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觅源为识圣贤—读王安石的《伯夷论》

马胜锁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风风雨雨中，每天都发生着无数激荡风云的故事，今天要讲的这事，就发生在这古老的国度里，漫长的岁月中。话说，某天，王安石刚读完韩愈的《伯夷颂》，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头摇的像个拨浪鼓，不会搞错吧，不会搞错吧！一个大文豪，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怎么这点常识都没有啊！他的脑海里不停的翻动不食周粟的画面，心里却像打了一个结？这已不是第一次怀疑司马迁的“不食周粟”了，因为，他还曾多次在他人的文章里，读到过这句“不食周粟”，每当他读这样的文章，他的心就会纠结好几天。

   为了司马迁“不食周粟”这句话，王安石几乎翻烂了《论语》和《孟子》，也没找到的伯夷，叔齐与周家不和的只言片语，他们一点也不像司马迁描述的那样，不食周粟，还叩马谏伐。这件事像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里已经很久很久了。终于在某一天，他拿起了笔，一篇《伯夷论》就这样走进了唐宋八大家的文集里。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  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矣，伯夷是已。”这是王安石在读完韩愈的《伯夷颂》之后，写在《伯夷论》的中的开场白。下面我们再看看《伯夷颂》中是哪话让王安石焦虑不安，茶不思饭不想耳！

    韩愈的《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崪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有闻非之者也。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事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事矣。

   文章不长，书中十二三行，但事交代的很明了，韩愈说，天下没有一个人反对武王伐纣，既使是殷商贵族微子，都认可周武王，抱祭器而去，而伯夷却耻于周家不仁，“周克殷商”，而不吃周家的粮食，事就这点事，不大也不小，说它小，因为历史上的大事海了去了，说它大，那是因为，它关乎一个人的声誉和清白。此话暂且不提。

 在中国的文学大家庭里，司马迁，韩愈，王安石，可以说，他们的成绩斐然，一位是史学家兼文学家，一位是唐宋八大家，另一位也是唐宋八大家，他们本不生于一个朝代，也没什么事可以相干，但为一个并不相干的话题，一个人，让他们成为了今天，我要讲的问题里。这个人就是古者圣贤，伯夷和弟弟叔齐。

 话说，“不食周粟”这个词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其背后的故事，也非常曲折动人，可以说，司马迁的“不食周粟”伴随着历史已走过两千年。每每在书中，只要提起伯夷，其后的跟贴必是不食“周粟”。这个“周粟”正是王安石要论给后人听的。可是，不知是后人没有感知到，还是被司马迁的一往情深所打动，时至今日，还在流传着“不食周粟”这个凄美的故事。

   寻事找根，论理要深，故事的起因，就是从《论语》，《孟子》而起。那么，我们还是先回到《论语》，《孟子》里，看看孔子，孟子眼中的伯夷吧！

    伯夷，何许人也？古孤竹国的贵公子也，他和弟弟叔齐被后世尊称仁者，圣贤。下面就是孔子眼中的伯夷，叔齐。

《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伯夷，叔齐，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立叔齐即位，叔齐说伯夷是老大应该让他继位，古代男子排序，伯仲叔季，等到孤竹君去世，大臣们拥立叔齐，叔齐说，伯夷是老大，于是逃走了，又让伯夷继位，伯夷也逃走了，后来，伯夷，叔齐一起到首阳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由于山居困饿，最后双双死于首阳山中。

   《论语.述而篇》，冉有和子贡谈论蒯聩和儿子蒯辄为了王位而起纷争的事，他们想知道孔子在这件事上的主张，子贡就去找孔子问明白，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伯夷，叔齐相互让国，与蒯聩和蒯辄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个弃逃，一个是父子争权。在古代，王位一直是争斗的根源。因为牵扯着利益。伯夷，叔齐哥俩不愿从政都逃走了，而蒯聩和蒯辄为了王位打的不可开交，两相对比，熟贤，熟不贤，一目了然。蒯聩这件事就记录在《左传》里。下面再看看《论语.季氏篇》中，“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贤与不贤，民自有数，所以，伯夷，叔齐被称颂一点也不稀奇。

《论语.微子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这些话是孔子和子路在行路之时，路遇隐者前去寻问，所引出的话题。伯夷，叔齐隐居于首阳山中，却被司马迁误说成了“义不食周粟”，这就是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的原因之所在。

《史记》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部史集，即使你没有通篇读过，至少也了解一部分内容，其中有一篇《伯夷列传》，讲述了伯夷的故事，并说伯夷，叔齐，叩马谏伐，义不食周粟。司马迁还作了一首诗，《采薇诗》。

      韩愈，唐宋八大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师说》，《进学解》，《争臣论》，《送孟东野序》，都是我们熟悉的好文，但他的《伯夷颂》估计读过的人不太多。《伯夷颂》里的观点是对司马迁的观点的继承和拥护，也是带点小讽刺的。韩愈的《伯夷颂》，其“不食周粟”，一看便知文章脱胎于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和《孟子.离娄篇》中。王安石读了《伯夷列传》，《伯夷颂》之后，提出了他的观点，王安石认为，司马迁，韩愈，他们写文章对后人不负责任，说的难听点，就是“罔顾事实”。因此，王安石隔空喊话韩愈，司马迁，说白了，王安石的脾气就是太直，太爱较真，他推行变法，虽然出于对国家负责，可曾得罪了多少人，可他在寻找真理的路上却从不退缩，从这件“不食周粟”就能管窥一斑，这种精神，最该我们后人学习和继承。

    下面我们再读一读，《史记.伯夷列传》，其内容如下: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周文王）善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文王的神主牌位）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

   孔子《论语》一书中，根本没有提及过伯夷与“周武王”家的事，“不食周粟”这一观点只是司马迁的一厢情愿，是他强牵附会的结果。当然，这样说有点过，可是，历史应该是严肃的，审慎的，古人不是一再提倡慎终追远吗？

   接下来再来看王安石的文章，｛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子，孟子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来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

   通过读司马迁，韩愈，王安石三位大家的文章，我好像找到了他们的病因之所在，问题可能就出在《孟子.离娄篇》中，可能司马迁就是因为读了孟子的这段话，才编出了不食周粟的故事，《孟子.离娄篇》中，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在《离娄篇上》中，主要讲的是，君王实行仁政，天下之人没有不来归附，周文王，周武王，行仁政而天下来朝，可能在当时也有一些人认为“汤武革命”是“臣弑其君”，可能司马迁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来揣度伯夷并强加给他“不食周粟。”的吧！明朝陈仁锡说，“子长写夷齐之怨，乃所以自写其怨，寓意迫深，孔子以夷齐无怨，而太史公作传通篇是怨。”看来，王安石急的有道理，只是后人没有察觉罢了。

   王安石的《伯夷论》其结尾一段“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

   在《孟子》的其它篇章中，伯夷始终是逸民，是圣人，是仁人，且跟周武王家没有丝毫的关系。从以上内容看，读书，写书，一定要慎重。难怪我们的前人总是提倡，治学要严谨。文要真，人要稳，历史最好不要戏说，其实，《史记》里还有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强求司马迁，毕竟人的能力有限，加之时间跨度大，史料不全。历史如烟，人生总有盲点。

   孔子说，不懂得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就不能立于社会，不懂得辩析别人的语言，就不能了解人。王安石是孔子的追随者，所以，他才这般不依不饶的非要以文相论，通过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闪光点。

     我写这篇文章纯粹是个人观点，更没有诋毁前人的意思，我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想法来加以论述。希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史记.伯夷列传》，《伯夷颂》，《伯夷论》，重温历史，感悟岁月长河中的不平凡时刻。

 马胜锁，沧州市人，六零后，文学爱好者，作品见于《天津散文微刊》，齐鲁文学，及其它报刊等。