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与宋之问罪与过
作者:王佐臣
唐诗曾在华夏文坛风骚千年,至今光采照人,每每我打开唐诗三百首时,眼前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元稹与宋之问这二位大家了。时值岁月,清闲无事,便想尝试一之下剖析他们的人品与才学,同时也探讨探讨他们为什么会备受历代争议呢?尽管二人均有不少佳作存世,其成就也十分卓著,那只是外表光鲜而已,其人格举止恰恰与公序良俗背道而驰,如说他俩乃是属于历史上“诗品与人品割裂”典型反面教材,个人认为一点也不为过!生生应了那句口口相传“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也”铮言实话。
先说说元稹吧!他犹如中唐文坛一柄双刃剑。其诗才如皓月当空,与白居易共倡新乐府运动,笔下《离思》《遣悲怀》字字泣血,句句含情,写尽人间至深思念。“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绝唱,至今仍叩击着千年后读者的心扉。这般才情,本应辉映青史,却因行止之瑕,终成诗品与人品割裂的典型。他的情感世界更似一场无尽的风暴。早年与崔莺莺的倾心相恋,终败给仕途野心,攀附京兆尹韦夏卿之女韦丛的姻缘,留下“始乱终弃”的刺目烙印。韦丛早逝的悲恸尚未散尽,便与才女薛涛燃起炽烈情愫,转瞬又移心戏班艺人刘采春。这般情债累累,纵有段正淳式的情真意切,亦难掩对女性的深重伤害,“渣男”之名,实非虚妄。庙堂之上,元稹亦难逃“德不配位”之讥。虽有革新吏治之志,却因性情张扬、疏于小节,树敌无数,半生辗转于贬谪途中。那些被贬江陵、通州的岁月里,改革宏图终化作纸上烟云,唯余诗卷中未竟的抱负与失意。他的生命轨迹,恰如一首辉煌与苍凉交织的长诗——前半卷写尽文采风流,后半卷却落满道德争议的尘埃。千年文坛的光焰里,元稹的名字始终悬于明暗交界处。其诗不朽,如星璀璨;其行有亏,似影随形。这割裂的镜像,恰是历史留给后世最深的诘问:当才情与德行背道而驰,我们该以何种目光凝视那字里行间的永恒光芒?
接下来再议议宋之问,在初唐迈向盛唐的星河璀璨中,宋之问大名,如一颗带着污迹的星辰,光芒与阴影并存。他工于诗律,与沈佺期并称“沈宋”,为五言七言律诗的定型铺下基石。单单以一首《渡汉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便道尽天涯游子归家前那份近乡情怯的复杂心绪,字字锥心,流传千古,至今仍能轻易拨动异乡人的心弦。这诗句里的真挚与敏感,仿佛来自灵魂深处最柔软的角落。然而,剥开这层华美的诗章外衣,内里包裹的,却是一个令人齿冷的灵魂。历史记载中的宋之问,其行径之卑劣,与其诗才之卓绝,构成了触目惊心的悖论。流放途中,友人张仲之收留了他,给予危难时的庇护,这是雪中送炭的恩情。可宋之问是如何回报的?他窃听到张仲之密谋诛杀权臣武三思,竟毫不犹豫地转身告密,致使恩人全家惨遭屠戮,血溅当场。卖友求荣,已不足以形容其万一,这是对人性底线的彻底践踏。坊间流传的另一桩恶行,更令人发指。他觊觎外甥刘希夷那神来之笔——“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欲据为己有。遭拒后,竟能痛下杀手,夺走年轻的生命。无论史料确凿与否,这则流传千载的传闻,已如烙印般刻在他的名字上,成为世人对其剽窃与残忍想象的一个注脚。若为真,这岂止是文贼,简直是恶魔。他对权势的谄媚,更是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武则天、张易之、武三思、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权柄所向,便是他匍匐的方向。为攀附张易之,甘愿“执溺器”(倒尿壶),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甚至试图以才学谄媚武则天,却因口臭沦为笑柄。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受贿忘义,集人性之恶于一身,被后世斥为“诗人中的败类”,实非虚言。宋之问的一生,是一面冰冷而刺目的镜子。它映照出一个残酷的真相:才华,可以是登天的云梯,也可以是坠入深渊的加速器。当灵魂被贪婪、怯懦与残忍腐蚀,再璀璨的诗句,也无法掩盖其下的污浊。他留给后世的,除了那些精妙的诗律与不朽的名句,更是一声沉重的警钟。对待这两位有争议的知名诗人,我的观点,元稹的缺点主要集中在情感道德层面,其诗情真意切,却情路多变,伤人于无形。宋之问则有罪,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一样。因为其行为远远超出了人性底线,道德范畴,若论“人品才学兼备争议”,宋之问品行比元稹更极端、恶劣,触及良知与法律。
这警钟长鸣:才情需有德行的根基,方能成就真正的伟大。 无德之才,如同无根之木,纵能一时枝繁叶茂,终将在历史的狂风中腐朽倾颓。元稹,宋之问的诗句能穿越时空打动人心,而他们的人品污点,也同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着每一代追求知识与艺术的人——在锤炼技艺、攀登高峰的同时,更要时时拂拭心灵的尘埃,守护住作为人的尊严与良知。因为,比留下传世诗篇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无愧于心的人。 当灵魂失守,再华丽的文字,也不过是遮羞的布帛,终将被时间无情地撕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