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巩利（陕西）

“年”字，在甲骨文里，是一个人背负禾穗的形状。它最初不是节令，而是收成。那金黄的、沉甸甸的穗子，便是先民们顶礼膜拜的神祇。后来，它成了计时单位，一轮寒暑，一次轮回。传说里，它又化作一头唤作“夕”的恶兽，需用红色与爆竹驱赶。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农耕文明最深沉的恐惧与最殷切的盼望，竟都凝结在这个字眼里——恐惧颗粒无收的严冬，盼望五谷丰登的暖春。

所以，“年”从来不只是时间的刻度。它是仓廪的谷堆，是灶膛的火光，是风雪夜归时，那一豆为游子不灭的窗灯。它的魂，是“家”。

二、年关的重量

于是，收成与计时一旦相连，“关”便如影随形地来了。债主要结账，租子要交清，官府要催科。腊月的风，刮得最紧的，不是雪，是一张张账单。年关，年关，过年如同过关。这“关”是实的，横在贫寒人家的门口，像一把冰冷的铁锁。

这重量，人们小时候是懂得的。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清河川。一进腊月，空气里就绷着一根看不见的弦。屋里人的眼神开始盘算，像墙角那盏总也挑不亮的煤油灯。日子再难，有些事却雷打不动：扯上几尺新布面或“的确良”，找裁缝辅，熬夜给娃们各赶一身新衣；蒸馍的白汽要弥漫好几日，那暄腾的、麦芽香的蒸汽，仿佛是贫瘠日子里唯一丰饶的云；大人会从刘家山或江流沟挖回一种灰白的土，用水和开，用旧排笔蘸着，一遍遍刷在黑黄的土墙上。墙，让人觉得一下子崭新极了。

真正的“关”，在除夕前达到顶峰。大人带孩子去上坟。荒野的坟茔，枯草瑟瑟，纸钱烧起的青烟，笔直而迅疾地融入铅灰的天，像一声无声的叹息。回家后，先辈的像被郑重地请到方桌上面。年夜饭是简单的，或许有一碟平日罕见的肉。饭后，大人会默默的在门后横放一根棍。娃们不明所以，只觉神秘。后来才知，那是老辈传下的习俗：防“年兽”，也防一切不祥的、有形无形的“东西”闯入。那根棍子，便是平凡人家，在年关的隘口，所能竖起的最后一道，微小而执拗的屏障。

熬过这一“关”，年初一的清晨便是一切辛劳的高兴。天还没太明呢，第一声鞭炮不知从谁家门口响了，脆生生地，像撕开了天空的一角。紧接着，全村都响了！噼噼啪啪，此起彼伏，间或一声撼动窗棂的“雷子”巨响。娃们捂着耳朵，在硫磺味浓得化不开的冷空气里尖叫、欢笑。那一刻，所有的清贫与筹算都被震碎了，只剩下纯粹的、震耳欲聋的欢腾。

三、"列宁服"与许庙集

新衣裳要在这一刻才肯上身。哥那年十八岁，用整整一冬“掮木头”攒下的钱，给自己置办了一件时兴的“列宁服”，深蓝色的布，双排扣，神气极了。上小学的弟眼巴巴地看着，扯着大人的衣角，也要那样一件。大人只好给他说：“等明年，明年过年给你也做。”弟便满足地笑了，仿佛那承诺比新衣更暖。村当村场里，那些二十多岁、正当年华的小伙子，个个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他们的新，不是家人灯下的缝补，而是肩膀上被木头压出的血换来的。年关的“过”，对他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用一身苦力闯过去的险滩。

那时的“年味”，是高度浓缩的。平日里积攒的所有渴望、所有气力，都只为在年节这几天绚烂地喷发。腊月里的许庙集，便是这喷发的火山口。它是西安以东最大的集市，一交上腊月，便成了人海的汪洋。各个街道，人流摩肩接踵，声浪沸反盈天。有天早晨随母亲在人群中艰难地挤着，去卖做醋用的“曲蛋”、核桃等，那是一种褐色的小球，弥漫着复杂的、发酵的气味。那年年前也曾在厚镇街上，从雪萍屋借的小圆桌，写春联卖。那拥挤，那喧嚣，那混合着香料、牲畜、熟食与尘土的气息，便是“年关”最鲜活、最滚烫的脉搏。人们在此交换物资，也交换着闯过“年关”的勇气与盼头。那年村上两小伙因掮木头都带了点伤，过年时他俩用红绸布攀着手臂与一帮人去山王、峒峪等看戏看热闹。

四、新年的“新”，在何处？

后来，不知何时起，“年关”这个词，像那新衣服一样，渐渐褪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过新年”。

这“新”，最初只是时序之新，一元复始。可渐渐地，它的内涵变了。当仓廪不再空虚，当债务不再催命，“关隘”自然土崩瓦解。新年的“新”，便从一种被动的“熬过去”，转向了主动的“迎进来”。它新在餐桌的空前丰盛，新在衣裳的随时可购，新在祝福通过电波瞬息万里。

然而，新年的“年味”，似乎也随之稀释了。就像如今各地举办的“年货节”，场地整洁，货品琳琅，却常常人流稀疏，空着好多摊位，难复当年许庙集“人山人海”的盛况。人们不再着急，因为一切触手可及；仪式被简化，因为时间成了更稀缺的东西；那份需要整整一年去酝酿、在特定时空（如集市）集中爆发的集体情感，被平滑地摊薄在了三百六十五天里。

这不是坏事，这只是变化。我们失去了某种紧锣密鼓的仪式感，却也摆脱了与之伴生的生存焦虑。年货节的不旺，恰是因为“天天都在过年”。物质的“关”已过，我们站在了一片更开阔、却也更容易迷失的大地上。

五、未来的年

那么，过新年，怎样才算更好？未来的年，又会如何？

我想，关键或许在于，重新找到那根“门棍”——不是用来防御匮乏与恐惧，而是用来标记神圣与团聚。未来的年，形式一定会变：虚拟的团聚、智能的守岁、个性化的习俗……但它的内核，那由“年”的故事生发出来的对“家”的眷恋，对“新”的祈愿，对生命循环的敬畏，不应改变。

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到那个物质匮乏的“年关”，而是要在物质丰盈的“新年”里，重新灌注精神的重量。不是囤积更多年货，而是创造更多值得铭记的、与家人共处的时刻；不是追求更响的鞭炮，而是聆听彼此心底更真实的声音。

年，是根，深植于农耕文明的土壤。

年关，是难，凝结着生存挣扎的艰辛。

过新年，是花，绽放在岁月更迭的枝头。

难已过去，花正盛开。我们不必留恋难的过往，却应警惕繁华迷眼，忘了那花朵绽放，原是为了果实，而果实，终究是为了滋养那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与土地上守望相助的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