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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觅源为识圣贤—读王安石的《伯夷论》
马胜锁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风风雨雨中,每天都发生着无数激荡风云的故事,今天要讲的这事,就发生在这古老的国度里,漫长的岁月中。话说,某天,王安石刚读完韩愈的《伯夷颂》,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头摇的像个拨浪鼓,不会搞错吧,不会搞错吧!一个大文豪,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怎么这点常识都没有啊!他的脑海里不停的翻动不食周粟的画面,心里却像打了一个结?这已不是第一次怀疑司马迁的“不食周粟”了,因为,他还曾多次在他人的文章里,读到过这句“不食周粟”,每当他读这样的文章,他的心就会纠结好几天。
为了司马迁“不食周粟”这句话,王安石几乎翻烂了《论语》和《孟子》,也没找到的伯夷,叔齐与周家不和的只言片语,他们一点也不像司马迁描述的那样,不食周粟,还叩马谏伐。这件事像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里已经很久很久了。终于在某一天,他拿起了笔,一篇《伯夷论》就这样走进了唐宋八大家的文集里。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 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矣,伯夷是已。”这是王安石在读完韩愈的《伯夷颂》之后,写在《伯夷论》的中的开场白。下面我们再看看《伯夷颂》中是哪话让王安石焦虑不安,茶不思饭不想耳!
韩愈的《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崪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有闻非之者也。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事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事矣。
文章不长,书中十二三行,但事交代的很明了,韩愈说,天下没有一个人反对武王伐纣,既使是殷商贵族微子,都认可周武王,抱祭器而去,而伯夷却耻于周家不仁,“周克殷商”,而不吃周家的粮食,事就这点事,不大也不小,说它小,因为历史上的大事海了去了,说它大,那是因为,它关乎一个人的声誉和清白。此话暂且不提。
在中国的文学大家庭里,司马迁,韩愈,王安石,可以说,他们的成绩斐然,一位是史学家兼文学家,一位是唐宋八大家,另一位也是唐宋八大家,他们本不生于一个朝代,也没什么事可以相干,但为一个并不相干的话题,一个人,让他们成为了今天,我要讲的问题里。这个人就是古者圣贤,伯夷和弟弟叔齐。
话说,“不食周粟”这个词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其背后的故事,也非常曲折动人,可以说,司马迁的“不食周粟”伴随着历史已走过两千年。每每在书中,只要提起伯夷,其后的跟贴必是不食“周粟”。这个“周粟”正是王安石要论给后人听的。可是,不知是后人没有感知到,还是被司马迁的一往情深所打动,时至今日,还在流传着“不食周粟”这个凄美的故事。
寻事找根,论理要深,故事的起因,就是从《论语》,《孟子》而起。那么,我们还是先回到《论语》,《孟子》里,看看孔子,孟子眼中的伯夷吧!
伯夷,何许人也?古孤竹国的贵公子也,他和弟弟叔齐被后世尊称仁者,圣贤。下面就是孔子眼中的伯夷,叔齐。
《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伯夷,叔齐,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立叔齐即位,叔齐说伯夷是老大应该让他继位,古代男子排序,伯仲叔季,等到孤竹君去世,大臣们拥立叔齐,叔齐说,伯夷是老大,于是逃走了,又让伯夷继位,伯夷也逃走了,后来,伯夷,叔齐一起到首阳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由于山居困饿,最后双双死于首阳山中。
《论语.述而篇》,冉有和子贡谈论蒯聩和儿子蒯辄为了王位而起纷争的事,他们想知道孔子在这件事上的主张,子贡就去找孔子问明白,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伯夷,叔齐相互让国,与蒯聩和蒯辄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个弃逃,一个是父子争权。在古代,王位一直是争斗的根源。因为牵扯着利益。伯夷,叔齐哥俩不愿从政都逃走了,而蒯聩和蒯辄为了王位打的不可开交,两相对比,熟贤,熟不贤,一目了然。蒯聩这件事就记录在《左传》里。下面再看看《论语.季氏篇》中,“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贤与不贤,民自有数,所以,伯夷,叔齐被称颂一点也不稀奇。
《论语.微子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这些话是孔子和子路在行路之时,路遇隐者前去寻问,所引出的话题。伯夷,叔齐隐居于首阳山中,却被司马迁误说成了“义不食周粟”,这就是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的原因之所在。
《史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部史集,即使你没有通篇读过,至少也了解一部分内容,其中有一篇《伯夷列传》,讲述了伯夷的故事,并说伯夷,叔齐,叩马谏伐,义不食周粟。司马迁还作了一首诗,《采薇诗》。
韩愈,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师说》,《进学解》,《争臣论》,《送孟东野序》,都是我们熟悉的好文,但他的《伯夷颂》估计读过的人不太多。《伯夷颂》里的观点是对司马迁的观点的继承和拥护,也是带点小讽刺的。韩愈的《伯夷颂》,其“不食周粟”,一看便知文章脱胎于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和《孟子.离娄篇》中。王安石读了《伯夷列传》,《伯夷颂》之后,提出了他的观点,王安石认为,司马迁,韩愈,他们写文章对后人不负责任,说的难听点,就是“罔顾事实”。因此,王安石隔空喊话韩愈,司马迁,说白了,王安石的脾气就是太直,太爱较真,他推行变法,虽然出于对国家负责,可曾得罪了多少人,可他在寻找真理的路上却从不退缩,从这件“不食周粟”就能管窥一斑,这种精神,最该我们后人学习和继承。
下面我们再读一读,《史记.伯夷列传》,其内容如下: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周文王)善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文王的神主牌位)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
孔子《论语》一书中,根本没有提及过伯夷与“周武王”家的事,“不食周粟”这一观点只是司马迁的一厢情愿,是他强牵附会的结果。当然,这样说有点过,可是,历史应该是严肃的,审慎的,古人不是一再提倡慎终追远吗?
接下来再来看王安石的文章,{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子,孟子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来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
通过读司马迁,韩愈,王安石三位大家的文章,我好像找到了他们的病因之所在,问题可能就出在《孟子.离娄篇》中,可能司马迁就是因为读了孟子的这段话,才编出了不食周粟的故事,《孟子.离娄篇》中,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在《离娄篇上》中,主要讲的是,君王实行仁政,天下之人没有不来归附,周文王,周武王,行仁政而天下来朝,可能在当时也有一些人认为“汤武革命”是“臣弑其君”,可能司马迁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来揣度伯夷并强加给他“不食周粟。”的吧!明朝陈仁锡说,“子长写夷齐之怨,乃所以自写其怨,寓意迫深,孔子以夷齐无怨,而太史公作传通篇是怨。”看来,王安石急的有道理,只是后人没有察觉罢了。
王安石的《伯夷论》其结尾一段“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
在《孟子》的其它篇章中,伯夷始终是逸民,是圣人,是仁人,且跟周武王家没有丝毫的关系。从以上内容看,读书,写书,一定要慎重。难怪我们的前人总是提倡,治学要严谨。文要真,人要稳,历史最好不要戏说,其实,《史记》里还有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强求司马迁,毕竟人的能力有限,加之时间跨度大,史料不全。历史如烟,人生总有盲点。
孔子说,不懂得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就不能立于社会,不懂得辩析别人的语言,就不能了解人。王安石是孔子的追随者,所以,他才这般不依不饶的非要以文相论,通过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闪光点。
我写这篇文章纯粹是个人观点,更没有诋毁前人的意思,我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想法来加以论述。希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史记.伯夷列传》,《伯夷颂》,《伯夷论》,重温历史,感悟岁月长河中的不平凡时刻。

马胜锁,沧州市人,六零后,文学爱好者,作品见于《天津散文微刊》,齐鲁文学,及其它报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