务，形成了“亲商、安商、富商”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集聚。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广东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都为市场主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激发了民间投资活力。 而北方与内陆部分地区仍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审批流程繁琐、政策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部分地区对民营企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市场准入壁垒尚未完全破除，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这种营商环境的差距直接导致要素流动的“马太效应”：资本、人才、技术等优质要素持续向南方与沿海地区集聚，而北方与内陆地区则面临要素外流的压力，进一步削弱了发展后劲。
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开放程度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变量。沿海地区依托港口群与自贸试验区、经开区等开放平台，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吸引了全球高端资源集聚；长三角地区则凭借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新平台 。 北方与内陆地区的开放格局则相对单一，多数地区以“引进来”为主，缺乏“走出去”的能力与平台。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正在推进，但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合深度不足，开放平台的能级较低，难以参与国际高端产业竞争。部分内陆地区因地理位置限制，对外开放的物流成本较高，进一步制约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导致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 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削峰填谷”，而是“扬长补短”，通过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构建“南北呼应、东西联动、海陆统筹”的高质量发展格局。面对日益凸显的区域差异，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产业升级为支撑，以开放合作为动力，推动区域发展从“失衡”走向“协同”。 国家战略的精准发力是破解区域差异的关键。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其产业、人才、技术等要素向周边地区溢出，带动北方与内陆地区发展。例如，长三角地区可通过产业转移联盟，将部分高端制造环节转移至皖北、苏北等地区，形成“核心区研发+周边区制造”的协同模式。 另一方面，赋予北方与内陆地区更多战略自主权，支持其立足比较优势打造特色增长极。支持沈阳、西安、郑州等中心城市发挥科技人才优势，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推动东北地区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冰雪经济、现代农业等特色产业；支持中西部内陆地区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将“南北方协调发展”与“东中西协调发展”置于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在“十五五”规划中细化具体政策举措，推动南北地区在产业、生态、民生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 产业协同是缩小区域差距的核心路径。要立足各地区产业基础，推动形成“南方高端制造+北方先进制造”“沿海现代服务+内陆特色产业”的互补格局。北方地区应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依托装备制造业基础，发展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产业，同时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实现“老树发新芽”；南方地区则应聚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高端产业，打造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同时向北方与内陆地区输出技术、管理经验，带动其产业升级。 内陆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集群。例如，贵州可依托大数据产业基础，打造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河南、黑龙江等粮食主产区可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的产业集群，告别“价值洼地” 。同时，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机制，完善产业转移配套政策，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推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加工型产业向内陆地区有序转移，形成“沿海研发设计+内陆生产制造”的分工格局。 体制机制改革是激发区域内生动力的关键。要破除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北方与内陆地区应借鉴南方地区的改革经验，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建立跨区域要素市场，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跟着项目走、要素跟着产业走”。 完善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跨区域合作从“项目合作”向“制度合作”转变。建立黄河流域、长江经济带等跨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让生态保护地区获得合理回报；推行“飞地经济”税收分成、GDP核算跨省划转等政策，鼓励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产业园区。加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标准统一，让北方与内陆地区群众享受与沿海地区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增强其获得感与幸福感 。
扩大开放是北方与内陆地区重塑区位优势的重要路径。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融合，打造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通道。支持天津港、大连港等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加强与中东欧、东北亚等地区的贸易合作；支持西安、郑州等内陆城市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打通“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通道。 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支持北方与内陆地区建设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高端开放平台，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入驻。推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共建开放合作平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可与成渝地区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共享开放政策与市场资源。鼓励北方与内陆地区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合作，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县域经济是连接城乡、统筹区域的关键纽带。要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北方与内陆地区的县域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例如，湖南邵东的轻工产业、陕西留坝的生态旅游，形成“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 。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电路气信等配套设施，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 推动县乡村功能有机衔接互补，构建“县城-乡镇-村庄”三级联动的发展体系。加强县域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协作，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发展配套产业，形成“中心城市引领+县域支撑”的发展模式。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域公共服务水平，让县域成为吸引人口、集聚产业的重要平台，为缩小区域差距奠定坚实基础。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最新城市GDP榜单揭示的南北与内陆沿海差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提醒我们，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能仅靠少数发达地区的“单兵突进”，而需要各地区的“协同作战”。北方地区的能源资源、农业基础、重工业底蕴，与南方地区的数字技术、市场活力、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特色资源、劳动力优势，与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开放平台，本身就是互补共生的发展要素。 缩小区域差异，不是要让所有地区都发展相同的产业，而是要让每个地区都能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不是要追求经济总量的绝对均衡，而是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十五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只要我们坚持系统思维，以战略引领破除发展壁垒，以产业协同激活内生动力，以制度创新优化发展环境，就一定能构建起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让南北大地、内陆沿海共同奏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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