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扫舍记忆

文/贺金安

      年关的脚步一近，鼻腔里仿佛就飘起了蜡梅混着蒸馍的香气。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农村年味，便循着这缕香气慢慢苏醒，一幅一幅，在脑海里徐徐铺展。过了腊八，村里的炊烟都带着几分急切，大人们脚步匆匆，祭灶、备年货、蒸年馍、剁臊子，忙得不亦乐乎。

      腊月二十三祭灶后至除夕，便是北方农村“扫舍”的日子。“扫舍”，亦作“扫社”源自古时“除残驱疫”的祭祀传统，藏着“除陈布新”的深意，就像一道郑重的序曲，将年的帷幕拉得愈发真切。如今父母已相继离去，那些与他们相关的扫舍细节，仍如昨日光景，历历在目，深深镌刻在心底。

        扫舍，是年前的彻底大扫除，却远不止于清扫本身。那时的农村，土坯墙配着木梁，茅草覆盖屋顶，一年下来，墙角梁上积起厚厚的灰尘，蛛网在隐秘处悄悄织就。父亲会提前找来长竹竿，绑上一把他秋天亲手扎的高粱扫帚 —— 选穗长、韧性好的红高粱，泡软后数十次弯腰勒捆，扎得穗子饱满紧实。他站在屋子的中央，仰头朝房梁挥扫，手臂抡得有力，额角很快渗出汗珠，顺着黝黑的脸颊缓缓淌下。灰尘伴着草屑簌簌落下，阳光从窗棂斜射而入，无数尘埃在光柱里翻舞。我们兄弟姐妹躲在门口，捂鼻子笑着，又忍不住踮脚探头张望，看父亲踮脚够着房梁最高处，扫去一年的尘垢，仿佛拂去了岁月的琐碎。那时总觉得，父亲的肩膀格外结实，再高的地方、再重的活计、再难的事，他都能稳稳扛住。

       厨房的清扫最是费力。我们帮着母亲把灶具一一搬至门外，土墙被长年烟火熏陶得黝黑发亮，空气里浸着挥之不去的烟火气。母亲提前和好白土泥浆，用高粱穗扎的刷子蘸着，顺着墙面依次拍打——不是简单涂抹，而是让泥浆牢牢粘住墙皮，遮住烟熏的黑渍。刷过的墙面焕然一新，白得清爽洁净，母亲的脸上、衣服上却溅满泥浆，像开了细碎的白花。收拾完墙面，她又把铁锅、铜勺、陶碗，用草木灰细细擦拭，总说这是老辈传下的法子，草木灰含天然碱，去污最是干净。她的手指粗糙，带着常年劳作的厚茧，却格外灵巧，乌黑的炊具经她的手细细打磨，渐渐显露出温润的金属光泽。

      最难忘的是糊墙贴报纸，母亲早早就攒下旧报纸，裁得整整齐齐，边角用重物压平，再用面粉熬一锅黏稠的浆糊，火候拿捏得刚好，不稀不稠，粘合力极强。我踮着脚帮她递报纸，母亲站在板凳上，先在墙上抹匀浆糊，手腕轻转，浆糊便均匀铺开，再将报纸轻轻贴上，手掌顺着墙面从左到右细细抚平，赶走藏在纸下的气泡。一张接一张，黑白报纸顺着土墙慢慢铺展，她贴得极认真，连报纸的纹路都要仔细对齐。偶尔浆糊沾到手指，便下意识往蓝布围裙上一擦，嘴角噙着浅笑，眼神里满是对新年的期盼。原本黝黑粗糙的墙面，在她手下变得干净平整，屋里的光线，也顿时亮堂了几分。

      清扫完毕，糊好的墙面还带着浆糊的甜香，便到了贴年画、粘窗花的时候。父亲踩着板凳贴年画，总爱选寓意吉祥的款式：《连年有余》里的胖娃娃抱着红鲤，《五谷丰登》上的麦穗坠着金黄。他先用手指在墙上比画半天，找准水平位置才肯动手，生怕差了分毫。我站在下面递浆糊，仰头看他专注的神情，阳光照在发梢，能看见几缕早生的白发。母亲带着我们贴窗花，红纸剪的喜鹊登梅、富贵牡丹，是她提前几日亲手剪就的，剪刀翻飞间，红纸便开出了鲜活的花。她教我们把窗花边角抹上少许浆糊，轻轻按在窗纸上，反复叮嘱：“轻点按，别把纸弄破了。”弟妹们围着叽叽喳喳，讨论着年画上的图案，母亲一边收拾浆糊碗，一边笑着回应，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温柔。空气里，浆糊的甜香、纸张的墨香，混着母亲身上淡淡的皂角味，那是独属于她的，干净又清爽的气息。

      如今身在城市，过年也会打扫房间，电动吸尘器、一次性抹布，省力又高效，却再也没有了当年扫舍的郑重与热闹。没有父亲亲手扎的高粱扫帚，没有母亲慢火熬煮的浆糊香，更没有一家人围着贴年画、粘窗花的温馨。也曾买过一模一样的年画，贴在光洁的墙面上，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滋味。父母离去后，许多过年的仪式都渐渐淡了，可每当腊月的风掠过窗棂，那些记忆里的场景总会清晰浮现：父亲挥着扫帚清扫房梁的背影，母亲贴报纸时专注的眼神，她手指上的厚茧，他额角的汗珠，还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时，空气里满溢的温暖与期盼。

      原来扫舍扫去的，不只是一年的尘埃，更是过往的琐碎与疲惫；糊上的，不只是旧报纸与年画，更是父母对家人的疼爱与对新年的憧憬。那藏在扫尘、糊墙、贴画里的年味，是父母用双手为我们搭建的温暖港湾，是童年最珍贵的馈赠。所谓年味儿，大抵就是这样：藏在一家人齐心协力的仪式里，藏在父母温柔的叮嘱与坚实的臂膀里，藏在那些看似朴素却满含深情的细节里。即便父母已远去，那些温暖的记忆也从未消散。岁岁年年，年关将近时，便化作最绵长的思念，温柔温暖着我往后的每一个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